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头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权位者的面子远比文人的性命重要得多。
张籍此时就到了必须说“不”，并思考怎么样说“不”的时候。
张籍（约767—约830年），唐代诗人。字文昌。原籍苏州，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至和州，访张籍。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年）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十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被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十五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年），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年），迁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
张籍这首诗，表面上看去，似乎叙述的是一个有夫之妇受到了别人的引诱，并赠给她明珠作为礼物，而女子似乎也对此人有点意思，但是怎奈罗敷已有夫，于是只好将明珠还给男子，暗自神伤。但是，在这首诗的诗题下还有一行字：“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这才揭示了此诗真正的含义。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当时的节度使们为了扩张势力，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官吏也纷纷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据史载，李师道与当时另外一个节度使王承宗互相勾结，与中央对抗，为了阻止政府军平定蔡州吴元济叛乱，他们竟然烧了河阴粮仓，多为不法，“所在窃发，焚襄州佛寺，斩建门戟，烧献陵寝宫，欲伏甲屠洛阳”。（《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承宗传》）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坚决反对李师道和王承宗的分裂割据阴谋，元和十年六月，李师道和王承宗合谋，派遣刺客埋伏在长安靖安里，在上朝的路上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并将裴度重伤，朝野震惊。国人皆知二人合谋刺杀宰相，但却无人敢指出。只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冒冒失失上了一本，要求捉拿凶手，结果被当权者找了个“越职言事”的借口，贬到地僻荒远的江州去当司马。
张籍是韩门大弟子，对李师道的拉拢他显然是不愿接受的，但是李师道和王承宗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如何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说“不”就成了一个颇费脑筋的问题。
整首诗以女子口吻写出，以男女关系喻上下尊卑，这个传统从《楚辞》以来就有。首句说你明知道我有丈夫，却还赠我礼物，柔中带刚，指出了对方不守礼法。但是若一直这样刚下去，又恐对方面子上不好看，于是马上一句话挽回：我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你，我把你赠予的礼物系在胸前，玩赏不舍。可是我家的家境也是很好的——高楼连苑，丈夫身份体面——执戟明光，虽然知道你也是一片深情，但是我已经和丈夫约定同生共死了，这几句其实也暗示了，自己心属朝廷，而不在藩镇。最后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传诵为千古名句，不过后人多是从男女情爱方面来玩赏的，但在当时，估计李师道看到这最后一句的时候，即使心里还是有些不了然，但是也无可奈何了——对方说了“不”，却又为你留了“面子”，如此有礼有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籍终于靠这首诗逃过一劫。之后，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军攻破蔡州，活捉吴元济。裴度派人游说，迫使恒州的王承宗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二月，裴度又派兵攻陷郓州，作恶多端的李师道被诛杀。
作一次浪漫的弊朱庆馀
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考试入官之法，古已有之。汉代的察举之制中，即包括考试。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但是他也为中国教育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贡献，那就是创造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创造之后即沿用千年，直到清末才被废除。唐代完善了隋代的科举制度，但是毕竟处于科举的初级阶段，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其中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行卷”“温卷”之风即属此类。
据《云麓漫钞》记载：
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之后又投，谓之温卷。
这就是说，当时的举子在考试前，必须先通过名人将自己介绍给考官，然后将自己平生得意之作呈现给考官，这叫“行卷”，过几天之后，再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考官以加深印象，叫“温卷”。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等于作弊，但是在当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至多也就算是钻制度的空子而已。在浪漫的唐代，的确也有很多诗人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取得了功名，还留下了佳话。王维被岐王推荐给玉真公主，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获得顾况青睐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行卷”“温卷”最著名的，当属朱庆馀了。
朱庆馀，名可久，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宝历进士，官至秘书省校书郎。朱庆馀到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有人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水部员外郎张籍。张籍怜才惜士，喜奖掖后进，一见到朱庆馀就大为激赏，引为知音。并且要来了朱庆馀的新旧作品二十六篇，藏在袖子里，见到人就拿出来推荐。大家看到张水部都如此看重这个年轻的读书人，于是都争相传抄朱庆馀的作品，于是朱庆馀一时名满京城。但是到考试之前，朱庆馀还是惴惴不安的：张籍为自己打的广告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作用是否已经作用到最关键的人——考官的身上？朱庆馀一直想了解自己考试的前景如何，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近试上张水部》。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闺意呈张水部》，所谓“闺意”，也就是男女之情。这个题目很明显地表明了朱庆馀此诗的手法：借用男女之情来探寻考试情况。
