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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买话剧门票，任何东西；而且只要纳摩想找人聊天，比尔随时奉陪，这种事通常发生在深夜一点半以后。
“你发现什么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后，问纳摩。
纳摩四下看看，同时测定音量和距离。
“窃听平民太简单了，”他说，“我们已经盯上空乘的父亲、飞行员的母亲以及贝特曼家的姨妈和姨夫。”
“埃莉诺和—叫什么来着？道格。”
“没错。”
“他们一定昏头了，”比尔说，“赢了该死的孤儿乐透奖。那孩子应该会继承大约三亿美元。”
“但是，”纳摩说，“他毕竟还是一个孤儿。”
“呜呜呜，我希望我也是个孤儿。我母亲在包吃包住的宿舍里把我养大，她用漂白剂避孕。”
“好吧，所有三部电话都被窃听了，她的手机、他的手机和家里的座机。我们会先于他们看到他们所有的电子信息。”
“这些信息传送到哪里？”
“我开设一个虚拟账户。我们今晚出门时，你会收到密文形式的信息。我也破解了她的语音信箱，所以你深更半夜时可以听到。”
“相信我，我的妞太多—我夜里回家后，只会把我的大鸟放进冰里。”
“提醒我下次到你家不要点玛格丽特。”
比尔喝完了他的啤酒，朝调酒师挥手又要了一杯。
“‘海神’怎么样了？”他说，“那个长途游泳健将。”
纳摩小口抿着他的啤酒。
“没消息。”
“你说‘没消息’是什么意思？这是2015年。”
“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返祖的人。没有手机，不发短信，用邮寄的方式付所有账单。”
“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
“再也没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了，连托洛茨基自己都不是。”
“很可能因为他50年前就死了。”
一个女招待给比尔拿来一杯新啤酒，纳摩示意他也想要一杯。
“至少，”比尔说，“告诉我这个童子军在哪里，在哪个星球上。”
纳摩想了想。
“你为什么对这个家伙这么不爽？”他问。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说—这个游泳健将—其他人都觉得他是个英雄。”
比尔做了个怪相，就像这句话让他身体不适。
“那就像在说，正是这个国家出现的所有问题让我们伟大。”
“对，可是……”
“某个失败的酒鬼跟真正有成就的人套近乎，想搭上高攀的快车。”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是个骗子，我是在说，一个无名小卒。他靠肌肉挤到聚光灯下面，是一个假装谦虚的骑士。而真正的英雄，那些伟大的人，死在狗屁蓝色深海的海底。如果那就是2015年我们对英雄的定义，那么，哥们儿，我们死定了。”
纳摩在剔牙，他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但这是个很高的要求，要违反很多法律，所以很可能有必要确定一下。
“他救了那个孩子。”他说。
“那又怎么样？他们也训练狗背上威士忌桶去雪崩里寻找温暖的人体，但你怎么没看到我教育我家孩子长大了去当雪橇犬。”
纳摩琢磨了一下那句话，说：“好吧，他没有回家。”
比尔盯着他看。纳摩笑不露齿。
“我在筛选一些闲谈的话，说不定他会出现在谈话里。”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这么一次，我不知道。”
比尔的腿一晃，他突然对第二杯啤酒失去了兴趣。
“我是说，我们现在聊的是什么人？一个酗酒的败类？一个黑色行动中的潜伏特工？某个罗密欧？”
“也有可能他只是个上了不该上的飞机，救了一个孩子的家伙。”
比尔又做出怪相。
“那是个英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个英雄故事，这是屁人情味。你不能告诉我，这条过气咸鱼在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就因为他是个好人。三个星期前，连我都没办法搭那架飞机一程，得去搭该死的渡轮。”
“而且你绝对不是个好人。”
“我是个伟大的美国人，那不比那什么更重要吗—当个好人？”
女招待给纳摩拿来第二杯啤酒，他抿了一口。
“是这样的，”他说，“没有人能永远隐姓埋名。迟早，这个家伙要去熟食店买个百吉饼，然后有人拍张手机照片，或者他会打给某个我们已经在窃听的人。”
“比如运安委的富兰克林。”
“我告诉过你了，那个人很棘手。”
“你说任何人都行的，你说从电话簿里挑个名字的。”
“喏，我可以搞到他的私人专线，但卫星电话不行。”
“邮件呢？”
“或许需要时间，但我们得小心为上。自从爱国者法案3通过以后，他们现在什么都监控。”
“那你说的都是业余把戏。赶紧的，给我干成一件事。”
纳摩叹了口气。他盯上了金发女郎，她趁约会对象上厕所时在给某人发短信。一旦问出她的名字，他就能在15分钟内捞出她的裸体自拍照。
