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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耳朵里。
“斯科特，”她挤到前面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在这条街上吗？”他问。
“你和穆勒小姐在一起。她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们之间不只是朋友关系？”
斯科特想了想。他们之间是朋友还是不止朋友关系？他不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得想一下，”他说，“我们是不是朋友？我们其实刚认识。而且她也有她的观点，不知道她怎么看。因为我可能会有误解，这里面的意味—谁没有过误解呢？把白的认成黑的。”
瓦妮莎皱起眉头。
“跟我们讲讲坠机的事，”她说，“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指哪方面？”
“一个人在那里，海洋狂暴，然后你听到男孩在哭。”
斯科特想了想，在他沉默的空隙里，其他问题雨点般地砸下来，六句话里有五句是冲他喊叫的。
“你要的是一个比较，需要一种类比来帮助你了解。”
“斯科特，”一个浅黑色皮肤的女人拿着麦克风叫嚷，“飞机为什么会坠毁？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对年轻夫妇从东边靠近。斯科特看着他们为了避开聚光灯横过街道。他现在就是事故现场，被行人翘首张望。
“我猜我得说，没有办法类比。”斯科特告诉瓦妮莎，不是在无视这个新问题，只是还专注于上一个问题，“当然对我来说无从对比。海洋的浩瀚，它的深度和力量。没有月亮的天空。哪边是北？生存这件事，它最基本的原型，不是一个故事。还是说，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唯一的故事。”
“你跟男孩讲过话吗？”有人在呼喊，“他害怕吗？”
斯科特思考了一下。
“呃，”他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那个问题。4岁孩子的大脑，我是说，那是完全不同的对话。我知道对我来说那是什么经历，就像不怀好意的茫茫黑暗中的一颗尘埃。但对他来说，他正处在生理发育的时刻，再加上恐惧的本质，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力量。但话说回来，在他那个年龄—”
他中断了讲话，开始思索，意识到自己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答案，但又担心他们的问题过于重要，没法马上回答，没法顺带定义清楚，他们只是为了赶上某个截稿日期。那种经历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向前继续是什么意思？这些应该是书的主题，是你需要沉思多年的问题—要找到合适的词汇，要识别出所有关键要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然后才能归纳总结出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真正知道答案。”
他转向瓦妮莎。
“我的意思是，你有孩子吗？”
她最多26岁。
“没有。”
斯科特转向她的摄像师，40岁的样子。
“你呢？”
“有。一个小女孩。”
斯科特点点头。
“你看，有性别这个要素，以及夜晚这个时间，飞机掉下来时他正在睡觉，他可能以为是一场梦？一开始可能会，以为他仍在睡觉。但实在有太多因素了。”
“人们说你是个英雄。”又一名记者高喊着。
“那是一个问题吗？”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你得帮我定义这个词，”斯科特说，“另外，我怎么想其实无关紧要。或者—那也不对—我对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准确，要根据整体世界来看才行。比如，20几岁时，我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但其实我只是个20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说的有道理吗？”
“斯科特。”他们喊叫着。
“对不起，”斯科特说，“我能看出来，我没有给出你们想要的答案。”
“斯科特，”瓦妮莎说，“现在是比尔·康宁汉直接对你提问。你为什么在那架飞机上？”
“你是说，在宇宙意义上吗？还是—”
“你是怎么坐上那架飞机的？”她纠正自己说。
“美琪邀请我的。”
“美琪就是玛格丽特·贝特曼，戴维的妻子吧？”
“是。”
“你和她有暧昧关系吗？你和贝特曼夫人？”
斯科特皱起眉头。
“比如性关系吗？”
“对。就像你现在和穆勒小姐有暧昧关系一样，她的父亲向自由主义事业捐了几百万美元。”
