战争史_第5节

，他们到处都受压制。克劳塞维茨则鼓吹一种革命性的战争理念，努力把战争刻画为政治活动，但他想要说服的阶层却视政治为洪水猛兽。两人最终都找到了克服自己听众的思想抵触，争取他们的办法。马克思想出了一套他所称之的科学历史规律，用它向进步人士表明，无产阶级胜利不仅有希望实现，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实现。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个理论，把团级军官尽忠职守，甚至不惜死在炮火之下的价值观上升到了政治理念的高度，从而使他不必更加深入地阐述政治。

因此，《战争论》和《资本论》这两部题材迥异的著作归根结底可以算同一类的书。无疑，克劳塞维茨希望《战争论》能够达到启蒙运动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地位；也许他真的认为他不过是对客观现象进行了观察、描述和分类。马克思也做了很多描述，且非常准确。他利用斯密关于工业分工的精彩理论，把这种分工造成的情感定性为“异化”；于是，同是机器发明前制作别针的过程——一个人拉出铁丝，另一个人把铁丝切成小段，第三个人削尖针头，第四个人锻造针帽——斯密从中看到的只是指导着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奇迹般的运作；马克思却灵感触发，判断出这种工作给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带来的绝望会导致他所说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工人的经济制度中，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革命；他的观察很有道理，致使我们时代的工业家一直努力想办法，使流水线上工人的工作更易于忍受，甚至更有意义。克劳塞维茨也是从描述入手。他把军装、军歌和操练作为毋庸讨论的起点，进而论述说，士兵的遭遇，如困苦、受伤、死亡，会导致异化（虽然他没有用这个词），这必定会使军队在作战中溃败，而军事上的战败就等于革命，因此必须说服士兵们相信，虽然打“真正的战争”十分艰难，一般军队打的都是比较容易的“实际的战争”，但二者比起来，“真正的战争”更有利于国家。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受不了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造成的破坏比起革命来又是小巫见大巫；同样，常识也警告我们，“真正的战争”也许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当然，作为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从未设想过“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能完全弥合。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吸引力一直在于他思维的缜密。他强调存在着无形的因素，包括偶然、误会、无力、无能、政治立场的改变、意志薄弱或人心涣散等等。由于这些因素，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更可能是“实际的战争”而不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虽然克劳塞维茨给逃脱“真正的战争”的严酷留出了余地，但矛盾的是，《战争论》后来大获成功，这可能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克劳塞维茨在1831年欧洲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中染病去世，他至死壮志未酬，没能飞黄腾达，在自己的国家中基本上默默无名；《战争论》也只是经他忠实的妻子细心编辑过后才得以出版。马克思死于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的12年后，去世时也是失意之人；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言，欧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必然会导致革命，但巴黎公社的失败似乎意味着他这一预言的落空。但是，仅仅34年后，在一个落后到马克思认为根本不适于革命种子生长的国家，革命不仅生了根，而且开了花，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鏖战正酣之际，正是那场大战为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推动俄国革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残酷，正是克劳塞维茨坚持“实际的战争”必须和“真正的战争”合二为一的主张所产生的迟来的结果。

《战争论》的影响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它于1832—1835年间出版，40年后才流传开来，成名的道路迂回曲折。普鲁士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用兵如神，先是推翻了奥地利的强国地位，1871年，又在几周的时间内打败了法兰西帝国。世界当然想知道他成功的秘诀。毛奇说，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之外，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战争论》。此言成就了克劳塞维茨的身后之名。克劳塞维茨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当院长时，毛奇恰好是那里的学生，这一点没人提及，而且反正也不重要。《战争论》马上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为人们所争相阅读，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经常遭到错误的理解，但所有人都相信，它包含了作战成功的诀窍。

《战争论》自那以后一直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它成书以来战争的新发展证实了它的理论。那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所熟悉的团这一编制的普及。他在为战争是政治行为这一中心思想所做的各种限定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战争永远有它鲜明的特点，因此，士兵只要从事战争的活动，就会认为自己属于一种行会。在这个行会的规则、法律和习惯中，战争的精神占据首要的地位。”他所说的“一种行会”当然就是团的编制，接下来他对团的精神和价值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样的军队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也不会溃散；它不会被想象中的恐惧吓倒，也会无畏地面对实际存在的危险；它为胜利而自豪，但即使战败也坚强地继续遵守命令，保持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任；它钢铁般的力量如同运动员的肌肉，来自艰苦的训练和巨大的努力……它时刻牢记着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所代表的责任和品质——这样的军队浸淫着真正的军人精神。

他所谓的“军队”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团”。在19世纪的普鲁士，团简直是泛滥成灾；1831年，只有40个团，但到了1871年，团的数目就增加到了100多个，还不算步枪营和骑兵。每一个身体健康的普鲁士人都是某个团的士兵，至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时在团里当过兵，都明白“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

普鲁士的军队凭借着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争先恐后地按照普鲁士的模式建立起团的编制，从国家最精悍的年轻人中招募士兵，把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编作后备。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在回顾自己年轻时当兵的日子时，把那段经历看作自己从男孩儿变为男人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礼成为欧洲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欧洲男性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这一普遍现象被各国选民自然而然地接受为生活的常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军事化。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即战争是政治活动的继续。如果人民投票赞成征兵，或默许征兵的法律，怎么能否认战争和政治的确同属一个进程呢？