“我记得你说过，我们要低调一段时间。”他说，“电话里不是那么说的吗？销毁一切，等你的信号。”
比尔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那是在ISIS杀死我朋友之前。”
“或者是别人干的。”
比尔站起来，拉上飞行夹克的拉链。
“你看，”他说，“就是个简单的等式，秘密加上科技等于没有秘密。这件事需要一个智囊团，一个站在极高处的人，能接入所有处理器，得到政府的、个人的、天气资料的数据。而他，这个崇高的神体，利用那些信息来描绘出真实画面，揭露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
“而那个人就是你。”
“太对了。”比尔说，出门上车。
迷宫
那天晚上，斯科特独自坐着看电视上的自己。与其说这是自恋行为，不如说更像一种眩晕的症状。他看到自己的脸在银幕上，五官翻转，他童年的照片也被挖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到的？并在公众论坛里展示（夹在成人纸尿裤和休旅车的广告中间），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别人讲述，就好像在玩一个电话游戏。这是一个类似于他本人故事的故事，但又不是。他出生的医院搞错了，上的小学搞错了，在克利夫兰学习绘画而不是在芝加哥。这就像走在街上，低头看到别人的影子在跟着你。这些天来，他很难认清自己是谁，只剩一个有知觉的分身在那儿。这个第三人称的他现在是传闻和炒作的对象。他在那架飞机上干什么？上周他还是个普通人，籍籍无名。今天他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角色：“遇难者最后的在世见证者”或者“小孩救星”。每天他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幕幕的场景，坐在沙发上，坐在硬背椅上，回答FBI和运安委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细节，他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然后看报纸上的头条，听广播里空洞的声音。
一个英雄，他们叫他英雄。这个词他现在无法招架，他对自我，那个他创造出来让自己运转的叙述者，感觉如此遥远。一个野心不大的潦倒的人，一个曾经丧失意识的酒鬼，如今活在当下，勉强糊口。于是他低头做人，躲着摄像机。
他偶尔坐地铁，或者走在街上时会被人认出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名人。“嘿，你救了那个孩子。”“我听说你跟鲨鱼打了一架，老兄。你是不是跟鲨鱼打了一架？”他不是被人像皇族那样对待，就好像他的名声建立在某种稀有的东西上，更像是小区里一个撞大运的人。他做了什么？只不过是游泳。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做了好事的小人物。所以当人们认出他时，都是微笑着过来的。他们想跟他握手，跟他合影。他从空难里逃生，还救了个孩子。碰他一下都能沾点魔力，跟你摸幸运钱币或兔子脚有同样的功效。他通过做到不可能之事—和杰克一样—他证明了不可能皆为可能。谁不想蹭一点福气？
斯科特微笑，尽力保持友好，这些对话与他假设和新闻媒体的谈话不一样，这些是人性层面上的接触。尽管他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确保自己不要态度粗鲁。他能理解，他们希望他很特别。他应该特别，这件事对人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特别的东西。我们想去相信，魔法仍然有可能。所以斯科特与人握手，接受随便一个女人的拥抱。他请求他们不要拍他的照片，大多数人都能尊重这个要求。
“我们私密一点儿比较好，”他说，“如果只留存在你我之间，会更有意义。”
人们喜欢这个想法，即在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体时代，他们还能有一次独特的经历。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些人明目张胆地拍照，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当他拒绝一些人摆拍的要求后，那些人会恼羞成怒。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外面叫他浑蛋，他点点头告诉她，她是对的。他就是个浑蛋，他希望她有美好的一天。
“去你的。”她告诉他。
一旦被你的同胞神化为英雄后，你就失去了隐私权。你被物化，被剥夺一些无法量化的人性权利，就好像你赢了宇宙级的乐透大奖，一天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个小神，幸运守护神。你自己想要什么不再重要，只有你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重要。你是一只被直角放在太阳底下观察的珍稀蝴蝶。
