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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什么不重要，”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它们关于什么。”
“灾难绘画，”海克斯说，“是你的代理人说的，比如车祸和火车相撞的图画。”
“所以，”奥布莱恩说，“抛开那种东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性质，从程序上来说，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或许你厌倦了画灾难，决定自己制造一场灾难。”
斯科特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这些人的头脑真奇妙啊，可以凭空捏造出阴谋和骗局。他的眼睛移向格斯，格斯正在捏他的鼻梁，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那要怎么做呢？”斯科特问，“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靠追逐无法定义的东西过日子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没有动词的故事。这个人是怎么—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措辞—转变的呢？”
“都是这样发生的啊，”奥布莱恩说，“小人物在小房间里琢磨大事件。他们开始胡思乱想，去参加枪展，在网上找化肥炸弹。”
“我不上网。”
“那就是实体图书馆。请注意，这才是重点—要报复。”
“报复谁？为了什么？”
“任何人！每个人！他们的母亲，上帝。”
“我就是觉得很有趣，”斯科特说，“你们的头脑都是怎么运作的？我说过，我在沙滩上走路；我坐在咖啡馆里，盯着自己的杯子；我想着图像，想着颜色和多媒体。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新鲜，这种电视投影。”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主题？”格斯静静地问。
“好吧，”斯科特说，“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以前画风景，然后我开始往里面放东西，我猜我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你期待生活会变好，或者至少你接受变好是有可能的说法。也就是说，生活是可操控的，只要你选定一条路，或者可能根本不是你选的。但是你知道有几个人是偶然登上顶峰的呢？他们可能只是偶然落入某个领域。但我落入的是波本威士忌的世界，还有我自己的浑蛋世界。”
“我要睡着了。”奥布莱恩说。
斯科特继续说，因为是格斯问起的，因为他问了，斯科特假定他是真想知道。
“人们早上起床，他们觉得又是新的一天。他们制订计划，他们走向选定的方向。但那不是新的一天，那是他们的火车脱轨或者飓风登陆或者沉船的一天。”
“或者飞机坠毁。”
“是的，这是真实的。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它曾经是个隐喻—在十天以前。当时我以为画空难只是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掩饰我毁掉自己人生的事实。”
“所以你确实画了一张空难的画。”海克斯说。
“我们想看看。”奥布莱恩说。
透过车窗，斯科特看着男人把烟头丢进泥里，抓起他们的铁锹。他想起莎拉·吉卜林，她在8月的一个艳阳天里还迎合过他，无力地握手，敷衍地微笑。为什么埋在地下的是她，而不是他？他想起美琪，想起她的女儿，才9岁。她们两人都在大洋底下的某处，而他在这里，在呼吸，在讨论艺术，实际上讨论的是死亡。
“随时过来吧，”他告诉他们，“画都在那儿，你们只需要打开灯。”
他让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宾州火车站，琢磨着葬礼上有那么多的媒体，总会有人跟踪出租车。他推门进入车站时，看到一辆绿色的SUV停靠在路边，一个穿牛仔外套的男人冲出车外。斯科特快速走进地铁，下到市区3号车站的站台。然后他原路折回，挤向北线的站台。同时，他看到穿牛仔外套的跟踪者出现在市区站台的那一侧。那个跟踪者拿出一部相机，随着北线的列车呼啸而入，他看到了斯科特，举起相机想拍照片。列车刺耳地驶过斯科特时，他脚跟一转，没让对方拍到他的脸。他听到空气闸门的声音和地铁的叮当声，退步进门上车。他坐下，一只手挡着脸。门关上时，他透过张开的手指张望，列车驶出站台时，他瞥见远处轨道旁穿牛仔外套的人仍举着相机，祈祷能拍到一张照片。
