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_第6节

形式与西方人心目中政治的理性南辕北辙，即可明白，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这一想法是多么片面、多么狭隘，也多么会令人误入歧途。

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离它最近的成片陆地一是2000多英里以外的南美洲，一是3000英里以外的新西兰。它也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小的地方，面积只有约70平方英里，是由死火山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岛。尽管它孤处海隅，但它却实实在在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波利尼西亚文化是太平洋中部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明，18世纪涵盖了一个三角区内的数千个岛屿；构成波利尼西亚文化三角区三个角的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夏威夷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人类开始在这三个地方定居的时间也相差数百年。

波利尼西亚文明极具冒险性。发现它的欧洲探险家和早期的人种学家难以相信，这个没有文字的文明的殖民范围居然可以如此广阔——波利尼西亚文明遍及38个大群岛和岛屿，海域面积达到 2000万平方英里；他们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假设，用来证明靠独木舟航行的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取得与著名航海探险家库克和拉佩鲁兹相媲美的航海成就，但那些假设全都不成立。波利尼西亚的文化高度一致，他们虽然居住在相隔甚远的岛屿上，但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的社会制度也惊人的相似，一直未变。

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以神权为基础。酋长被认为是神的后代，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是负责神和人之间的沟通，请求神赐予他的人民土地上和海洋里的出产；他通神的能力叫作神力（mana），他因此享受对土地、渔场、它们的出产和所有其他好东西独有的神圣权利，称为禁忌或塔布（tapu，又为taboo）。在正常情况下，神力和禁忌保障了社会惊人的稳定与和平。在最和谐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神权政治稳定地管理着酋长和人民之间，以及同为一个酋长后裔的不同部族之间的关系。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波利尼西亚的黄金时代。即使在宁静祥和的太平洋，情况也并不总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含意是资源总能满足人口的需要的话。虽然采用了种种办法来试图控制人口，如控制生育、杀死婴儿和鼓励岛民移民——他们称其为“旅行”，但各岛屿的人口仍不断增长。到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渔场业已充分开发，附近又没有可供开发的岛屿的时候，就出了大麻烦。波利尼西亚语中的武士（toa）和铁木是同一个词，人们用铁木制造棍棒和别的武器，用以解决人类普遍的问题，如受到侮辱，抢夺财产、女人，争夺权位，等等。一个酋长如果也能攻善战，他的神力就会增加。但是，动乱时期，不是酋长的人会打破禁忌，抢夺他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东西，给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次级部族可能上升到统治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部族可能会被完全逐出自己的地盘。

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复活节岛，造成了大量死亡。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在3世纪时找到复活节岛的，他们怎么能够在大洋中找到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定居地1100英里远的小岛，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他们找到了复活节岛，还带去了在岛上生活所需的主食，如红薯、香蕉和甘蔗。他们在岛上的三座山峰下开垦出耕地，打鱼，捕捉海鸟，定居下来。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还开始了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对神权原则最盛大的敬奉。虽然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似乎从未超出过7000人，但这些人在后来的700年间雕刻出了300多座大多比真人大5倍的巨型雕像，把它们树立在宽阔的神庙广场上。在16世纪期间，复活节岛上树立雕像的最后阶段，岛上的人还发明了一种文字，祭司似乎用它来帮助记载口述历史和族谱。这是那个文明的巅峰时代，在那段时期内，酋长代表诸神行使的力量和权威保障了和平与秩序。

后来情况开始不妙。人口的增长不知不觉地逐渐耗尽了岛上的资源。砍伐森林减少了降雨，土地的产出开始下降；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有所减少，这就影响到了出海捕鱼。复活节岛上的生活开始严酷起来。一种新的制品“mata’a”出现了，它是用黑曜岩削凿而成的标枪矛头，十分尖利。叫作“手上染血的人”（tangata rima toto）的武士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创始的酋长居于顶层，下面由各个部族组成；现在分成了住在岛屿两端的两个集团，彼此之间不断交战。作为创始酋长后裔的大酋长沦为象征性的傀儡，谁也不再把他的神力当回事。在战争导致的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大批雕像被推倒，或者是作为对敌对部族的神力的侮辱，或者表示民众反叛自己的酋长，因为他没能用神力保护他们。最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宗教，与波利尼西亚庄严的神权政治判若霄壤：“手上染血的人”比赛看谁先找到乌燕鸥的蛋，第一个找到的人就被尊为酋长——任期只有一年。

荷兰航海家罗杰文（Roggeveen）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时，岛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相当严重；到19世纪末，由于混乱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有些人被欧洲人掳去做奴隶，还有些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岛上居民只剩了111人。他们伟大的过去只通过口述历史保留下来一个梗概。人类学家根据岛民的口述和惊人的考古发现，重建了复活节岛历史中他们所谓“衰落时期”社会的伤心景象。证据不仅表明那时战事频仍，还有迹象表明有人吃人的情况，并显示有些岛民想方设法逃离战争的荼毒。许多天然的山洞和火山熔岩形成的通道用从安置雕像的平台上撬下来的削凿整齐的石板挡住出口，成为个人或家庭的藏身之处；在岛的一端，挖了一条沟渠把一个半岛与主岛隔离开来，这肯定是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举措。

藏身地和战略防御是军事分析家熟悉的三种防御工事中的两种。复活节岛上只缺第三种：地区要塞。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岛上的战争缺少某个方面，只是说明了战场是多么狭小。在岛上逼仄的空间中，岛民似乎通过血淋淋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们无疑学会了克劳塞维茨大力强调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波伊克半岛上的工事似乎表明，他们有些人同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最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句格言；鉴于17世纪期间岛上人口的剧减和新发明的黑曜石矛尖的大批生产，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尝试过克劳塞维茨式战争的鼎力之举——大决战。

