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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什么东西才是可信的呢？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现在就去找呀！”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还有比自尊心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弄明白这个老头子。
虽然难于捉摸，但他很坚定，好像再活一百年他还会是这个样子。在惊人的动摇分子中间，他仍能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本色。经学家也同样给我这种坚定的印象，但他的这种印象让人有点难受，而奥西普的坚定却不同，它更使我感到愉快。
人们的摇摆性过于引人注目。他们那种从这一立场跳到另一立场的变戏法似的跳跃，我已司空见惯，所以对这些无法解释的跳跃也就见怪不怪了，它已悄悄地熄灭了我对人们的热切兴趣，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飞速地驶来一辆散了架的四轮马车，车座上坐着满脸阴沉的喝醉了的马车夫，他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破裂，直打酒嗝。醉醺醺的格里哥利·什希林四肢摊开在马车里躺着，一个肥胖的红脸的姑娘挽住他的胳膊。姑娘戴着一顶草帽，上面系着红绸子和樱桃珠子，手里撑一把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洋伞，摇晃着身子，大笑大嚷道：
“鬼东西！市场不开市，还休息，可是他却把我带到市场上来！”
精神颓丧、衣冠不整的格里哥利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这些观众宣称：
“我下跪了——我犯了大罪！我脑袋一热，就犯下了罪，成了这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对。诸位，你们就饶恕我吧！我要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我们只活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姑娘们大喊大笑，跺着双脚，把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则阴郁地喊道：
“快上车，我们要往前开了！哈尔拉梅，我们走，马站不住了！”
这是一匹又瘦又弱的老马，满身是汗，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情景显得有点儿可笑。格里哥利手下的工人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望着打扮起来的女人和那个傻乎乎的马车夫，也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福马一人没笑。他站在铺子门边，和我在一起。他嘟哝道：
“跟母猪搞上了……他家里还有老婆呢，一个挺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催着要走，姑娘从车上下来，把格里哥利抱回车上，放在自己脚边，摇着洋伞喊道：
“走吧！”
工人们善意地嘲笑了自己的工头，同时也羡慕他。后来福马吆喝了声，大家又开始干活了。显然，福马不高兴看到格里哥利那副可笑的样子。
“还是个工头呢！”他嘟哝道，“不到一个月就要收工了，我们就要回乡去了，他却熬不住了……”
我为格里哥利感到遗憾。他竟和那个挂樱桃珠子的姑娘搞在一起，荒唐得实在令人生气。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格里哥利·什希林能当工头，而福马却是他手下的工人呢？
福马是一个结实、白净的小伙子，卷头发，鹰鼻子，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灰色聪明的眼睛，他不像一个庄稼汉，如果好好地把他打扮一下，他简直就是一个良好家庭的商人儿子。他是一个沉静的人，不爱说话，很务实；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当了工头的会计；他会做预算，善于监管伙伴们按期完工，不过他自己却不大乐意干活。
“你一辈子也干不完所有的活。”他平静地说。对于书，他蔑视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编造出来，这没有啥了不起的……”
不过他对一切事情都极其关心。如果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会详细地、不懈地追根问底。他老是在琢磨着自己的某些事情，一切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也可以当工头。他懒洋洋地说：
“要是一下子能挣它万儿八千也罢了，这样忙来忙去的……可是为了一点小钱却要去张罗那么一大伙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我得等等看，我还是到奥兰卡进修道院去好。我长得漂亮，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老板娘寡妇会看上我哩！这种事是常有的。有一个谢尔加茨城的小伙子，两年就交上了好运，就在这个城市里娶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呢！他当时是给各家各户送圣像的，那姑娘看上了他……”