斯科特向上城区坐了三站，然后出地铁，搭巴士进市区。他现在身处一个新世界，一个满是冲突的城市，充满怀疑与不信任。这里没有地方做抽象思考，没有地方玩味事物的本质，这是在汹涌的大西洋里死去的另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同时活在世界里，又与世界隔离。一个工程师看到形式与功能，一个艺术家看到的是意义。对工程师来说，一台烤面包机是机械部件和电力组件的排列，它们合力把热度应用到面包上，生成吐司。对艺术家来说，烤面包机不单纯是机电组合，它是一台舒适创造机，是住所里很多机械盒子中的一个，能创造出家的幻觉。拟人化地说，它就是一个下巴固定的男人，从不厌倦地进食。打开他的嘴，放进面包。但可怜的吐司·欧文先生啊，他是个不管吃多少，都永远不会真正被喂饱的人。
斯科特拿麦片当晚餐，还穿着他借来的西服，领带歪斜。不知怎么的，感觉脱掉西服很失礼。死亡，对死者是永恒的，对悼念者也不该只是一场下午的活动。所以他在漆黑中坐着，将麦片一勺勺地送进嘴里咀嚼，像个早餐送葬者。
他站在水池边，洗着他的碗和勺子，这时他听到前门响了。他不用看就知道是蕾拉，因为传来了她的高跟鞋声和香水味。
“你穿衣服了吗？”她一边进厨房一边说。
他把碗放在碗碟架上晾干。
“我在试图理解你为什么需要30套餐具，”他说，“牛仔以前只带一个盘子、一把叉勺周游全国。”
“那就是你吗？”她问，“一个牛仔？”
他走去客厅坐在沙发上。她扯掉活动盖板吧台上的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
“你是在给酒保暖还是怎么着—”
“我是个酒鬼，”他告诉她，“我认为。”
她抿着她的酒。
“你认为。”
“好吧，多半是，鉴于我一开始喝酒就停不下来。”
“我父亲是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酒鬼。福布斯刊登过一篇文章，他一年大概要喝掉30万美元的顶级好酒。”
“这或许应该刻在他的墓碑上。”
她笑了，坐下，她的鞋从脚上掉下来，然后把右腿盘在左腿下面。
“那是瑟奇的西装。”
他伸手去拉领带，并说：“对不起。”
“不用，”她说，“没关系。他现在人在罗马尼亚，我想他正要开始下一段艳史。”
斯科特看着她喝下苏格兰威士忌。外面的雨在拍打窗户，留下条痕。
“我吃过一只桃子，”他说，“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那比我的任何一次性爱都棒。”
“小心说话，”她告诉他，“我或许会把那当成下战书。”
她走之后，他把她的杯子拿去水池。里面还有一指高的威士忌，他把酒倒进池子后，把杯子拿到下巴旁嗅闻，那股熟悉的朴实的泥煤味让他意乱神迷。他想，我们的人生，千疮百孔。他冲洗杯子，倒放过来控干水。
斯科特走进卧室，躺在床上，西服还穿在身上。他试图想象死亡是什么感觉，但想象不出来，于是他伸手关了灯。雨点敲击着窗玻璃，他盯着天花板，看着阴影条纹在反向移动，雨滴在从下往上滑，树枝以罗夏墨迹性格测试的式样展开。公寓是一块空白画布，一个在等待住客决定如何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要画什么？他在好奇。
线索
答案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还没找到。格斯的上司们施压时，他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坠机已经过去了十天。长岛一个海军基地上有个飞机棚，他们把找回的碎片都集中在那里—一段1.8米的机翼，一张小桌板，皮质头靠的一部分。剩下的尸体被找回时，也会被运来这里，假设它们是和飞机残骸一起被找到，而不是像艾玛·莱特纳的尸体一样被冲上海滩，或者像莎拉·吉卜林的尸体被渔夫捕龙虾的渔网捞上来。那两具尸体被送往了当地太平间，必须经过几天时间才能被联邦政府授权取回。调查沿海水域的空难时，司法管辖权是其中一个要应付的难题。
潜水员每天都穿上湿衣，飞行员给直升机加满油，船长们分配好搜索网格。深水区很暗，水流会变向，漂不起来的东西都会下沉。不管怎样，经过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目标。有时，当等待过于难耐时，格斯会找来一架直升机，飞到主导舰船上。他会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鸥盘旋，帮忙协调搜查。但即使在行动中，格斯也只是袖手旁观。他是一名工程师，是飞机设计方面的专家，能找出任何系统中的缺陷。但前提是，他需要有个系统供他分析—推进力、水力学、航空动力学。他现在只有一片扯裂的机翼，以及能把人活埋的自上而下的压力。
然而，即使一小片残骸也在讲述一个故事。根据机翼碎片，他们断定飞机以90度直角撞击水面—像只海鸟一样直接下潜。这不是一架飞机降落的自然角度，自然降落会依靠波状机翼滑行一段。那意味着是飞行员的人为错误，甚至可能是故意坠机—尽管格斯提醒大家，飞机有可能是以自然角度降落的，只不过迎头撞上了大浪，模拟出俯冲坠毁的情景。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
