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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知道跑道的GPS定位，平视指引系统把信号从机场的仪表着陆系统转换成跑道的虚拟图像，显示在监控器上。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在手动操作时风突然转向，飞行员会措手不及。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离。”这是《圣经》里说的话，这些话让杰·L﹒贝克深信，要集结他的信众，逃到加州尤里卡以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废弃的老夏令营，没有供暖也没有电。他们在湖里洗澡，吃树上的浆果。杰·L开始冗长的演说，连续布道几个小时，有时一连布道好几天。他告诉他们，征兆无处不在，这一切都是启示。为了得到救赎，他们必须弃绝所有的罪，从心中驱除堕落的邪念，有时这包括折磨他们的生殖部位以及他人的生殖部位。有时要求他们拜访“告解室”—一栋木头外屋，炎炎夏日下的室内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他的母亲有一次在那里待了三天，咆哮着说魔鬼来索取她的灵魂。她是个通奸者，（可能）也是个女巫，和盖尔·西吉在一起时被人抓了现行。盖尔是奥海镇来的，以前是个牙医。夜里，詹姆斯会尝试偷偷给她递水进去，暗中穿过一丛丛灌木，把他的水壶从帐篷布上的一个小洞里塞进去。可他的母亲总是拒绝，她自己招惹是非，她就要耐住整个净化过程。
詹姆斯做了笔记，提醒自己在起飞前检查平视指引系统。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与进港航班上下来的机组成员聊一聊，口耳相传间对空中状况有个概念。尽管高空的变化太快，而且湍流旋涡到处乱跑。
等待的过程中，他小口抿着，喝完一杯爱尔兰早餐茶—他在随身行李中携带了锡纸包装的茶包。当他把茶杯举到唇边时，看到一滴血打破了茶的表面，形成涟漪，然后又是一滴。他的嘴唇感觉到湿润。
“糟了。”
詹姆斯匆忙走进男厕，用纸巾捂着脸，头歪向一侧。他最近总是流鼻血，一周大概两次。给他看诊的医生告诉他，是海拔的原因，毛细血管干燥加上压力。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弄脏了不止一套制服。一开始他还会担心，但因为没有其他并发症状，梅洛迪就把它归咎于年龄了。明年3月，他就51岁了。他想，生命过半了。
他在卫生间里按压鼻子，直到止血为止，然后清理身上。这一次算他好运，衬衫和夹克上都没有血迹。于是詹姆斯回到休息室，又喝了一杯新茶，坐下时座位还有余温。
下午5点30分，他收拾好东西，走出去迎接飞机。
事实是，1974年8月9号，一切都没有结束，只有理查德·M﹒尼克松下台了。
他在驾驶舱内开始飞前检查，逐个检查每套系统。他首先检查文书工作—他一直是个坚持细节精准的人。他检查操作杆的运作，闭着眼睛聆听是否有不寻常的声音，感受是否有拉钩状况或叮当响动。右舷动起来感觉有点黏滞，于是他联系维修人员来看一下。然后他打开主导装置，在襟翼全开的状态下检查燃料水平。
“嗯，那个，给我一分钟就好。”他说，然后又出去了。
仪器检查完毕，詹姆斯爬下舷梯，绕着飞机走上一周，做目视检查。尽管这是个温暖的夏夜，他还是检查了外部有没有可能结冰。他寻找是否有天线不见，是否有凹痕、螺栓松开、铆钉缺失，确保飞机所有的灯都运转正常。他发现机翼上有几滴鸟粪，用手抹掉，然后评估飞机轮子着陆的情况—向左侧倾意味着后接口太低—检查机翼后缘，并且目测引擎。他既使用理性的左脑，在心里快速过一遍检查清单；又使用他直觉的右脑，开放所有感知力，去觉察飞机是否不对劲，但是没有。
回到驾驶舱内，他与机修工交换意见，机修工告诉他，已经给高程系统做过系统性检查。他与空乘艾玛·莱特纳聊了几句，他以前没有与她共事过。私人航线似乎都是这样，对于这么一份基础的低贱工作，她漂亮得超乎常理，但他知道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而且女孩子能满世界地跑。他帮她放了几个稍重的包。她对他微笑，他能意识到那是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在调情。然而她自身的美丽让人感觉就像地心引力—就好像自然设计出这个女人，就是为了将男人都拉向她，而且她也确实如此，不管她是否有意。
“今晚会很快的，”他告诉她，“应该在11点前能送你回城。你的本部在哪里？”
“纽约，”她说，“我在西村和另外两个女孩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过我想她们现在已经飞走了—飞南非吧，也许。”
