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过电线和扬声器重组，精准重现人类语言的音高和音调、雷鬼音乐的声音、鸟儿在夏日的彼此呼唤。
这只是我们数个世纪以来掌握的百万种魔术和科技发明之一，从解剖学用的支架到战争机器，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穴居人的恶劣岁月和火的创造，生存与征服的工具。
一万年以后，身穿紧身牛仔裤、戴奥利弗·皮帕斯牌眼镜的男人可以在一个无菌箱里拆卸黑匣子，用五叶草牌螺丝刀和笔灯探测它。他们可以替换掉损坏的端口，运行诊断软件，软件本身就是二进制代码生成的。每一条线都是一个版本的开或关。
格斯·富兰克林坐在他的椅背上，脚踩在座椅上。他已经保持清醒36个小时，穿着昨天的衣服，没刮胡子。他们很接近了。他们是那样告诉他的，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恢复。他随时都会拿到一份打印资料，飞行记录仪的数据会详述飞机做出的每个动作、输入的每条命令。声响录音机或许用时要久些，它们追溯时间的能力—把1和0转译成声音—牵制了它们在那个鬼魅驾驶舱里漂浮，并且见证了航班最后时刻的状态。
弹道测试显示，弹孔与吉尔·巴鲁克用的武器一致。奥布莱恩探员厌倦了逼近运安委的技术人员，问他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出关于贝特曼保镖的更多信息。因为他的尸体没找到。奥布莱恩探员已经散布出一种新假说：或许吉尔背叛了他的雇主，把他的服务内容卖给了另一个买家（基地组织？朝鲜人？），然后在飞行进行时掏出他的武器，不知怎么的使飞机坠毁，然后逃走。
就像詹姆士·邦德电影里的反派那样？格斯的问题没人响应。他向奥布莱恩提出更有可能的一种假说，他们都知道巴鲁克没有绑安全带，在空难中死了，他的尸体被抛得无影无踪，被深海吞没，或者被鲨鱼吃掉了。这一切都有可能。但奥布莱恩摇头，说他们需要彻底调查。
在平行调查工作上，查理·布施的尸检结果在一小时前出来了，他体内的酒精和可卡因的毒理学检测呈阳性。现在有一个FBI小组在深入挖掘副驾驶员的历史，和他的朋友、家人进行面谈，回顾他的工作履历和学籍档案。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心理健康问题，但是他有阶段性精神病吗？就像德国之翼的副驾驶员一样？布施一直是一枚定时炸弹，还是他一直成功地保守了秘密？
格斯盯着飞机库远端的画廊。火车脱轨。龙卷风来袭。他曾经是个已婚男人，药品柜里是有两把牙刷的。现在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哈得孙河畔一套毫无生气的公寓里，被密封在一个玻璃体中。他有一把牙刷，每餐饭用同一个水杯喝水，饭后冲一冲，把它放回架子上晾干。
一个技术人员抱着一沓文件过来，是打印资料。他把它递给格斯，格斯开始浏览。他的组员聚在他的身边，等待着。在某个地方，同样的信息被投放到银幕上，另一组人员聚集在周围。每个人都在寻找一段叙事，寻找一个有纬度有海拔的立体故事，613号航班在纸面上的大起大落。
“科迪。”格斯说。
“我看到了。”科迪说。
数据是纯数字形式，推力和升力的矢量数据，一目了然。它们绘出一张图形，因为如果想用数学方式描绘出一段行程，你需要的只是坐标。格斯阅读数据的同时，再现了飞机航程的最后几分钟—数据和乘客与机组成员的生命和个性剥离开来。这是一架飞机的故事，不是机上的人的故事。引擎性能的记录，襟翼的详情。
周围的灾难场景都被遗忘了，画廊和它的主顾。
数据显示，航班平安无事地起飞，向左倾斜，然后走直线。飞机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通例，在6分13秒内上升到7925米的高度。在第6分钟，自动驾驶仪开启，飞机沿着计划路径向西南方向行驶。9分钟后，飞机的控制权从飞行员手中转移到副驾驶员手里，即由梅洛迪切换到布施，数据无法反映其中的理由。航线和高度保持不变。之后，飞行进入第16分钟时，自动驾驶仪关闭。飞机急剧倾斜并向下俯冲，开始只是缓慢地运行，接着变成急剧的螺旋下降，就像一只追逐尾巴的疯狗。
所有的系统都正常，没有机械故障。副驾驶员关闭自动驾驶仪，采用手动控制。是他让飞机俯冲，最终坠入大海。那些就是事实。现在他们知道根本原因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他们知道布施醉了酒，嗑了药。他的感知能力和判断力被毒品改变了吗？他以为自己在正常地开飞机吗？还是他知道自己开启了死亡螺旋？