几天后，一大块机尾在布洛克岛外围被人发现。这块机尾让他们第一次看到液压系统—表面看起来没有功能损失。第二天，又有两个行李箱在蒙托克海滩上被人发现—一个完好无缺；另一个已经裂开，只剩一个空壳。于是这样的碎片一点点出现，就像大海捞针。好消息是，残骸似乎是在水下解体的，一次出现一点点；然而，四天以后，就不再有新发现了。现在格斯担心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找到机身的主体了，剩下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也都永远不见了。
每一天，他都要面对华盛顿上级的压力，而他们又要面对司法部长堆积如山的要求，还有某个愤怒的亿万富翁要求他们找出答案，找回那些失踪的尸体，给故事一个交代。
答案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还不知道。
周四，他和25名官僚坐在一张会议桌旁回顾明摆着的事实，彻底审查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在百老汇大道上的联邦大楼里，是FBI探员奥布莱恩和外资办的海克斯的主场，加上他们控制的六个下属。对奥布莱恩来说，这场空难是更大一个局里的一部分—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威胁和细胞分裂攻击。对海克斯来说，空难只是战争故事中最新的一块拼图，关乎美国经济，以及砸下庞大资本违规违法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格斯是房间里唯一把坠机当成独立事件考虑的人。
这些人正好在那架飞机上。
他的身旁是负责贝特曼一家安全的私人安保公司的CEO，正在描述他们评估威胁可能的过程。他带来一个六人小组，他们在他讲话时帮他递文件。
“我们一直与国土安全局敬业的探员们保持联系，”他正在说，“所以如果有威胁的话，我们几分钟之内就会知道。”
格斯坐在会议桌旁，看着窗户上自己的影子。脑海里，他在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上，观测着海浪，或者他正站在一艘海军护卫舰的桥楼上，检验声呐成像。
“空难发生前的整整六个月，”CEO继续说，“我一直对所有情报和活动的综合评述做监督，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没有漏掉任何东西。就算有任何人把贝特曼一家作为目标，他们也是秘密筹划的。”
格斯感谢了他，把时间交给海克斯探员，海克斯开始回顾政府对本·吉卜林和他的投资公司立案的事。他说，按照计划，起诉的消息已经在坠机前一天正式宣布，而吉卜林的死是其他合伙人完美的替罪羊。所以对全体合伙人来说，所有与流氓国家有任何交易的说法（如果交易存在的话）都是一个已死之人的主意，和别的交易一样，在他们的账簿上洗过一遍。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也上当了。他们会这样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受害者啊。
公司有18个账户被冻结，总价值61亿美元。调查员把这些钱连上五个国家：利比亚、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他们从吉卜林的电话记录中得知，巴尼·卡尔佩珀在飞机启程前51分钟打过电话给他。卡尔佩珀拒绝对他们的讨论发表评论，但显然那通电话是为了警告吉卜林会有起诉。
对海克斯探员和他在外资办的上级而言，空难是敌对国家下的一步棋，为了让吉卜林封口，并阻碍他们的调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吉卜林夫妇到底是什么时候接到邀请，与贝特曼一家乘飞机返回的？安保公司的CEO检查了日志，贝特曼的保镖在飞行当天上午11点18分有过一次公报，报告了和委托人的一次谈话（戴维·贝特曼，又称“秃鹰”），谈话中，“秃鹰”申明本和莎拉会与他们一道乘飞机返回。
“斯科特。”格斯心不在焉地说。
“什么？”海克斯说。
“那个画家，”格斯说，“他告诉过我们，美琪邀请了莎拉和她的丈夫—是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农贸市场决定的。他已经被邀请了—你们查一下笔记，我想是周日早晨的某个时候，他在本地咖啡馆遇到了美琪和孩子们。”
格斯想起他和斯科特的上一次谈话，当时他们坐在墓地的一辆出租车里。他原本希望能有更加详尽的讨论，一分一秒地捋一遍斯科特对航班的记忆：登机，随后的起飞，以及他记得空中发生了些什么。但对话被凭空幻想的人劫持了。
他想，我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自己讲故事。
显然这就是新闻媒体在做的事—CNN、推特、《赫芬顿邮报》—24小时的循环揣测。大多数声誉良好的团队仍忠于事实和研究到位的专稿，但其他人—ALC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