诗歌的首句即为我们描写了背景：洞房花烛之后，夫妻恩爱之夜。燕婉甜蜜，可是，东方露晓，新嫁娘将要接受她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考验：要见公婆了。新媳妇初次拜见公婆，心里总难免忐忑不安的，为了这次拜见，新娘子想必也做了很多准备，一大早就起来，坐在梳妆台前“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了。可是，装扮来装扮去，仍然心有不安：自己化妆的式样是否是公婆喜欢的呢？于是化妆完毕之后，还是悄悄问问夫君：“我的眉到底是画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公婆才会喜欢呢？”中唐王建有一首《新嫁娘词》，里面那个新娘子的“小聪明”跟这里的新娘颇有类似之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不过，朱庆馀此诗中的新嫁娘显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新娘子，实际上是暗指的自己，而“公婆”则是暗指考官，那么与新嫁娘燕尔新婚的新郎官，无疑指的就是赏识自己并不遗余力为自己做宣传的张籍了。
中国文学中这种借用男女之事寻求帮助、抒发情感的方式叫“香草美人法”，其由来十分久远，《诗经·关雎》首开先例，之后屈原作《离骚》，后人评价其也是典型的“以香草美人喻君臣之义”。因为男女之情是世间最普遍最常见的感情，最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最容易感染读者，因此，此法使用十分普遍。前节谈过，当为非作歹的节度使李师道想拉拢张籍时，张籍就使用“香草美人法”写了一首《节妇吟》来婉言谢绝。因此，他对这种手法可以说谙熟于心，因此，一看到朱庆馀的诗，就心领神会：对方实际上是在询问：我的作品还可以吗？主考官们喜欢吗？于是，张籍用同样的手段，也回了朱庆馀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朱庆馀是越州人，越州出美女，西施据说就出生在此地。于是张籍干脆就把他比作越州美女，安慰他：你应该像美女一样，要对自己的美丽有充分的自信。你的文章犹如越女所唱的菱歌，一曲即价值万金，是珍贵的齐纨也无法买来的。其实也就是明白地告诉了朱庆馀：放心吧，考官那边我已经搞定了，你就放心参加考试吧！
后人评说，唐代的行卷、温卷，“可以见举子之史才、诗笔、议论之高下，增加了考官评判的准确性，尤其是在糊名之制尚未全面推行之时，尤为重要”。（任爽著《唐朝典制》）但是，至于末世，这种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赤裸裸的作弊了，“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群书考索》续集）不过，如朱庆馀与张籍这样的诗歌酬唱佳话，即使算是作弊，也应该算是极具浪漫色彩的作弊，这种“作弊”方式，大概也只有富于浪漫情调的唐代人才能想得出来吧？
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
对大历诗人，很多人的评价是“气骨中衰”，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变故后，盛唐的高蹈豪迈已经成为过去，诗人们纵有复兴之志，但也无回天之力了，因此他们大多是以诗歌委婉地表达自己悲苦的人生。
但是诗歌的长河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之后，注定要进入另一个激流汹涌的险滩。大历诗人的沉郁似乎是在为另一个锋芒毕露的高潮蓄势，这个高潮就是韩愈孟郊和他们倡导的韩孟诗派。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小时家境艰难，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时，他先中进士，然后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只好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官至太子右庶子。
在文学史上，韩愈最著名的是和柳宗元一起反对六朝骈文，倡导了“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他的创作也与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后人评价韩愈诗歌追求“奇崛险怪”，好涉险猎奇。有些诗歌气势磅礴，颇有盛唐遗风，但是有些也用语生涩，难以卒读。比如他的《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
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整首诗虽然写得怪不可言，但是也极具气势，比起中唐很多诗人的沉吟婉转，也可算别开生面。韩愈诗歌另一个特点就是以文入诗，这可能与他身为最著名的散文家有关。
韩愈既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就是说，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也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寄卢仝》）
且不说“破屋数间而已矣”是纯粹的散文句，还带之乎者也这类虚词，就是其他各句也都是散文化的，从语序看都符合口语的习惯。不过这种平直浅白的散文句，却又别有一种潇洒自在，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
——《唐之韵》
而韩愈诗歌主张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还是那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这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同时也是他为人的信条。
不平则鸣
韩愈二十岁考进士，但是三试不第，二十五岁上终于考上了，但是又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所以没法做官，只好到藩镇手下做幕僚，后来才回京，任四门博士。在当时，人皆以从师学习为耻，而韩愈任博士之后，大胆招收后学，提倡从师，并写下了著名的《师说》，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重点篇目。文章开篇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文章中提到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从师观念，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柳宗元评价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而韩愈的“狂”不仅体现在“好为人师”上，三十六岁时，韩愈担任监察御史，一年天旱人饥，韩愈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得罪了当政的京兆尹李实，于是被贬为阳山令，遭遇了他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直到顺宗退位，宪宗即位，韩愈才回到京城。遭遇了仕途困顿的韩愈，照理说应该汲取教训，不再作狂夫之言了，可是，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将韩愈以斗士的形象列在了儒家先贤的行列之中，也使他以复杂的身份，被列入了中国文化史、诗歌史和佛教史中。
虽千万人?吾往矣！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期，到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唐代国教本为道教，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与李唐势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许禅宗北宗领袖神秀肩舆上殿，亲加跪礼，供奉于长安内道场。还下令“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造成举国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后之后的中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发展到极盛。
佛教的兴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胁，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书高祖，说佛经使中国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认为佛教主张的布施和食素其实是愚民们的贪婪虚妄之想。（“布施一钱，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