更重要的是，副驾驶员是等着飞行员走开，然后故意坠毁飞机的吗？但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这种行为背后会有什么可能的理由？
格斯坐了一会儿。他的周围突然活跃起来，数字生成演算，又被再三复核。但格斯一动不动，他现在已经确凿地知道，这起空难不是意外。它的源头不在抗拉强度或接合点磨损的技术原因上，不是电脑故障或水力学错误造成的，而是在心理学的朦胧领域里，在人类灵魂的折磨与悲剧中。一个英俊、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让一架客机不可挽回地急剧俯冲，同时忽略驾驶舱外机长的拍门声，还要无视自己尖声叫喊的求生本能？是哪种不稳定的根基在他的头脑灰质中扎根—他先前没有确诊的精神疾病吗？还是近期对世界不公甚嚣尘上地发牢骚？—能激发一名议员的外甥把一架豪华飞机变成一枚导弹，杀死九个人，包括他自己？
那么他们可以断定，开枪射击是试图重新进入驾驶舱，取得对飞机的控制吗？
换句话说，这个谜团的解答超出了工程师的职权范围，而在巫毒教的猜测领域里。
格斯·富兰克林能做的只有咬紧牙关，踏入这场风暴。
他伸手去拿电话，然后改变了主意。在多次机密泄露后，这种消息最好还是当面传达。于是他抓起外套，朝汽车走去。
“我往那儿赶，”他告诉他的小组，“技工们破解录音机时打给我。”
游戏
电话打来时，他们正在客厅里玩梯子和滑道的游戏。“道格上电视了。”埃莉诺从厨房回来，电话在手里抖。她和斯科特四目相对，打手势示意需要让男孩有事可做，这样他们才能讲话。
“嘿，小伙伴儿，”斯科特告诉他，“上楼把我的包拿下来，嗯？我有一份礼物给你。”
男孩跑上楼去，头发在身后飘扬，脚步声像楼梯上的小瀑布。埃莉诺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身，脸色苍白。
“出什么事了？”斯科特问。
“我的母亲。”她一边找电视遥控器，一边说。
“怎么了—”
她正在翻找电视机下方的杂物抽屉。“遥控器哪儿去了？”
他发现它在咖啡桌上，一把抓过来。她拿过去，打开电视，按下按钮。黑色屏幕开始闪光，中央的星星生动起来，变得完整，生成一只在草原上找水的大象。埃莉诺不停地换频道，在寻找什么。
“我不明白。”斯科特说。他朝楼梯瞟了一眼，他能听到男孩的脚踩在他头上的天花板上，客房的壁橱门被打开。
然后埃莉诺发出刺耳的吸气声，斯科特转过身来。屏幕上是穿法兰绒衣服的大胡子道格，坐在打红色背带的比尔·康宁汉对面。他们在新闻编辑室的布景里，坐在主播台的后面。这是一幅超现实景象，就好像两个不同的节目被叠接在一起。一个节目关于钱，一个节目关于树。道格的声音充斥整个房间，话正说到一半。他在谈论斯科特，以及埃莉诺如何把自己的老公赶出家门，或许斯科特是图钱而来。比尔·康宁汉则在点头插话，一边重述道格的观点—甚至一度介入进来，自己讲述故事。
一个洗白的画家和已婚女人上床，还美化灾难场景。
斯科特看向埃莉诺，她正把遥控器抓在胸前，她的关节发白。不知为何，他想到自己的妹妹躺在棺材里，一个16岁的女孩在9月末的一天溺水，被阴暗的深湖吞没，气泡涌起。一具处女的尸体，不得不被一个46岁的殡葬人干燥、清理，用力塞进最好的裙子里，陌生人给她的皮肤涂上腮红，刷洗她浸水的发丝，直到泛出光泽。她的手放在胸口上，一把扎着缎带的金光菊放在她没有知觉的指间。
他的妹妹对雏菊过敏，这件事让斯科特心烦不已，直到他意识到那已经不再重要。
“我不明白。”埃莉诺说，然后又说一遍—这一次更加沉默，像自言自语的一条咒语。
斯科特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然后转身。男孩拿着斯科特的包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楼梯上下来，斯科特拦截住他，他的脸上是困惑的表情（潜在的受伤表情），就好像在说，我找不到礼物啊。斯科特从前角靠近他，揉乱他的头发，顺利地让他绕道进了厨房。
“找不到吗？”他说。男孩摇摇头。
“好吧，”斯科特说，“让我看看。”
他把男孩按在餐桌旁坐下。外面，一辆邮车停在车道上。邮递员戴着一顶老式的遮阳帽。越过他，斯科特能看到竖起卫星接收天线的新闻采访车，停在死巷尽头，在等待，在观察。邮差打开信箱，放进一份超市传单和几张账单，对屋里上演的戏码毫无察觉。
斯科特听到道格在客厅里说：“他出现之前我们很好的，很幸福。”