“好吧，我今晚要直接上床睡觉了，”詹姆斯说，“早上我在洛杉矶，昨天在亚洲。”
“他们就是把我们移来移去的，不是吗？”
他笑了。她不可能超过25岁。他一度在想，她会跟哪种男人约会，橄榄球四分卫和摇滚乐手—还在流行吧？摇滚乐？他自己基本上是独身一人，倒不是他不喜欢女人的陪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附带的复杂情况—一旦两个人在一起，马上就有了义务感，和对完全融合的期待感。他是一个50岁仍拉着手提箱生活的男人，他喜欢事物依照他的要求。他喜欢他的茶，他的书。他喜欢在异乡的土地上去电影院，在巴洛克式的旧世界剧院里看带字幕的美国现代电影。他喜欢走在鹅卵石的街道上，听着人们用方言吵架。他喜欢走下舷梯，踩在穆斯林的土壤上，感受热浪滚滚的沙漠空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曾在日落时分飞过阿尔卑斯山，曾在巴尔干半岛的上空与雷暴奋力搏斗。在詹姆斯的脑海里，他是一颗人造卫星，优雅而自足，绕着地球的轨道运行，不去怀疑地实现它命定的意义。
“我们的副驾驶员应该是加斯腾，”詹姆斯说，“你认识彼得吧？”
“认识，他很可爱。”
“真遗憾。”
她笑了，露出牙齿。这就够了，能让一个美丽的女人微笑，能感受到她的注意，已经足够。他走进驾驶舱，再次检查系统，一边校验维修人员的工作。
“十分钟。”他高喊。
他在复查系统的时候，感觉飞机一偏。一定是那小子上来了，他心想。根据执勤人员花名册，他今天的副驾驶是彼得·加斯腾，一个天赋异禀的比利时人，喜欢在长途飞行中大谈哲学。詹姆斯一直喜欢和他聊天，尤其当他们深入到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领域时。他等待他重新走进驾驶舱。詹姆斯听到主舱内有低语声，然后像是一记耳光的声音。他闻声站起来，皱起眉头，几乎就要走到驾驶舱门口时，一个与预期中不同的人捂着左脸进来了。
“对不起，”他说，“我在办公室里被耽误了。”
梅洛迪认出他来—一个目光呆滞的小子，20来岁，领带歪斜，叫查理什么的。他以前和他飞过一次，尽管这孩子的技术表现不错，詹姆斯还是皱起了眉头。
“加斯腾怎么了？”他说。
“我来帮你，”查理说，“他也许胃疼吧。反正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来了。”
詹姆斯很恼火，但他不打算表现出来，于是他耸耸肩。这是管理部门的问题。
“好吧，你迟到了。我已经打给维修人员，驾驶杆有点黏滞。”
那小子耸耸肩，揉了揉脸颊。
詹姆斯能看到他身后的艾玛。她已经退回主舱，正在整理头靠上的亚麻织物。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詹姆斯问，更多的是问她，而不是问那个小子。
她用非常疏离的方式对他微笑，没有抬起眼睛。他看看查理。
“一切都好，机长，”查理说，“我只是唱了一首不该唱的歌。”
“好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的飞机上，我不会容忍任何胡闹的行为。我需要打给管理部门，换个人来吗？”
“不用，先生。我没有胡闹，我只是过来做我的本分工作，没有别的。”
詹姆斯端详着他，这小子目光没有闪躲。虽然他有点痞气，但是他断定，还不算危险，他只是习惯用这种方式。他的帅气有点狡诈，有得州人的痕迹，很散漫。他应该不是个有计划的人，更多是随波逐流的那种。詹姆斯原则上并不介意，他对职员可以变通，只要他们听话做事。这孩子只是需要管教，其他没什么，詹姆斯可以管教他。
“那好吧，坐到你的座位上，继续保持控制。我想在五分钟内收起落架，我们要遵守时间。”
“是的，先生。”查理带着难以理解的嬉笑说，然后开始工作了。
然后第一批乘客登机，是客户和他的家人—他们踏上舷梯时，飞机在偏动—詹姆斯出面参与交谈。他向来喜欢与他运送的人们见面，握握手，把脸和名字对上号。这让工作更有意义，尤其是有孩子的时候。毕竟他是这架飞机的机长，要对所有生命负责。这感觉不像是一份苦差，更像一项特权。只有现代世界里的人相信，自己总是应该接受，但詹姆斯是给予者。人们试图对他过分关心时，他反而不知所措。如果他坐一次民航飞机，他也总是起身去帮空乘放行李，或者为孕妇乘客拿毯子。有人曾经对他说过，当你有益于人时，很难顾影自怜。他喜欢这个想法，他觉得为他人服务会带来幸福。正是自我的涉入才导致抑郁，才导致对事物意义不断增多的怀疑。这一直都是他母亲的问题症结。她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他人考虑得不够。
詹姆斯把自己塑造成她的反面。在任何情况下，他通常都会考虑他的母亲会怎么做—错误的决定是什么—这就让他看清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此一来，他就把她当作一趟南行旅程中的北极星。这样校准自己的方向很有用，让他有依据的标准可做调整，就像小提琴根据钢琴调音一样。
