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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埋葬在恶劣的沙土里，很不好，很难受。总之，世间有多少完全不必要的伤心事啊！要是圣母相信我，就请赐我一种智慧，让我能够把一切改变成另一种样子，尽可能变得好一些；希望人们有信心听取我的意见，我会找到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我还小，这没有关系，基督只大我一岁，当时就有许多哲人听他的话了……
有一回，我想事出了神，掉进了一个深坑里。一根树枝刮破了我的腰，也擦伤了我后脑壳的头皮；我坐在又冷又脏的黏糊得像香脂一样的坑底上，自己无法爬上去，感到十分尴尬，又不好意思大声喊叫去惊动外祖母。不过我还是叫了她。
她很快就把我拉了上来，边画十字边说道：
“感谢上帝。幸亏是一个空熊洞，要是有熊的话，可怎么办？”她带着笑哭了起来，然后把我领到小溪边，替我洗擦干净，用自己的衬衫包扎好伤口，敷上一种止痛草药，带我到铁路岗亭里去，当时我已经全身乏力，不能走回家去了。
我几乎天天都央求外祖母：
“咱们到森林里去吧！”
她总是很高兴地赞同。这样，我们就在森林里过了整个夏天，直到深秋，采集药草、野果、蘑菇和各种干果。外祖母把采来的东西拿去卖，以此维持生活。
“寄生虫！”外祖父哑着嗓子骂我们，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吃他的饭。
森林让我感到心灵上宁静而又舒适。这种感觉使我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东西，同时我也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警惕性，我的听觉、视觉变得更敏锐了，记忆力也更强了，印象的积累更深厚了。
外祖母让我越来越感到惊奇。我已经习惯于把她看作是高出于一切人的人，是人世间最善良最聪明的人，她也不断地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有一天晚上，我们采了白蘑菇走路回家，走出林边时，外祖母坐下来休息。我则拐到树林后面去看看是否还有蘑菇。
突然我听见了外祖母说话的声音，一看：她坐在小路上，静静地在掐蘑菇的根儿，而在她的身旁，却站着一条垂着舌头、身体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灰毛狗。
“去，走开！”外祖母说，“快走开吧！”
不久前我的那条狗被瓦廖克毒死了，我很想把这条新的狗领养下来。我来到小路边，这条狗奇怪地弓起身子，没有掉转头来，而是用其饥饿的绿眼睛看了我一眼，便夹着尾巴逃进森林里去了。它的体态并不像狗。我打了一个呼哨，它就野性十足地蹿到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祖母微笑着问我，“我开始时也认错了，还以为是一条狗，定睛一看，嘿，长着狼牙，脖子也是狼的！我甚至吓坏了。于是我就说：你若是狼，就快点滚开！幸好夏天的狼还较为温顺……”
在森林里她从不迷路，总能准确无误地认清回家的路；根据不同草木的气味，她就知道这个地方该长什么蘑菇，那个地方又是什么蘑菇。她还经常考我：
“黄蘑菇喜欢长在什么树上？你怎么辨别好的红蘑菇和有毒的蘑菇？什么蘑菇喜欢跟蕨薇长在一起？”
依据树上不大明显的爪痕，她就能告诉我哪里有松鼠洞，我便爬上树去把松鼠窝掏空，掏出里面藏着过冬的干果，有时可以从窝里掏出十多磅东西……
还有一次，正当我在掏松鼠窝的时候，有个猎人向我开枪，在我身上打进了二十七粒鸟枪的铅砂子，外祖母用针替我取出了十一粒，其余的留在我皮肤里很长时间，逐渐地脱落了。
外祖母看见我能忍痛很高兴。
“好样的，”她称赞我说，“有耐心就会有本事！”
每当她去卖蘑菇和坚果攒下一些钱时，她都把钱放在一些穷人家的窗台上，“偷偷地施舍”，而她自己却甚至过节时都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全是打补丁的衣服。
“你穿得比乞丐还差，丢我的脸！”外祖父埋怨说。
“没关系，我不是你的女儿，也不是你的新娘……”
他们吵架变得更多更经常了。
“我作孽并不比别人多，”外祖父生气地大声说，“可受的惩罚却比别人多！”
外祖母刺激他说：
“鬼才知道，谁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外祖母悄悄地告诉我：
“这老头子就是怕鬼！瞧，他老得多快，都是由于害怕……唉，这个可怜的人……”
整个夏天都在森林里，我身子变得结实了，性子也变野了，对年龄相仿的伙伴们的生活，对柳德米拉都失去了兴趣，我觉得她只是一个乏味的聪明女人。
有一天，那是秋天，下着雨，外祖父从城里回来，全身湿透了，在门槛上像一只麻雀那样抖动着身体，还得意地说：
“喂，好吃懒做的人，明天准备上班去了！”
“又要到哪儿去？”外祖母生气地问道。
“到你妹妹玛特廖娜家去，到她儿子家去……”
“啊，老头子，你这可不是好主意！”
“住嘴，傻瓜！说不定人家还会把他培养成一个绘图师呢。”
外祖母低下头，不说话了。
晚上，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到城里去了，要住在那儿。
“我很快也要进城了，”柳德米拉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想让我把整条腿截去，没有腿我会变得健康起来。”
这个夏天她显得瘦了，脸皮有点儿发青，眼睛却变大了。
“你害怕吗？”
“害怕。”她说着，无声地哭起来。
我无法安慰她，因为我自己也怕在城里生活。我们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沮丧地、默默地坐了很久。
要是夏天的话，我会劝说外祖母，像她年轻时那样上街去乞讨，而且可以把柳德米拉也带上，让她坐在小车里，我来拉她……
可这是秋天，外面寒风凛冽，天空阴云密布，大地皱起眉头，变得又脏又凄凉……
四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