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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的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现在和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小组站在一起，包括探员、航空公司和飞机厂商的代表，在一起研究这些画—不是为了鉴赏它们的艺术门第，而是作为证据来研究。他们自问，这些画里有没有可能存在线索，能消灭九条人命和一架百万美元造价的飞机？这是个超现实的练习，由于他们所站的位置而更加人心惶惶。空间的中央架起了几张折叠桌，技术人员在桌上陈列空难的残骸。加上这些画，现在空间里有种张力—残骸与艺术之间的推拉感，让在场男女的心里都有种始料未及的心理斗争。不知怎么的，证据也变成了艺术，而不是相反。
格斯站在最大的一幅作品前面，铺展了三面画幅。最右端是一个农舍，最左端，龙卷风已经成形。中央，一个女人站在玉米地的边缘。他研究着参天的玉米秸秆，眯眼看着女人的脸。作为工程师，他发现自己不懂艺术—艺术的理念是，对象本身（画布、木头和油画颜料）不是重点，反而是某些通过暗示、材料、颜色和内容叠加引起的无形体验。艺术不存在于画作本身，而存在于观看者的头脑里。
但连格斯都不得不承认，房间里现在有种心绪不宁的力量，大规模死难的魔影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来自图像的数量、规模与性质。
正是对这一想法的承认，让他对一件事恍然大悟。
每幅画里都有一个女人。
所有女人都有同一张脸。
“你怎么看？”外资办的海克斯探员问他。
格斯摇摇头。人心的本性就是寻找关联，他想。然后玛茜过来告诉他们，潜水员们找到一些东西，他们相信就是失踪的残骸。
房间里爆发出话语声，但格斯仍盯着一幅溺水画作，在摆满晾干残骸的飞机棚里。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虚构的。他多么希望发生死亡的是绘画，现实是虚构的。但之后他点点头，穿过飞机棚，走向安全电话。他想着，每项搜索工作中都有一个时刻，你感觉搜寻永远不会结束，然后它就结束了。
梅伯里探员配合海岸护卫艇的工作，使他们找到了残骸。他告诉格斯，潜水员已经头戴头盔式摄像头，部署完毕。反馈信号会通过安全通道传输给他们，通道已经就位。一小时后，格斯坐在飞机棚内的一张塑料便桌旁。过去的两周，他几乎都在这里吃饭。小组的其他成员站在他的身后，用泡沫塑料杯喝着“邓肯甜甜圈”家的咖啡。梅伯里通过卫星电话线直接与海岸护卫艇对话。
“反馈信号应该正在连接。”他说。
格斯调整显示器的角度，尽管他从理性上知道，这对加速连接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找点事做的紧张心态。显示画面一度只有一个没有连接的视频窗口—反馈信号缺失。然后突然跳出了一个蓝色信号，不是海洋的蓝，而是某种像素的电子蓝，然后蓝色调被水下镜头无声的绿色替代。潜水员们（格斯听说共有三名）都在用头戴装置投射光线，视频有种奇异的手持画质。过了片刻，格斯才适应方向，因为潜水员们已经非常接近类似于机身的东西—一块划损的白色壳体，被貌似红色粗线的东西一分为二。
“那是航空公司的标志。”罗伊斯说，他给他们展示一张飞机的照片—“鸥翼”标志用红色斜体字印在飞机的侧面。
“我们有过通讯吗？”格斯问房间里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识别号码。”
接着是一阵混乱，他们在尝试联络海岸护卫艇上的人。但等话传到潜水员那里时，他们已经移开了。他们继续漂浮，在想办法—格斯凭直觉就能知道—进入飞机的后部。他们经过左翼时，格斯能看到它已经因为受到猛力而折断了，裂口周围的金属扭曲呈弧角。他望向放在飞机库地上的部分机翼，挨着卷尺网格。
“机尾不见了。”罗伊斯说。格斯回头看屏幕。白光正扫过飞机的机身，缓慢地一顿一顿地进入，因为潜水员在踢脚蹼。喷气飞机的后部不见了，飞机斜插在泥沙里，所以锯齿状的裂口被掩埋了一半—被自然吞噬的机器。
“不，”航空公司派来的女人说，“在那儿，不是吗？远处那里？”
格斯眯起眼看屏幕，相信自己可以辨认出光线边缘处的一丝闪光，倾斜的人造形状，在洋流里缓慢摇摆。但之后潜水员的摄像头转向，他们现在看到飞机后部的窟窿，随着摄像头俯仰向上，整个机身首次完全显露出来。突然间，他们有了全景。
“我看到一个撞击缓冲区。”一名工程师说。
“我看到了。”格斯说，他想阻断推测。飞机需要被吊起来，运回这里做全面检查。幸运的是，陷得不算太深。但预计下周又将有一场飓风，大海已经变得变幻莫测，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快。