斯科特翻遍他的包，寻找一件他能称之为“礼物”的东西。他找到他离家去上大学时，他父亲给他的钢笔—一支黑色的万宝龙牌钢笔。尽管命运浮沉，斯科特多年来一直留着这样东西。他苦苦摸索着熬过饮酒的魔咒，度过他的伟大画家阶段，自杀式地进入恐怖的时期，用豪饮来麻痹自己，继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失败上。然后从一地的灰烬中复活，进入一具新的工作之躯，有了新的开始。
他熬过他的最低点，当时他把所有的家具扔出窗外，每个碗碟，他拥有的一切。
除了这支钢笔。他用这支钢笔给画作签名。
“喏。”他从包里掏出笔来，对男孩说。男孩笑了。斯科特拧开笔盖，给男孩演示怎么使用，用它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只狗。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把它给了我。”他说，然后意识到话里的含义，即他现在是把钢笔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收养了男孩。
他有了这个想法，就继续把它想通。如果我们考虑事情太久的话，生活就会麻痹我们，让我们僵化成雕像。
他把钢笔递给男孩，那大概是他曾经模样的最后印记，是他的脊梁骨，他身上唯一保持正直与真实的东西，经久不衰，值得信赖。当年小男孩的细胞现在荡然无存了，斯科特的身体在基因层面已经发生改变，每个电子和中子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新的细胞、新的理念替代。
一个崭新的人。
男孩接过钢笔，在餐巾纸上试用，但画不出线来。
“它是—”斯科特说，“它是一支钢笔，所以你得这么握—”
他拿起男孩的手，给他示范如何握笔。他从厨房里听到比尔·康宁汉在说：“—所以首先他和姐姐交上了朋友—一个富有的女人。现在她死了，钱传给她的儿子—突然间他就住进了你家，而你睡在旧卡车里。”
男孩用钢笔画出一条黑线，接着又画了一条，他发出快乐的声音。看着他，斯科特心里有个东西猛然到位。他突然有了一种目标感，或者一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下的决定。他走向电话，就像一个踩在烫煤上的人，决意不往下看。他打给信息台，要到ALC频道的号码，然后要求转接比尔·康宁汉的办公室。在几次误转之后，他终于联系上克里斯塔·布鲁尔，比尔的制作人。
“是伯勒斯先生吗？”她说，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就好像她刚跑完很长的距离来接电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刻既冗长不堪又瞬时即发。
“告诉他我接受。”斯科特说。
“你说什么？”
“访谈。我做。”
“哇。太棒了！我们应该—我知道我们在你那儿附近有辆新闻车。你想……”
“不。离家里远点儿，离男孩远点儿。这是我和那个丑八怪之间的事。我们来聊聊隔空欺凌和贬低他人是懦夫的行径。”
下一刻，她声音中充满了欢快和兴奋。
“我可以引用你的原话吗？”
斯科特想起他的妹妹，她的两手交叉，眼睛闭上。他想到滔天的海浪，一只手臂脱臼，拼了命才能浮在水面上。
“不能，”他说，“今天下午见。”
五号画
我们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6
暴力史
电话打来时，格斯在第二大道上，正要返回飞机库。
“你一直在追吗？”梅伯里问。
“追什么？”他说。他刚才陷入了沉思，在反复思考他与州检察长、FBI和外资办的领导会面的事。副驾驶员嗑药了，他故意使飞机坠毁。
“已经演变成一出真正的肥皂剧，”梅伯里说，“孩子的姨夫道格上电视说，自己被赶出家门，伯勒斯搬了进去。现在他们在说伯勒斯正要进入演播厅接受采访。”
“老天爷。”格斯说。他想到打电话给斯科特告诫他，但之后想起这个画家没有手机。格斯在红灯前面减速，一辆出租车不打信号灯就在他前方并道，迫使他踩下急刹车。
“飞行记录仪那边怎么样了？”他问。
“很接近了，”梅伯里说，“或许还要十分钟。”
格斯加入一条前往59街大桥的车流。
“你们一拿到就打给我，”他说，“我在回来的路上。”
96千米以北，一辆租来的白色汽车穿过威切斯特，驶向城市。这里更有绿意，公园道路被树木环绕。与格斯的路线不同，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