这是他故意编造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在修道院见习的人如何靠幸运走上轻松之路的故事。我并不喜欢他的故事，也不喜欢福马的这种思想，但我相信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市场开市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福马竟会在饭馆里当了一名跑堂。且不说此事使他们的伙伴们感到惊奇，从此大家还拿他开玩笑，每逢节假日，大家起去喝茶时都打趣说：
“走，找我们的跑堂去！”
到了馆子里，就用老板的口吻喊道：
“喂，跑堂的！卷发的，你过来！”
他走过来，稍稍抬起头问道：
“你们要点什么？”
“不认得老熟人了吗？”
“我没有工夫！”
他觉得伙伴们瞧不起他，在取笑他，便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烦闷地望着他们，脸上毫无表情，好像在说：
“喂，快点，怎么，要笑话我吗？”
“要给点小费吗？”他们问他，故意在口袋里摸索很久，却一戈比也没有给。
我问福马：你原来不是打算进修道院吗？怎么去当了跑堂呢？
“我没有打算进修道院，”他回答说，“当跑堂也是暂时的……”
大约四年后我在察里津遇到了他，这时他还在饭馆当跑堂。后来我在报上看到：福马·杜奇科夫因撬门盗窃未遂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泥瓦工阿尔达里昂的经历。他是彼得劳动组合队里最年长最优秀的一个工人。这位四十岁的庄稼汉长着黑色眉毛，是个快活的人。他也同样让我产生疑问：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是彼得当工头呢？酒他喝得很少，而且从来没有喝醉过；他精通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像红鸽子一样飞来飞去。那个有病的、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废人。谈到工作，他说过：
“我给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
阿尔达里昂常常欢快激奋地一边砌墙一边喊道：
“喂，干吧，孩子们，为了上帝的荣誉！”
接着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就到托木斯克去，他姐姐在那里承包了一个建造教堂的大工程，叫他去当工长。
“这事我已经决定了。我喜欢建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议，“你跟我一起去吧？老弟，在西伯利亚，有文化的人太简便了，在那里，文化就是一张王牌！”
我同意了，阿尔达里昂就得意地叫起来：
“那好啊！这是真的，而不是开玩笑……”
他对彼得和格里哥利则像大人对孩子那样，带一种善意的嘲笑，并对奥西普说：
“你们都是吹牛家，彼此都想表现自己，就像玩纸牌一样：一个说，我的牌多么好；另一个说，我手里全是王牌！”
奥西普则模棱两可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吹牛都是人吹的，姑娘们不是都挺着奶子向前走吗……”
“大家都唉哟、唉哟，上帝呀、上帝地叫着，可他们暗地里却在攒钱！”阿尔达里昂仍不甘示弱地说。
“可格里沙不攒钱……”
“我是说我的工头。我真想跑进森林里去，到荒野中去……这里我已经厌烦了。到了春天，我就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
“我们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夫的话，也不害怕到西伯利亚去……”
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就离开了工作队，将近三天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不安地猜测着：
“莫非他被人打死了？”
“或者是游泳淹死了？”
可是叶菲穆什卡走过来不好意思地说：
“阿尔达里昂到外面放荡去了！”
“胡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喊道。
“放荡、喝酒，像干燥室一样内部着了火。好像他心爱的老婆去世了……”
“他是个单身汉！他在哪里呢？”
彼得生气地跑去救阿尔达里昂，却被痛打了一顿，跑回来了。
于是奥西普紧咬着嘴唇，两手插进衣袋里，说：
“我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很好的一条汉子……”
我也跟着他去了。
“瞧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活得好好的，好像一切都很好，却忽然露出了尾巴，到荒野放荡去了。注意，马克西梅奇，这是个教训……”
我们来到了“库纳维诺快乐村”一个简陋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狡猾的老太婆。奥西普跟她说了一句耳语，她就带我们来到一个空空的小房间里，里面又黑又脏，像一个马圈；小床上躺着一个四肢摊开又大又胖的女人。老太婆用拳头顶了她的腰部一下，说：
“出去，喂，懒蛤蟆，出去！”
女人吃惊地跳起来，用手掌擦了擦脸，问道：
“上帝啊，这是谁？要干吗？”
“侦查来了。”奥西普严厉地说，那女人“啊哟”一声走了。他朝她身后啐了一口痰，并向我解释说：
“她们怕侦查比怕鬼还要厉害……”
老太婆从墙上摘下一块小镜子，再把壁纸揭开一点。
“瞧吧，是这个人吗？”
