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_第4节

在乡间拥有土地的贵族募集军队；国王赋予贵族拥有当地土地的权利和主事的权威，贵族则保证当国王需要时，根据自己所有土地的大小按比例提供一定数目的武士，时间的长短事先说定。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由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原始经济中，粮食的收获和分配受制于运输方面的困难，所以武士必须牢牢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权得到收获的粮食，不致沦为劳动阶层。

然而，这个封建制度并不整齐划一；它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形式大不相同，难以分门别类，执行的效率也非常低下。到15世纪，效率已经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欧洲内有分崩离析之忧，外有强敌窥伺之患，几乎处于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封建贵族的军队根本无法掌控局面。曾尝试过给祸患最大的地区的贵族以更大的独立，或付酬金给参加打仗的骑士，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提高军队作战效力的初衷，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拥有封地的贵族不肯应召率兵勤王，而是构筑高墙深垒，组建私家军队，擅自出去打仗——有时是对国王作战。国王如果有钱，会招募雇佣军来补充封建贵族派来的军队。到了15世纪中期，欧洲的国王和大土地领主都深受雇佣军之害。原来招他们来打仗，答应付他们钱，但后来钱用光了，于是他们就在当地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拿不到钱的雇佣军成了一大祸害，有时老百姓对他们就像对马扎尔人、撒拉森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入侵者一样害怕，就是这些入侵者造成了欧洲到处兴兵备战、堡垒林立。

统治者左右为难：若是招募更多的雇佣军来恢复秩序，就要冒出现更多流寇的风险（法国人叫他们“écorcheurs”，意思是焦土者）；若是对无法无天的乱象放任自流，就意味着耕种土地的农民难逃遭到强奸和抢劫的命运。最后，受害最深的法国国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查理七世认识到，焦土者“虽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武士中为人不齿之徒，然而，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国王或高等贵族的承认，”于是，“1445—1446年间，他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开始建立常备军，而是从大量的士兵中”择优录取。被选中的雇佣兵组成编制一致的连队，并得到正式承认，成为为国王打仗的仆人。他们的职能还包括消灭除他们以外的其他雇佣兵。

查理七世的发明称为“连队编制”（compagnies d’ ordonnance），由步兵组成；步兵的社会地位低于封建骑兵，打仗时在气势上就先落了下风。别人对他们也不看好，因为人们普遍怀疑他们在战场上能否抵挡得住骑兵。其实有些步兵，特别是没有君主的瑞士人，已经表明他们只用长矛大刀就能打败骑兵；当简便有效的手枪在16世纪初得到普及后，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伦理的问题即通过技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那以后，骑兵虽然仍坚持要社会承认其古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在步兵手下连连受挫，在战场上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由于火药对作为封建骑兵首领的贵族所据要塞的打击，骑士的社会地位也每况愈下。查理七世之后的查理八世首先有效地使用了机动大炮这一新型武器，它强大的打击能力使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倚仗坚固的堡垒来蔑视王室的权威。这一过程始于15世纪90年代，到了17世纪初，那些贵族的后代被国王赐封为陆军上校就已经引以为荣。

上校是“团”的领导，下属几个“连”；经验证明，“连”这个单位太小，在战场上不能独当一面，社会地位高的人也不屑当连级指挥官，除非是皇家禁卫连。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中的团级上校指挥的是自家的军队，和进入18世纪很久后仍然与新兴的皇家军队共存的雇佣军的首领一样。皇家从国库给拥有自家军队的团长拨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由他们随意用这笔钱来给士兵发饷或买制服，团还经常靠出售上尉和中尉这些下属军官的职位来增加收入；直到1871年，英国军队中还流行“买”军衔的做法。