一名潜水员出现在摄像头前，在踢腿。他指向飞机后部的黑暗之处，然后指指自己。摄像机点点头，跟随潜水员转身。
格斯坐到椅子前部，知道这一刻的力量。
他们在进入坟场。
如何形容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呢？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在看了这么多小时的电视之后（几天，几周）—晨间脱口秀，日间肥皂剧，晚间新闻，然后进入黄金时段（《单身汉》《权力的游戏》《美国之声》）—在钻研了十年的深夜主播秀的病毒视频和朋友发来的幽默搞笑视频网站的短片之后，如果观看它们的体验是一样的，我们要如何分辨二者的区别？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个设备上看着双子塔倒塌，然后又用它来看马拉松式连续剧《人人都爱雷蒙德》。
你会陪你的孩子看一集视频《爱心熊》，然后在夜里晚些时候（孩子们睡觉之后），再用它来搜索业余夫妇爱好者触犯好几个州的法律的自拍视频。用你的办公电脑与阿克伦办公室的贾恩和迈克尔开视频会议（关于新的工作时间表协议），然后再（违背你的直觉）点开一个内嵌链接，进入视频。当观看体验是一样的时候，在屏幕前或站或坐，或许在吃着一碗麦片，或许一个人，或许和别人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的自己仍扎根在日常的苦役中（为截止日期而惆怅，试图决定之后的约会中要穿什么），我们在大脑里如何区分这些东西？
按照定义，看与做是不一样的。
一个身处海平面45米以下的潜水员，他的氧氮水平由调节器控制，他被修长的湿衣紧紧包裹，脸上戴着面镜，双脚以稳定的节奏踢水，只能看到头灯照到的东西。他能感受深水的压力，需要尽量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先前机械而无意识的生理机能，现在需要慎重与努力才能做到。他要配重—真的是佩戴铅块—来维持身体的中性浮力，否则身体会浮上水面，这样会让肌肉紧张，感觉胸膛里的气不够呼吸用的。这一刻没有客厅，没有工作上的截止日期，没有必须盛装打扮去参加的约会。这一刻只与正在体验的现实相连。这才是，现实。
而格斯只不过是另一个坐在显示器前的人。即便如此，随着潜水员潜入载有死者的机械黑窟时，他还是发自肺腑地感觉到什么东西超出了他限定空间的现实，只能被形容为“惧怕”。
飞机的禁闭空间内更暗。连同机尾一道，在坠毁过程中丢失的还有后部的盥洗室和厨房，机身上有一段被挤压，是受到了冲击力的扭曲。在镜头的正前方，头灯的忽明忽暗中，前方潜水员的脚蹼在富有节奏地拍水移动。那名潜水员也戴着头盔，正是在那名潜水员模糊的光线中，开始出现第一个头盔，在它周围像光晕一样漂动的，是一团海藻般的头发。
头发只出现了一分钟，前方的潜水员就用身体挡住了它。在那一刻，每个观看屏幕的人都往右边侧身，想避开他。这是一个本能动作，理性的大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想看到被挡住的东西的愿望过于强烈，每个人都在统一侧身。
“走开。”梅伯里小声说。
“安静。”格斯打断他。
屏幕上，摄像头随着操作员的转头在摇摄。格斯看到机舱的木隔板已经碎裂，几处地方都有翘曲。一只鞋漂过去，一只孩子的球鞋。一个女人在格斯身后飞快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它们出现了，剩下五名乘客中的四具尸体，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女儿瑞秋以及本·吉卜林，在徒然地浮动，想挣开加强的尼龙安全带，尸体都已肿胀。
保镖吉尔·巴鲁克的尸体不见踪影。
格斯闭上眼睛。
等他睁开眼时，摄像机已经经过乘客的尸体，在面对变暗的厨房。前方的潜水员转过身来，指着什么。摄像机操作员得往前游才能看到。
“那些是—那些小孔是什么？”梅伯里问，格斯也探身往前。摄像头靠得更近，放大门锁周围的一组小孔。
“看起来像—”一名工程师说，然后话音停住了。
弹孔。
摄像头拉得更近，借着水里的光线，格斯能辨认出六个弹孔，其中一个打飞了门锁。
有人朝驾驶舱门胡乱开枪，试图进入。
这些子弹打中飞行员了吗？所以飞机才会坠毁？
摄像头离开驾驶室门，移向右上方。
但格斯仍保持专注。有人打花了驾驶室门？是谁呢？他们闯进去了吗？
然后摄像头发现了什么，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格斯往上看，见到詹姆斯·梅洛迪机长，他的尸体被压缩空气抵在前部厨房圆形天花板的袋状空间里，在反锁的驾驶舱门外。
詹姆斯 · 梅洛迪
1965年3月6日—2015年8月23日