然而，战神可不是吃素的。1914年，欧洲各国由征来的公民组成的部队开往战场，后面尾随着预备役的大军，结果发现他们卷入的战争比想象的可怕不知多少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很快合为一体；克劳塞维茨通过对战争的冷静观察，注意到总有一些节制性的因素对战争的潜在性质和实际目的做出调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因素却踪影全无；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为打仗而打仗。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难以确定，现在则早已被弃之脑后；政治的克制被抛到九霄云外，呼吁理性的政治家遭到唾弃；即使在开明的民主国家中，政治也很快堕落为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打更大的战役、遭受更多的伤亡、制订更高的预算，总之，为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的作用不值一提。反而是在文化上，那次大战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可怕变异，是欧洲人在克劳塞维茨的世纪——从1813年他从俄国回来到1913年欧洲长期和平的最后一年——把欧洲变为尚武社会这个不自觉的决定造成的结果。克劳塞维茨并非这个文化决定的始作俑者，正如马克思没有推动在那同一个时期颠覆了自由主义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两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们撰写他们的伟大著作时，本意是要写成科学论述，实际却成了令人头脑发热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所阐述的世界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而是以后可能会发展而成的世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战争的性质只为它自己服务。按照他这个逻辑推理，以战争为目的的人很可能比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试图减轻战争破坏性的人更成功。这个颠覆性的思想统治着欧洲历史上最平安的一段时期的和平，它就像活火山的熔岩，在进步和繁荣的表面之下冒泡翻滚。那个世纪中创造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了和平的事业，用那些财富建立了中小学校、大学、医院、道路、桥梁、新城市和新工厂，构成了全大陆巨大的良性经济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民众健康的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新发明的军事技术，它也创造了打“真正的战争”的手段，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化社会。克劳塞维茨于1818年着手撰写《战争论》的时候，欧洲大陆已经解除了武装。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大军即逐渐解体，与他为敌的那些国家的军队也相应缩编。各地都废除了大规模征兵；军工产业土崩瓦解；将军回家养老；老兵沦为街头乞丐。96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几乎每一个健康的欧洲适龄男子的个人文件中都包括一张士兵身份证，上面写着如果发生总动员应到哪里去报到。部队的仓库堆满了为预备役士兵准备好的武器和制服，就连农民田里用的马匹也登记在册，以备发生战争时征用。

1914年7月初，欧洲约有400万军人；到8月底，军人的人数即飙升到2000万，而且已经有好几万人战死。隐藏在和平景象下面的武士社会手持武器破土而出，混战厮杀达4年之久，直到各方再也难以支撑才罢手。虽然不能把这场浩劫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然而，把克劳塞维茨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之父并没有错，正如把马克思看作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父一样正确。“真正的战争”的意识形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作战的军队因奉行此一意识形态而给自己带来的惨痛命运可能是克劳塞维茨最持久的遗产。

然而，克劳塞维茨不仅是思想理论家，还是历史学家。他除了在皇家军队中做过团级校官，亲身经历了法国革命军公民士兵的勇猛凌厉之外，还阅读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世纪20年代晚期，他在反思自己青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旋风式的事件时，把它们归因于：

人民初次涉足国家大事，而他们之所以得以参与国事，部分地是由于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状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对所有人构成的危险。这种情况将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今往后，欧洲的每一场战争是否都会使国家倾其所有，因此只会为了影响到人民的重大问题才打仗？抑或我们将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的逐渐分离？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虽然克劳塞维茨是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考受限于界定了他世界观的两个制度——国家和团，结果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观察在国家和团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社会中的战争是多么不同。毛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纯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曾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为那里的苏丹打过仗，所以他很清楚，在那类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形式可能是克劳塞维茨从未见过的，但与当地社会的性质却十分契合，甚至应该说是密不可分。

战争的不同形式中的第一种是神权政治对战争的抑制最终被实际需要所压倒，体现这种形式的是复活节岛的神秘历史。第二种是周围的动乱使相对温和的原始游牧社会变为极端尚武的社会，祖鲁王国即是例子。第三种是宗教禁止持同样信仰的人彼此作战，结果造成了军事奴隶制这种奇怪的制度，如埃及的马穆鲁克。第四种是日本的武士制度，它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结构而禁止采用更先进的作战技术。当然，上述情况克劳塞维茨基本上都无从得知。的确，在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描述太平洋航行的各种撰述轰动一时，但即使理论上他可能读到过关于居住在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日本武士时代制度的描述，他也不可能知道祖鲁人的情况，因为祖鲁王国雄霸南部非洲的时代在他去世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不过，关于马穆鲁克他倒是应该非常了解，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子民。即使到了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欧洲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他肯定知道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土耳其禁卫军，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在奥斯曼土耳其公共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他在研究中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丝毫未予考虑，这使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从军事奴隶制进一步放眼望去，看到波利尼西亚人、祖鲁人和日本武士更加奇怪的军事文化，看到他们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