封建时代晚期和宗教战争期间，雇佣军只要钱一用光，通常就解散各奔前程（除非像在意大利的几个城邦所发生的那样，被雇的人控制了政府）。新生的团却很快形成了与雇佣军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它们成为皇家——后来是国家——的永久性机制，通常在省级城市建立固定的司令部，从周围地区招募兵员，军官则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几个贵族家族组成的小圈子。1792年，克劳塞维茨年方11岁就参了军，他加入的普鲁士第34步兵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团。它创立于1720年，驻扎在离柏林40英里处勃兰登堡的新鲁平镇；上校是皇族的一位亲王，军官来自普鲁士小贵族；士兵则募自社会上最穷苦的人，没有服役期限。士兵都带着家眷，再加上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战友，占了镇上人口的一大半。

100年后，这样的营镇遍布全欧洲，有的镇里驻扎着好几个团。那些部队中最坏的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情人渥伦斯基所属的团。在托尔斯泰笔下，那是花花公子的俱乐部，军官既懒惰涣散又趾高气扬，关心自己的坐骑甚于关心士兵。但是，它们中间最好的成了“国家的学校”，鼓励军人培养自制力和强健的体魄，并教他们熟练掌握读、写和算术。克劳塞维茨所属的团是这种最好的部队的先驱。团长建起了团属学校，教育年轻军官，教士兵学习读写，还教他们的妻子纺纱和织造花边。

上校们对自己部队的“育人”活动深为自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使他们的部队成为改善社会的典范，而改善社会是启蒙时代的人所深深向往的目标。虽然士兵实际上是奴隶，除非开小差，否则就相当于被监禁在兵营所在的镇子里寸步难行，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构成了至为壮观的景象。与居住在乡间的粗野村民比起来，他们似乎属于另一个物种；长期的军旅生涯也使他们习惯了军营的生活方式。对普鲁士老兵的凄惨状况多有描述，他们年老体弱，已不能再上战场，但部队开拔去打仗时，他们还是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因为他们除了当兵，别无所长。使用操练手册和鞭子训练出这些士兵的上校们也许从心底相信，自己是促进社会美德的力量。然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那是在自欺欺人，原因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太成功了。当初成立团是为了把社会上的捣乱分子与社会隔离开来，以保护社会，尽管这个初衷后来被遗忘了。后来，团发展到完全与社会隔绝，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则、程式和纪律。

对于普鲁士军队社会职能的缺失，年轻的克劳塞维茨本来不会操心，但普鲁士因此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克劳塞维茨参军不到一年，就投入了对法作战；法国士兵作战的动机和克劳塞维茨指挥下的前农奴的动机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士兵都经过密集的宣传动员，相信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对仍保留着君主制的欧洲国家作战，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地方的贵族社会全部推翻。他们不仅要保卫国内的大革命成果，而且还要在人民仍然遭受奴役的地方播下解放的种子。法国革命军得胜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无论原因如何，革命军都几乎是百战百胜，即使在共和国卫士波拿巴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拿破仑皇帝之后，他们仍然是一路告捷。

1806年，拿破仑开始专心对付普鲁士；几周内，他的大军如疾风扫落叶般解决了普鲁士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成了战俘，被抓到法国，获释后回国仍旧做军官；但此时普鲁士的军队只剩了零头，只是在法国的容许下才得以苟延残喘。有几年的时间，克劳塞维茨与他的两位上级沙恩霍思特（Scharnhorst）将军和格奈泽瑙（Gneisenall）将军一起暗中策划，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扩编队伍。但到1812年，他抛弃了这种渐进式的做法，走上了“实际爱国者”（double patriot）的道路。在“实际爱国主义”（double patriotism）精神的驱使下，他违背国王的命令，拒不跟随拿破仑入侵俄国，反而为了争取普鲁士的自由而加入俄国沙皇的军队。他作为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1813年仍然穿着俄国军队的制服回到普鲁士，参加普鲁士的解放战争。顺便说明，“实际爱国主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军官奉行的准则。他们抗拒天皇政府的温和政策，但他们说那是因为他们要为天皇的真正利益服务。