但是，结果是自我毁灭！克劳塞维茨也许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政治是为文化服务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十分友善的文化。1761年布干维尔到达塔希提岛时，宣布他找到了伊甸园。他关于那里美丽的人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介绍在欧洲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建立了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景仰，滋养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对18世纪欧洲井然有序但矫揉造作的社会的厌倦和不耐烦。这种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催生了政治上的不满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二者合力推翻了君主统治，向往高尚的野蛮状态的欧洲人从此摆脱了他们自小熟悉的政体形式。

克劳塞维茨崇尚大决战这种戏剧性的行为，赞美唯我独尊的领袖人物，具体来说就是拿破仑，这说明他和所有反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人一样，是浪漫派。然而，他对国王和部队的忠诚又证明他仍然受到神力和禁忌的束缚而不自知。在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的欧洲，团编制的军队是约束作战者的暴力行为，使其为君主所用的手段。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非常古怪地认为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一概欠缺，所以它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鼓励军官打仗时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无情的程度超过了别国国王心目中恰当的界限。他为了传播他的神力而破除了禁忌，使别的国王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腓特烈大帝并未越轨，他不过是把战争的残酷程度推到了当时的行为守则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克劳塞维茨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皇家的神力和作战的禁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他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为新秩序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秩序，而且他的战争理论将导致欧洲文化的毁灭，对此他却完全没有看到。这怎么能怪他呢！复活节岛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地处偏僻的海隅，岛上发生的悲剧又远在更大、更友善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当时岛上的人如果有能力清晰达意，一定会说，客观情况的变化使文化上的革命成为必然。他们甚至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意思相当于“政治”的词，来描述每年当第一个找到乌燕鸥蛋的人成为酋长后，为培育对他的忠诚而采取的种种举措。现在这些都已无从知晓。第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历经战乱的居民劫后余生，万物凋敝，因此无法对他们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可靠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对波利尼西亚文化没有好处。那个文化尽管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活力和创新沾不上边，但它调整当地的资源适应于它确定的目的，与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状况契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神力和禁忌在酋长、武士和部族成员各自的作用之间确定了平衡，维护着所有三方的利益；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政治”的话，那么战争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继续。“真正的战争”来到复活节岛那个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一角时，首先消灭了政治，然后毁掉了文化，最终几乎灭绝了生命。

祖鲁人

复活节岛上的人试验自己发明的全面战争，互相厮杀得血流成河，但外部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祖鲁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在19世纪初的军事革命，卷入了一场与西方文明的高调冲突之中，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较晚，克劳塞维茨不太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南部非洲高潮迭起的冲突，不过他对于本书以后将要讲到的马穆鲁克的故事应该非常了解。事件的高潮现已成为现代最伟大的通俗历史故事，成为南非白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南非白人在比勒陀利亚用大理石建造的神庙中，和他们的先驱定居者作战的祖鲁勇士的雕像和布尔人英雄的雕像一样被刻画得英姿勃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南非白人的神话需要他们的敌人既高尚又可怕，而祖鲁人从他们的国家自19世纪初兴起到在1879年的战争中大败亡国，其间的确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战士。

祖鲁人原来民性温和，以放牧为生。他们的祖先恩古尼人也是放牧民族，14世纪从遥远的北方移居非洲东南沿海地区。三个世纪后，因海难沉船逃到陆上的欧洲人描述道，“他们彼此交往……彬彬有礼，热情健谈，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互相敬礼”。他们对陌生人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非常安全；只要当心别携带铁或铜，因为这些金属太稀罕了，会“诱发命案”。他们非常遵纪守法，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奴隶制，复仇“基本没有”；若发生争端即诉诸酋长，对酋长的裁决“没有二话”地接受。酋长也受法律的管束，若有过错会被辅佐他的谋士处以罚款，或由地位更高的酋长把他的决定推翻。

虽然早期来访的欧洲人注意到恩古尼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道（ubuntu），但恩古尼人也打仗，也发动战争。作战的原因通常是争夺牧场。对于一个牲畜多于人的社会来说，牧场是至为重要的资源。战败的一方必须迁去较为贫瘠的地方。这是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的原始人群的典型情况，战败的结果不是遭到屠杀，而是搬迁。

战斗通常高度程式化，有双方的老老少少在一旁围观。开始时是互相叫骂，一旦发生伤亡，战斗即告结束。对暴力的程度有习俗的管理，也有自然的限制：因为缺少金属，所以武器是用经火烧变得比较坚硬的木头做的，打仗时向敌人投掷，不做近身格斗。如果一个武士不巧打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就必须立即离开战场去辟邪。不然的话，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一定会作祟，使他和他的家人患上不治之症。

几十年后的19世纪初，这种典型的“原始”作战方法突然被推翻了。恩古尼一个叫祖鲁的小部落的酋长沙卡带领着一支经过严酷训练的军队，打仗时务求全歼敌人。他的祖鲁王国因此成为南部非洲的强国。别的部落被祖鲁人打得落花流水，只能乱哄哄地逃往别处，有时要远走好几百英里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目睹沙卡崛起的欧洲人和对波利尼西亚人娴熟的航海技术大惑不解的航海家一样，努力想为这个似乎没有自然成因的现象找到解释。一种说法是，沙卡遇到了欧洲人，学会了欧洲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这肯定不是真的。但有一点是真的，即到18世纪末，北部恩古尼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景不再。标志着财富的牲畜越来越多，超过了“肥沃”草场的承负能力。西面巍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山脚下的“贫瘠”草场无法维持畜牧经济。北面的林波波河是采采蝇的肆虐地带，因此无法向那里扩张。16世纪时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玉米导致了南部恩古尼人口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