他见过一次“20世纪杀人狂魔”查理·曼森，那是詹姆斯·梅洛迪的母亲讲的故事。“你才两岁，查理把你抱在腿上。”那是在1967年的加州威尼斯，詹姆斯的母亲达拉持过期旅行签证，从英格兰的康沃尔过来，她从1964年起就在这个国家了。“我和披头士一起来的，”她以前常说，“尽管他们是从利物浦来的，搭的是另一班飞机。”她现在住在西木区的一套公寓里。每次詹姆斯在大洛杉矶地区的任何一个机场做短暂停留时，像伯班克、安大略、长滩、圣塔莫尼卡等，都争取去看望她。
深更半夜，几杯雪莉酒下肚后，达拉有时会暗示查理·曼森是詹姆斯的生父。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4年的10月来到洛杉矶，我们在大使酒店的大堂相遇。”
詹姆斯已经学会不去理睬，到了50岁，他已经听天由命。不知道自己生父的真实身份也无妨，那只不过是生活中又一个伟大的奥秘。詹姆斯是神秘的信徒，但他不像他的母亲，她但凡遇见一个幻影般的意识形态，都会瞬间完全皈依。他是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方式去相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作为一名飞行员，詹姆斯见识过天空的广阔。他在狂暴的天气中翱翔过，他与灾难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上帝。
爱因斯坦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我就越是确定，通往真实虔诚的道路不在于对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争取。”
詹姆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忠实粉丝；一个前专利审查员，悟出了相对论。詹姆斯的母亲在乌烟瘴气的灵性学说中寻找生命奥秘的答案，詹姆斯则更倾向于认为，每个问题最终都可以用科学解答。举个例子，“为什么会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对唯心论者来说，答案就是上帝。但詹姆斯更感兴趣的是宇宙的理性蓝图，小至亚原子的层面。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高等数学知识与科学理解，成为一名宇航员（詹姆斯以前幻想的职业）更是需要这些。
在中途停留期间，詹姆斯·梅洛迪总是在读书。他会坐在亚利桑那州酒店的泳池旁，翻阅着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或者在柏林夜店的吧台吃饭，一边读着社科文献，比如《魔鬼经济学》。他收集事实与细节。事实上，这就是此时他正在西木区的餐厅里做的事情，一边读《经济学人》，一边等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8月清晨，室外28摄氏度，东南风时速16千米。詹姆斯正坐着喝加冰含羞草鸡尾酒，读着一篇文章，关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一座农场诞生出的一头红色母牛。这头母牛的诞生让犹太教徒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都哗然了，因为《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成第三圣殿，新的救世主才会出现。而且众所周知，只有用红色母牛的骨灰净化土地之后，才能开始建第三圣殿。
文章解释说（但詹姆斯早就知道），《旧约》第四卷《民数记》十九章第二节里教导我们，“你晓谕以色列的孩子，让他们给你带来一头没有斑点的红色母牛，没有瑕疵，从未上过牛轭”。这只动物必须未曾用作劳作。在犹太教的传统里，一头红色母牛的必要性在圣经律法里被援引为典型的例子，没有明显的逻辑。因此这项要求被视为绝对的神圣起源。
记者写道，《经济学人》刊登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意义，而是因为它重新激起了圣殿山所有权这个敏感问题。他们援引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但没有对原教旨主义主张的宗教效力做出评论。
詹姆斯读完文章后，把它从杂志上撕了下来，仔细地叠了三次。他打手势叫住一位路过的侍者，请他把它扔进垃圾桶里。把这篇文章留在杂志里有危险，因为她的母亲会顺便拿起来，看到文章，然后开始扯一堆题外话。上一次离题让她掉进山达基教1的兔子洞里九年之久，这期间她谴责詹姆斯是个自我压抑的人，并切断了所有联系。他对此倒是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