从第三天开始，他停止外出。
他住在蕾拉家三楼的客房公寓里，这是一个纯白的空间，白色墙壁，白色地板，白色天花板，白色家具，就好像他已经死了，搬进某个天国般的冷宫。在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他曾经深受时间的困扰，现在时间却变得可以替代。他在陌生的床上醒来，用不熟悉的咖啡豆煮咖啡，从自动关闭的橱柜里拎起厚重的浴巾，感受它们接触皮肤的高级酒店质地。客厅里有个摆满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清澈伏特加的酒吧，有中世纪的樱桃木酒箱和精美的折叠盖子。第一晚，斯科特盯着它看了很久，是处于特定精神状态的人注视枪支柜的样子。他可能有太多种死法了。然后他用一张毯子盖住吧台，搬了一把椅子堵在前面，再也不去看它一眼。
在某个地方，吉卜林的妻子和那个美丽的空乘正仰面躺在一块钢料板材上。莎拉，她的名字叫莎拉；穿短裙的空乘叫艾玛·莱特纳。他每天回忆这些名字好几次，像在参悟禅宗的心印。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瑞秋·贝特曼……
他以为自己已经与这件事和解，对它已有充分的认识了，但找到尸体的新闻还是让他心神不宁。他们都死了，所有人。他知道他们死了，他当时在场，在海洋里，他潜到海浪下方才躲过死亡，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生还者。但听到新闻，看到那些镜头，找回此次空难中的第一具尸体让整件事情真实起来。只有等危机彻底结束后，他才发现他的腿不受身体控制。
那个母亲还在海里，父亲和姐姐也是。还有飞行员查理·布施和詹姆斯·梅洛迪。卖国贼吉卜林和贝特曼家的保镖都葬身海洋深处，在永久的黑暗中摇摆。
他心里知道，他应该回家，回到岛上，可是他无法回去。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自己无法面对他曾经的生活（这里的曾经就是九天以前，好像线性时间对像他这样一个大难不死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事前和事后），无法走向安静的白沙路上的那道白色小门，套上那双心不在焉地脱在门边的旧便鞋，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后面那只鞋的鞋尖还搭在前面那只鞋的后跟上。他觉得无法回去面对冰箱里变酸的牛奶和他家狗悲伤的眼睛。那是他的家，电视上那个男人的，他穿着斯科特的衬衫，眯眼看向旧照片的镜头—我的牙有那么歪吗？他无法面对摄像机的长臂，没完没了的攻击问题。跟地铁上的人讲话是一回事，但是向大众发表讲话—那是他无法应对的事。一句陈述传达给群众后，就成了一项声明。随意的言论变成公开记录的一部分，会被永远拿来重播、自动调校和配上题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感觉无法折回原来的路了，无法退回他“以前”住的地方。于是他坐在现在这张借来的沙发上，盯着外面的树顶和银行街的褐色沙石。
此刻那个男孩在哪儿？在纽约州北部的某处农场？在餐桌旁吃早餐？被草莓的绿色带刺顶叶和钙化般的斑点燕麦片包围？每晚睡前，斯科特都有同样的想法。睡着后，他会梦到男孩迷失在无尽的黑色海洋里，梦到他多普勒式的哭声—不知在哪儿又无处不在。斯科特在四处扑打，快要淹死了，他一直搜寻却永远找不到。但这个梦没有出现过，只剩下睡眠的深沉空白。现在他抿着冷咖啡，突然想到，或许这些是男孩的梦，是男孩忧虑的投射，飘浮在喷射气流上，就像一声只有斯科特才能听到的狗哨。
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是真的吗。还是一种隐含的想法，是愧疚感的产物，像病毒一样被他感染上？为了救这个孩子，他让他趴在他的身上八个小时，筋疲力尽；他把他抱在怀里送去医院—那会在大脑里创造新的通路吗？救到这一步还不够吗？他现在回家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孩子名叫JJ，但斯科特总是想起那个男孩。他安全了，被新的家庭关爱，被姨妈和—好吧，我们说老实话—她诡诈的丈夫照顾着。他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比那些别无所求的人还要富几百倍，而他还不到五岁。斯科特救了他的命，给了他一个未来，给了他幸福的机会。那还不够吗？
他打给信息台，询问男孩的姨妈在纽约州北部的电话号码。这时是晚上九点，他已经连续两天独自坐在公寓里。接线员给他连上线，在听着电话铃响时，他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铃响到第六声时，她接起电话，是埃莉诺。他想象着她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