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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走过来，不安地问道：
“你这是为什么？小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别这样做，真是的！你把笔记本拿给我看看，好吗？”
他缠了我许久，坚持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烧掉，然后又生气地跟掌柜嘀咕什么。
回家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你在记什么笔记呢？不许干这种事！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会干这种事。”
我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
“他也在抄？这个高个子的傻瓜……”
他沉默了良久，然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缓和的口吻说：
“你听我话，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都交给我，我给你五十戈比，只是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偷偷地……”
大概他坚信我会照他的意思去做的，再没有说什么，迈开一双短腿就跑到前面去了。
回家后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眉头说：
“你不该对他说这个……现在他一定会让什么人来偷你的和我的本子。你把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很快就会把你撵走了，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一旦我外祖母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里。外祖母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赫诺，是人家请她去教姑娘编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进城时也没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貉绒皮袄，像神父一样神气十足地慢慢走来。我向他问好，他用手遮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你呀……你现在是圣像画师了，是，是……好，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照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地朝前走了。
外祖母我很少见到。她不停地干活，要养活衰老而又痴呆的外祖父，还要照顾舅舅的孩子。麻烦最多的是米哈依洛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的小青年，耽于幻想，喜欢读书，他在染房里工作，换了几家染坊了，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吊在外祖母的脖子上，靠她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祖母为他找到新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拖累着外祖母，她不幸地嫁给了一个酒鬼工匠，她常挨打，并被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祖母时，我就更从心底里叹赏她的心灵之美，但是我也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心灵已被童话蒙住了眼睛，她已看不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现实的现象，因此我的焦虑和激动她也不能体会。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详细地给她讲述了丑恶的生活、人们的苦难、令我心烦郁闷的一切之后，她唯一能给我回答的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我不善于忍耐，即便有时会表现出一点这种畜生的、木头的、石头的德性的话，那也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为了要知道自己力气的储存量和它在地球上的坚实度而已。有时候，那些半大孩子就是凭借愚笨的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力气，试图举起超越自己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夸口要像成年的大力士那样，试图把两普特重的秤砣交叉地挥动起来。
不论在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这一类的事我全都做过，只是多亏了偶然的幸运，我才没有遭到致命的重伤，没有成为终身的残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
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虽然四十年来认真要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一种狂热的愿望越来越厉害地控制着我：去干些恶作剧的事，叫人家高兴，让人们发笑。我有时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扮演尼日尼市场上那些商人的脸相，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我会模仿那些农夫农妇买卖圣像时的样子，我的掌柜如何巧妙地蒙骗他们，经学家们如何吵架等。
作坊里的人都放声大笑，工匠们常常扔下工作，看我的表演。不过这种表演之后，拉里昂内奇总是来劝告我：
“你还是在晚饭后再表演吧，不然要影响工作的……”
“演出”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一些，如释重负。有那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头脑里觉得空闲愉快，可是后来又觉得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钻动，脑袋发烫。
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
“马克西梅奇，你变得爱发脾气了。”日哈列夫认真地看着我，对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顽固而又粗暴地把我心灵中最好的文字抹去了，阴险地用某些无用的废物取代了它。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这种强暴。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但是对我来说，河水太冷了；这河水又不能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
人们对我越来越友好，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巴维尔那样大喊大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为了表示对我尊敬，他们都用父称叫我。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也难受地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喝酒，他们喝酒后的那种讨厌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那种病态态度。尽管我也知道，在这样的生活中，酒和女人是他们唯一的乐趣。
我常常痛苦地想起，连那位最聪明最勇敢的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说女人是一种乐趣。
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情，她与大家如此不同，就好像我是在梦里看见过她。
我非常之多地想到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个节日我是否也到大家常去的那个地方去？这并不是一种肉体上的要求，我是一个健康而且喜欢洁净的人，但有时候我也发疯似的想去拥抱一个温柔聪慧的人，像对母亲一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向她诉说我的彷徨不安的心灵。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天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面房子的女佣人的恋爱故事。