奥西普从墙缝里望进去。
“就是他！把姑娘赶出去……”
我也从缝里望了望：那边也和我们这里一样，是一个狭小的狗窝。用护窗板牢牢地钉死的窗台上，点着一盏洋铁皮制的煤油灯，旁边站着一个斜视眼的鞑靼女人，全身裸露着，正在缝衬衫。在她后面的一张床上，阿尔达里昂的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面，翘着他那又黑又乱的胡子。鞑靼女人身子抖动了一下，披上衬衫，从床边走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扫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唾沫。
“呸，不要脸的东西！”
“你自己才是个老傻瓜。”她笑着回答他。
奥西普也笑了起来，并用手势威胁她。
我们走进鞑靼女人的房间里，奥西普坐在床上阿尔达里昂的脚边，叫了好久都没能把他叫醒，他只是嘟哝道：
“唔，好吧……等一等，我们走……”
他终于醒过来了，奇怪地望着奥西普和我，闭上红红的眼睛，含糊地说：
“唔，唔……”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没有责备他，只表示不大高兴。
“我昏了头啦。”阿尔达里昂咳嗽着，声音沙哑地说。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这样……”
“好像有点不妥……”
“还会有什么好事呢……”
阿尔达里昂从桌上拿起一瓶已打开的伏特加酒就着瓶嘴就喝起来，然后又请奥西普喝。
“来一点吗？这里应该还有下酒的东西……”
老头把酒倒进自己的嘴里，吞下一口，皱皱眉头，并注意地咬了一口面包。昏昏沉沉的阿尔达里昂没精打采地说：
“瞧，同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要怪叶菲穆什卡。他说，有一个鞑靼女子，很年轻，是从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打算到市场上来做买卖。”
墙后面传来一阵快活的不流利的话声：
“鞑靼女人——顶好！像一只嫩母鸡。把他赶走吧，他不是你爸爸……”
“就是她。”阿尔达里昂嘟哝道，眼睛无形地盯着墙壁。
“我看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转过身来对我说：
“瞧，我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兄弟……”
我还以为奥西普就要责备阿尔达里昂一番，教训他一顿，而阿尔达里昂则会很难为情地忏悔。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用简洁的话语交谈着。看见他们在这种又黑又脏的狗窝里，我感到非常郁闷。鞑靼女人在墙缝里说些可笑的话，但他们没有听。奥西普从桌子上拿了一条干咸鱼，在鞋子上拍了拍，便一边认真地剥鱼皮，一边问道：
“钱都花光了吧？”
“彼特鲁哈那里还有一些……”
“当心，你还恢复得过来吗？现在该到托木斯克去了……”
“去托木斯克又怎样呢？……”
“难道你又改变主意了？”
“要是外人叫我去就好了。”
“那又怎样？”
“可那是姐姐、姐夫啊……”
“那又怎么样呢？”
“在自己亲戚手下开始干，没有劲……”
“在哪里开始都一样。”
“毕竟是……”
他们谈得如此友好、认真，因此鞑靼女人也就不再刁难他们了。她走进房间里，默默地从墙上取下衣服，便走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瞅了他一眼，并无懊丧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这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鞑靼女人倒是很快活，傻呵呵的……”
“当心，你可别晕了头。”奥西普警告他，嚼完鱼干，就向他告别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去找他？”
“就是去看一看，熟人嘛。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有的人活着，活着，突然就像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人。”他又把以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喝酒可要小心！”
可是过了一分钟后他又说：
“不过没有它，也真寂寞！”
“没有酒吗？”
“是的！你一喝酒，就好像走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阿尔达里昂最终还是没有挣脱出来。几天之后他去上工，但很快他又不见了。等到春天，我在流浪汉人群里遇见他时，他正在码头上给木船敲冰。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饭馆里去喝茶。喝茶时他吹嘘说：
“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是怎样的工人？老实说，在自己的行业里，我可是一把好手！我能挣它几百卢布……”
“可是，你并没有挣到。”
“没有挣到！”他骄傲地大声喊道，“那是因为我蔑视这一工作。”
他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起来，饭馆里的人全都注意地听他瞎吹。
“你还记得那个文静的小偷彼特鲁哈关于工作所说的话吗？他说：我们替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瞧，这就是全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