“那是个疑问句吗？”
“人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就因为我在她家里，你就说我有—她和我发生了性关系。这就是你的天才推论？”
“你靠花言巧语上了那架飞机，难道不是吗？”
“我图什么—就为了掉进海里，得拖着脱臼的肩膀游上16千米到岸边吗？”
他没有愤怒的感觉，只是对这条质疑思路感到困惑。
“FBI多次找你问话，不是吗？”
“两次算不算多次？”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你说‘躲起来’，就好像我是银行抢匪约翰·迪林杰一样。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坠机后你没有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不确定。”
“或许你感觉自己有所隐瞒？”
“避开公众视线与躲藏不是一回事，”斯科特说，“我想念我的狗，那倒是真的。”
“跟我们讲讲你的画，FBI缴走了它们，这是真的吧？”
“不是。我没有—那些只是图片。一个人站在一座岛上的小屋里。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画那些画？或许他们感觉自己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或许那就是开始，是带着讽刺的。但之后，他们会看到里面有更伟大的东西，或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这个—我有没有回答你的—”
“你画了一场空难，是真的吧？”
“是，那是其中一幅—对我来说，我的感觉是，我是说，我们全都会死，那是生物学决定的。所有的动物都会死，但我们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然而我们—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能够把这一深奥的认知放到某种盒子里。我们知道，但同时我们也不知道。然而在这些大规模死亡的时刻，比如渡轮沉船、飞机坠毁，我们与真相面对面。我们有一天也会死，而且是因为与自己无关的理由，与我们的希望和梦想都无关。有一天你搭巴士去上班，然后就有一颗炸弹；或者你去沃尔玛买黑色星期五的便宜货，就被暴民踩死了。所以，这些灾难，一开始只是讽刺，讽刺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打开了一扇门。”
他咬咬嘴唇。
“但小屋里的人还是小屋里的人，你知道吗？”
瓦妮莎碰了碰她耳朵里的塑料耳机。
“比尔想邀请你来演播厅做一对一的采访。”
“他很友善，”斯科特说，“我觉得。只不过你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友善，更像是警察。”
“有人死了，伯勒斯先生，”她说，“你真的觉得现在有时间友善吗？”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他告诉她，然后转身离去。
他们跟了几个街区，但最终还是停下了。他试图正常走路，意识到自己既是时空中的一个身体，也是上千人（还是上百万人？）观看的图像。他经布里克街到第七大道，跳进一辆出租车。他在思考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一个待在反锁公寓里的人，而且没有手机。蕾拉说不是她说出去的，他也没有理由怀疑她。一个有几十亿美元的女人不会说谎，除非她自己想说谎。从蕾拉的举止来看，她似乎喜欢让斯科特当她一个人的小秘密。还有马格努斯，好吧，马格努斯在很多事情上都撒谎，但在这件事上不像。除非他们给他钱了，如果那样马格努斯为什么又要在挂电话的时候找斯科特讨几百块钱呢？
宇宙就是宇宙，他想。我猜，知道有一个理由存在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知道那个理由是什么。或许是某颗新型卫星？趁我们睡觉时探进骨头的软件？昨天的科幻题材成了今天的新股发行。
他曾经是个隐形人，但现在不是了。重要的不是他在逃跑，而是他正在奔向什么。斯科特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想象男孩深更半夜坐在电视机前吃麦片的样子：他无法入睡，看着一只用字母d-o-g画出的狗在对着一只用字母c-a-t画出的猫讲话。如果现实生活真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去的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身份的纯粹本质塑造。你看着一个人，就看到两个字“朋—友”；看着一个女人，就看到词语“妻—子”。
出租车里的屏幕开着，正在播放深夜电视的片段。斯科特伸手把它关掉。
吉尔 · 巴鲁克
1967年6月5日—2015年8月23日