“兄弟，是这么回事。一个月之前，我还不喜欢她，还往她身上扔过雪球，可是现在我却坐在板凳上紧偎着她，再没有人比她更亲爱的了。”
“你们谈了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事，我也对她说我的事。完了我们就接吻……不过她很正派，兄弟，她真好！……喂，你抽烟已像个老兵了！”
我抽烟抽得很多。烟叶可以麻醉人，可以平息不安的思绪和惊慌的感情，幸好伏特加酒的气味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喝伏特加酒，而巴维尔却爱喝，他喝醉了就伤心痛哭：
“我想回家，回家！放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姐妹，从八岁起他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在这种心绪动荡不满的时候，加上春天的召唤，更让我情绪激越，我决定再到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时，我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要到波斯去？——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波斯商人的缘故吧！因为我在尼日尼市场就见过他们：他们席地而坐，活像一尊尊雕像，染过色的胡子展现在太阳光中，平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什么都看得透似的。
也许我会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在复活节的一周里，有一部分工匠回老家去了，回自己村子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则老是喝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就在这里我遇见了我原来的老板，我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薄薄的灰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烟卷，帽子扣在后脑壳上；他那张愉快的脸对我做出友好的微笑，一副令人喜欢的样子，自由，欢快。在这旷野里，除我们两人之外，没有别的人。
“啊，彼什科夫，基督复活了！”
我们（按节日的规矩）接吻了三次，然后他问我生活得怎样，我也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以及其他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这样，”他严肃地对我说，“那边有啥呀，波斯？见鬼去吧！老弟，这方面我知道，我在你这种年纪时也曾想过远走高飞！……”
我喜欢他这种说话开门见山、非常爽快的风格。他身上有一种很好的春天的气息，很像一个逍遥派。
“你抽烟吗？”他问我，把一个装着粗大卷烟的银色烟盒递给我。
这就彻底把我战胜了。
“喂，彼什科夫，你重新到我这里来吧！”他提议说，“老弟，我今年在市场上接了四万多个包工合同，你明白吗？我要派你到市场上去当监工，接收全部材料，监管材料是否按时到位，防止工人偷窃。行吗？薪水每月五卢布，另外每天五戈比的午餐费。你跟我们家的两个女人不相干，你早出晚归，不用管她们！只是你别对她们说我们见过面。你只要在福马周209的星期天来就行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告别了。临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离开时甚至还远远地很有礼貌地挥了挥帽子。
当我在作坊里宣布我要走的消息时，大多数的人开始时都表示惋惜。这是我的荣幸。巴维尔特别激动。
“喂，你想一想，”他责备我说，“跟我们一起过了那么久了，现在却要同各式各样的乡下人混在一起！木工，油漆工……唉，你呀！这就叫‘有官不当当小卒’。”
日哈列夫嘟哝道：
“鱼儿还往深处游，你一个好小伙却偏要往窄处走……”
作坊里给我举办了告别会，气氛是忧郁而愁闷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应该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喝了酒后脸色发黄，“不过最好还是看好了某件事之后，就立即抓住不放……”
“并且干它一辈子。”拉里昂内奇也小声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完成一种义务似的，我和他们连在一起的那根线好像立刻就霉烂了，断裂了。
喝醉了的戈果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哑着嗓子说：
“真希望你们全都进监狱！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呢？啊哈……”
跟平时一样，墙边放着一些尚未画完的没有脸部的圣像，天花板上粘着各种玻璃球，早已不带灯作业了，玻璃球也没有用了，已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周围的一切我都还牢牢地记得，就是闭上眼睛也能看见黑暗中的整个地下室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一束束带着笔套的毛笔，圣像，屋角里的脏水桶，那个消防帽似的铜洗脸盆，从高板床上垂下来的戈果列夫的像淹死鬼的发紫的赤脚。
我真想早点离开，但是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延长悲哀的时间，告别时也总像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恶魔》这本书我不能还给你，你愿意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书是我个人的，是一位老消防队员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部作品送人。但当我生气地拒收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却平静地把硬币收回钱袋里去，坚决地说：
“随你的便吧，不过书我是不会还给你的！这本书对你不合适，你带着这本书很快就要倒霉的……”
“可是这种书在书店里也有卖呀，我看见过！”
但他还是非常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说明什么，商店里还有手枪卖呢……”
就这样，莱蒙托夫这部作品他始终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要跟老板娘告别，在门厅里碰见了她的侄女，她问道：
“听说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若不走，也会被赶走的。”她对我说。虽然说得不大客气，倒也说了实话。
醉醺醺的老板娘则说：
“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吧！你不是个好孩子，太粗鲁，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你的坏处，可是大家都说你不是好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含着眼泪说：
“要是我已故的丈夫还活着，我那甜蜜的心肝宝贝准会揍你一顿，敲你的后脑勺，但他会留下你，不会赶你走！可如今全都变了样子了，有一点不合适，就叫人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何处安身呢？靠什么为生呢？”
十六
我和老板坐着小船沿着市场的街道在石砌的店铺中间穿过。春汛已经漫过了二层楼。我划桨，老板坐在船尾，笨拙地把着舵，把船尾橹深深地插在水里，让船身转弯，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去，在平静、浑浊、像在沉思般的水面上滑行。
“唉，如今洪水涨得真高啊，见鬼了！耽误我的工作。”老板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唠叨着，吐出的烟有一种呢子烧焦的气味。
“慢一点！”他吃惊地喊道，“要撞上路灯了！”
他把住船舵，又骂道：
“竟给我们这种破船，这帮混蛋……”
他指给我看水退后待修理的店铺的工地。他的脸刮得发青，胡子剪得很短，加上嘴里叼着雪茄烟，看起来不像是个承包商人。他穿一件皮短上衣，高筒靴直套到膝盖上，肩上挂着一个猎袋，两腿之间露出一支名贵的莱贝尔牌猎枪。他时而不安地动动他的皮帽，把它压在眼睛上面，噘着嘴，担心地看看四周，然后又把帽子移到后脑勺上去，显得年轻一些，胡子下面现出微笑，在想着什么愉快的事情。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人，也不相信他是在为洪水退得慢而发愁。显然，他心里荡漾着的是与工作无关的某种念想。
我却由于一种静默的惊讶而心情压抑。看到这死气沉沉的城市我感到多么奇怪：一排排紧闭窗户的笔直的房子，整个被水淹着的城市都好像漂浮在我们小船的旁边。
天是灰色的。太阳好像在云雾里迷了路，只是偶尔透过厚厚的云层洒下一些冬日的银白色的大斑点。
水也是灰色的、冰冷的，看不出它在流动，好像凝住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