五分钟后他们升空，向西起飞，然后倾斜掉头回到海岸线上。他向右移动驾驶杆时，感觉还是有点黏滞，但他把这个归因于飞机的特质。
黑
第一夜，斯科特睡在缝纫室的一张沙发床上。他没有计划留宿，但当天新闻的余波让他感觉，埃莉诺或许需要支持，尤其是她的丈夫似乎失踪了。
“他工作的时候会关机。”埃莉诺说，尽管她的说话方式似乎表明，工作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喝酒。
现在是深夜一点左右，斯科特在半梦半醒间听到道格回来了，轮胎碾压在车道上的声音像是给他打了一剂肾上腺素。那就是原始的动物本能，在不熟悉的房间里睁开眼睛，很长时间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一架缝纫机放在窗户下面，机器在阴影里像个若隐若现的奇怪捕食者。楼下，传来前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脚步声慢慢靠近，然后在他的门外停下。又安静了，像屏住了呼吸。斯科特蜷缩躺着，很紧张，他是另一个男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开始意识到在门外呼吸的道格，一个身穿工装裤的胡须男，喝了手酿的波本威士忌和微酿啤酒，醉醺醺的。窗外，蝉在院子里发出难听的喧闹声。斯科特想到海洋，那里满是看不见的捕食者。你可以屏住呼吸，潜入正在闭合的黑暗中，就像滑下巨人的喉咙；在你的脑中你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猎物。
道格转换重心时，过道里的一块木地板发出爆裂声。斯科特坐起来，盯着门把手，就像它是黑暗中一个铜球。如果它转动了，他要怎么办？如果道格醉醺醺地进来，准备打架的话，他怎么办？
呼吸，再一次呼吸。
不知在什么地方，空调的压缩机突然开始启动，一股低速通风的加压气流打破了魔咒，房子又是正常的房子了。斯科特听着道格走下过道，走向卧室。
他慢慢地吐气，才意识到自己在屏气。
早上，他带男孩出门去找石头打水漂。他们找遍河堤的地面，寻找光滑的扁平石头—斯科特穿着他的休闲鞋，男孩穿着小短裤和小衬衫，每只鞋都比斯科特的手还小。他给男孩示范该怎么站，要斜视看水，然后侧肩把石子抛向水面。男孩很长时间都做不到，他皱着眉头，试了一次又一次，明显很泄气，但他拒绝放弃。他闭着嘴巴咬住舌头，发出用力的声音，一半像歌声，一半像嗡嗡的哼声，他仔细地挑出自己的石头。第一次抛出两连跳时，他雀跃着拍手跳起来。
“不错啊，伙计。”斯科特对他说。
男孩受到激励，跑去收集更多的石头。他们在森林边缘一条荆棘丛生的河堤上，在哈得孙河的大转弯处。朝阳在他们身后，被树木挡住，正在升起，第一缕光线照亮了远方的海滨。斯科特踮脚蹲坐着，把手放在流水里。水凉爽清澈，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再去游泳，或者再次登上飞机。他现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就是身体，肌肉紧张，血液在流动。他的四周，鸟儿不紧不慢地在隐蔽处彼此呼唤，只是在稳定地相互哄闹与尖叫。
男孩又大笑着扔出一块石头。
疗愈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昨晚埃莉诺进客厅来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斯科特当时跪在地上，正在和男孩玩卡车。
谁会打到这里来找我？
“她说她叫蕾拉。”埃莉诺说。
斯科特爬起来，走进厨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他问。
“宝贝儿，”她说，“不然钱有什么用？”
她的声音一沉，降到更亲密的调子上。
“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回来，”她说，“我现在啊，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三楼，坐在你的画中间，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去过那个农贸市场？小的时候，我爸爸在文雅岛上有个院子，我在那个院子里吃着雪糕长大。好神奇啊，我第一次用现金就是去柯塞利先生那里买桃子，我当时6岁。”
“我在陪那个男孩，”斯科特告诉她，“我想他需要我。不过我也不确定，从儿童心理学上来说，又或许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