有关于他的传说，是传闻，但不只是传闻，假说或许是更准确的词。吉尔·巴鲁克，48岁，以色列侨民。（尽管其中一个假说是，他在约旦河西岸的刀刃地带有一个家，刀刃的凶险正是他本人凭一己之力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锻造出来的，有一天他开了一辆旧吉普过去，支起他的帐篷，经受住巴勒斯坦人的注视和嘲讽。谣传他自己砍木头，浇筑地基，胸挎着一杆来福枪。他的第一栋房子被一群愤怒的暴民放火烧了，吉尔—非但没有动用他异于常人的狙击技术，也没有使用徒手搏斗技能—只是观看并等待着，等人群散去，他把轻视化为一泡尿，撒在灰烬里，推倒重来。）
他是以色列皇亲的儿子，他的父亲列夫·巴鲁克是声名显赫的军事领袖，也是六日战争的幕后操纵者摩西·达扬的左膀右臂，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他们说，1941年，法国维希政府的一名狙击手用一枚子弹打穿达扬的望远镜左镜片时，吉尔的父亲当时就在场，是吉尔的父亲清理了玻璃和弹片，陪在达扬身边几个小时，直到他们被疏散为止。
他们说吉尔在六日战争的第一天出世，他的出生与公开击落飞机的时间刚好一致，精确到秒。这是一名军事英雄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孩子，出生在大炮的反冲力中。更不用提，他的母亲是果尔达·梅厄心爱的孙女。果尔达是在阿拉伯腹地唯一足够强悍，能铸造出整个国家的女人。
但也有人说，吉尔的母亲只是一个基辅女帽商的女儿，一个眼神迷离的漂亮姑娘，从没离开过耶路撒冷。这就是传奇的本质，总是有什么潜伏在暗处，试图戳出个洞来。无可争议的是，他最大的哥哥伊莱于1982年死在黎巴嫩，他的两个弟弟杰伊和本都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死在加沙地带—杰伊被地雷炸飞，本死在一场埋伏战里。吉尔唯一的妹妹在分娩时死去。这是传奇的一部分，即吉尔是被死亡包围的人，每个亲近他的人都迟早会死，而且通常死得更快，但吉尔仍然活着。传言他在30岁前曾六次中枪，在比利时的一次持刀袭击中大难不死，还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爆炸中躲在一个铸铁浴缸里，成功避开了危险。狙击手把他作为目标，但失手了。对他人头的悬赏数不胜数，但永远没人领取。
吉尔·巴鲁克是着火大楼里的一颗铁钉，等其他一切都被摧毁后，他还在灰烬中闪烁。
然而所有那些死亡与悲痛并没有被忽视。吉尔·巴鲁克的艰辛中有种圣经般的特质。甚至以犹太人的标准衡量，他的苦难都非比寻常。男人会在酒吧里拍拍他的背，给他买酒，然后自己挪到安全的距离。女人卧倒在他的脚下，就像她们会卧在铁轨上一样，希望在身体的碰撞中被他毁灭。脾气火暴、有丰富阅历的疯女人，抑郁的女人，爱打架的人，爱咬人的人，诗人，吉尔通通无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生命中需要少一点儿戏剧性，而不是更多。
然而传奇依旧盛行。在他作为私人保镖期间，他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几个女人上过床，模特、公主、影星。他有一个大情圣该有的橄榄色皮肤、鹰钩鼻和浓眉。他是一个有伤痕的男人，既有身体上的，也有情感上的，他没有怨言地背负这些伤痕，也不加解释。他沉默寡言，眼睛里有一丝细微的讽刺，就好像他心底知道，他是一个宇宙笑话的笑点。他随身携带武器，睡觉时枪放在枕头下，手指放在扳机上。
他们说，战胜吉尔·巴鲁克的人还没有出生，他是不朽的化身，只能被不可抗力杀死。
然而一场空难，不就是上帝派来惩罚勇者的拳头吗？
他保护这家人四年了，在瑞秋5岁时加入他们的特遣分队。当时绑架案已经过去三年，距戴维和美琪发现现场时感受到的冰冷寒意已经过去三年。漆黑的深夜、空的儿童床、打开的窗户，都已经不复存在。吉尔睡在从前的建筑师称为“女佣房”的地方；在城里，是洗衣房后面的斗室；在文雅岛的宅邸里，是一间面对车道的稍大的房间。吉尔的支持团队由当前的威胁等级决定—等级可以从电子邮件分析中推断出来，包括与外国分析员及国内分析员的会谈，既有私人部门的，也有政府部门的，并结合当前的极端主义威胁与ALC目前新闻频道节目的争议话题作为基础，人数有增有减。在2006年伊拉克增兵计划后，团队一度达到12个人，他们都端着泰瑟枪和自动武器。但是，人数的底线总是三人。三双眼睛同时观察和计算，像蛇一样盘起身体，随时准备行动。
他们的行程由总部计划，但也会咨询现场小组的意见。商业航班不再理想，公共交通也是，尽管吉尔纵容戴维渴望每个月搭几次地铁去办公室，却从来不允许模式固定下来。这一天要随机选择。在搭地铁的日子，他们首先派出一个假目标去乘坐轿车，穿着戴维的衣服低头走出大楼，被他的组员匆匆簇拥着外出，塞进汽车后座。
在地铁上，吉尔站得离戴维足够远，让他感觉自己是个平民；但也足够近，如果有局外人决定动手的话，他能马上介入。他站着，拇指按在一把弯曲的折刀刀柄上，刀藏在他的皮带里。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