克劳塞维茨若非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孤注一掷，也不会走上这条颠覆性的道路；他选择了这条路，就开始了思想的离经叛道，进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1806年的惨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念，然而，他自小被灌输的团文化价值观并未受到影响。他对于战争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一种召唤；军人，特别是军官，以自己的行为在战斗中逆天性而动。天性要人逃离危险、贪生怕死、只顾自己；天性使人像哥萨克人一般行事——要不要作战全看自己的兴致，如果对自己合适，可以在战场上就做起买卖来；这是“实际的战争”最恶劣的表现。另一方面，绝对服从、勇往直前、自我牺牲、荣誉至上这些团文化的理想若能得到充分实现，就离克劳塞维茨心目中职业军人应为之奋斗的“真正的战争”不远了。

如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的，“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之分并非由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在19世纪早期即已在普鲁士军队中流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与当时在普鲁士的大学和文化生活中风行一时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没有正式学习过哲学，“他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参加为大众举办的关于逻辑和道德的讲座，阅读相关的非专业书籍和文章，从周围的文化环境中汲取二手和三手的思想主张”。那个文化环境帮助形成了克劳塞维茨以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军事理论，也为他提供了向别人宣传此一理论的最有效的语言、论点和方式。

1813年，克劳塞维茨身穿俄国军服回到普鲁士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再要当普鲁士的军人已经不可能了，但他仍然是热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想为祖国的军队设计一套能保证将来获胜的战争理论，但他的祖国却并未表示出像法国那样进行巨大内部变革的意愿，而法国正是因为经过了那样的变革才战无不胜。克劳塞维茨自己也不想普鲁士做出那样的变革。他蔑视法国人，认为他们民族素质低下，比不上普鲁士人——法国人狡诈油滑，普鲁士人却诚实高尚。他从小受到的忠君教育和军队文化的熏陶也对他影响至深，所以他不想看到革命的理想传入普鲁士王国。尽管如此，理智告诉他，法军是靠革命热情赢得胜利的。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政治就是一切；而在普鲁士，即使在拿破仑战败后，政治也基本上只是国王的心血来潮。因此，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能在没有革命掀起的政治热情的情况下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队那样作战？如何能不要共和国，仍能动员起民众积极参战？克劳塞维茨亟须找到适当的辞令来说服普鲁士的军队，使其认识到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越接近“真正的战争”，就越能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实际的战争”的种种不足、它与“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这些应该视为战略对政治现实做出的让步。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普鲁士士兵处于政治上天真未凿的状态，但区别在于从今往后，他们作战时将会如政治的火焰在血管中喷发般勇猛无畏。

从某个意义上说，克劳塞维茨对他所面对的这个军事难题找到的解决办法与几年后马克思对他所面对的政治难题的解决办法大同小异。他们两人都是在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过马克思接受了哲学思辨的训练，而克劳塞维茨却没有。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克劳塞维茨一直深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其中最欣赏他的就是列宁。原因显而易见。辩证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克劳塞维茨则使用辩证的方法推理说，在战争中，越坏越好，因为越坏就越接近“真正”的，而不是“实际”的战争。马克思后来也说越坏越好，政治中的最坏是阶级斗争的顶点——革命，它将推翻空虚的“实际”政治，迎来无产阶级胜利的“真正”社会。

马克思提出自己理论的动机与克劳塞维茨的不同。马克思更加大胆无羁，克劳塞维茨却仍抱着自己作为体制内一分子的身份不放。他希望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或总参谋长，结果未能如愿，他对获得的历次升迁和各种荣誉欣然接受；马克思则是甘于做体制外的人。流放、贫穷、普鲁士国家的诅咒，这些只能使他越战越勇。置身于体制外更加强了马克思的力量，而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只有留在体制内才能改变它。不过，在思辨上，他们二人之间同多于异，因为他们都需要克服同样的困难，需要说服各自的听众接受为人所强烈抵触的观点。马克思主张革命，但社会中的进步分子对革命已完全幻灭，他们记得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的革命俱已失败，他们还将看到1848年的革命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无论是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