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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从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偷渡进入密歇根，付给人600美元买了一张假的身份证。他现在和另外14个人睡在一套公寓里，大多数收入都寄回海外，希望有朝一日能让他的妻儿坐飞机过来。
另一方面，黑衣女人告诉他20块钱不用找了，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村，拥有19台电视机，她不看电视。从前，她是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一名医生的女儿，一个骑马长大的女孩，她的16岁生日礼物是隆鼻手术。
每个人都有出处，我们都有故事。我们的人生沿着曲折的路线展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碰撞。
3月份，莎拉·吉卜林刚过50岁生日—在开曼群岛有一场惊喜派对。她原以为本用一辆豪华轿车接她去绿苑酒廊，但却把她带到了泰特波罗机场。五个小时之后，她的脚趾已经踩在沙滩上，在啜饮朗姆宾治酒了。现在，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外面，她钻出的士。她要和26岁的女儿詹妮见面，参观双年展，在晚餐前快速掌握她未婚夫父母的资料。莎拉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本，因为她可以和任何人聊天，但她的丈夫却很难与人进行和钱无关的对话。或许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许是他很难跟没有钱的人对话。他不是冷漠，他只是忘记了有房屋按揭和汽车贷款是什么感觉，忘记了“凑合着过”是什么意思，去商店买东西之前还得看价格？这会让他显得粗俗冷漠。
莎拉厌恶她在那种时候产生的感受—看着她的丈夫出洋相，这也让她难堪。在她的脑海里，没有其他的词语可以形容。作为他的妻子，她和他绑定在一起，无可挽回—他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这对她的影响极为不利—或许不是因为她有同样的意见，而是因为她选择了本，和本待在一起，这在别人的眼中表现出她对人的品性判断不佳。尽管莎拉在有钱人家长大，但她知道千万不能炫富，这就是暴发户和贵族世家的区别。贵族人家的孩子在大学里头发乱蓬蓬的，穿虫蛀的毛衣。你发现他们在自助餐厅里借午饭钱，吃朋友盘子里的东西，他们符合穷孩子的形象，营造出一种置金钱于度外的气质—就好像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其中一个权利就是，永远不用再去考虑钱。他们在现实世界里飘摇，就像少年神童在人类生存的日常琐事里磕磕绊绊一样，每天一头雾水，忘记要穿袜子，衬衫扣错纽扣。
她丈夫对金钱话题非常敏感，他需要不断提醒别人他们有多少钱，这感觉太粗鲁，太无礼了。因此，让他磨去棱角，教育他如何不要庸俗地致富，成了她厌倦的人生使命。
詹妮给她讲了未来亲家的情况，莎拉会寄一份文本给本：你可以和男方聊政治（他投票给共和党）或者运动（爱好喷气式飞机）。女方去年和她的读书会去了意大利。（去旅游？去阅读？）他们有一个儿子有唐氏综合征，住在疗养院里，所以不要开弱智的玩笑！
莎拉尝试过让本对人表现出更多关心，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新鲜的经验—他们为这事去参加过两个星期的心理咨询，然后本告诉她，他宁愿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也不能“再听那个女人多讲一天”。最终她还是做了大多数妻子会做的事情，她放弃了。所以，现在她要做出额外的努力，确保社交应酬能顺利进行。
詹妮在正门入口外面等她。她穿着休闲喇叭裤和T恤，头发掖在现在年轻女孩都在戴的那种贝雷帽里。
“妈妈。”她叫了一声，莎拉本来没有马上看到她。
“不好意思，”她的母亲说，“我真是眼瞎了。你父亲一直叫我去看眼科医生，但我哪有时间呢？”
她们拥抱了一下，然后往里走。
“我早到了，所以把我们的票买好了。”詹妮说。
莎拉设法往她手里塞一张百元钞票。
“妈，别闹了。我很高兴付钱。”
“等会儿坐的士用。”她的母亲说，一边把钞票往她身上猛戳，就像街上他们硬塞给你的一张床垫商店的广告，但詹妮避开了，把她们的票递给讲解员。莎拉无奈地只得把钱放回钱包里。
“我听说最好的东西在楼上，”詹妮说，“所以或许我们应该从顶楼开始。”
“随你喜欢，亲爱的。”
她们等电梯，在沉默中上楼。她们身后是一个拉丁家庭，在用很有活力的西班牙语聊天，女人在痛骂她的丈夫。莎拉在高中学过西班牙语，不过她没有继续学下去。她能辨识出“摩托车”和“小保姆”这两个词，透过激烈的言辞，显然这个家庭发生了外遇。他们脚边的两个小孩在手持设备上玩游戏，脸被映照成怪异的蓝色。
“谢恩对今晚很紧张，”她们出了电梯后，詹妮说，“好可爱。”
“我第一次见你父亲的父母时，我吐了。”莎拉告诉她。
“真的啊？”
“是的，但我想可能与我午餐时吃的蛤蜊浓汤有关。”
“哦，妈妈，”詹妮笑着说，“你太好笑了。”詹妮一直告诉她的朋友，她母亲“有点儿古怪”。莎拉都知道，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察觉。她确实—是哪个词来着？—有点儿恍惚，只有一点儿，有时她在头脑中建立独特的连接。罗宾·威廉姆斯不是也有同样的特质吗？还是其他的创新思想家？对吧。
所以你现在是罗宾·威廉姆斯咯？本会说。
“好吧，他不用紧张的，”莎拉说，“我们又不咬人。”
“阶级是真实的东西，”詹妮告诉她，“其实还有这个问题。阶级的划分，你懂的。有钱人和—我是说，虽然谢恩的父母并不贫穷，可是—”
“这是在巴厘岛餐厅吃饭，不是阶级斗争。况且，我们不是那么有钱。”
“你上一次坐商用飞机是什么时候？”
“去年冬天去阿斯彭。”
她的女儿发出一个声音，就好像在说，你听到自己说什么了吗？
“我们不是亿万富翁，亲爱的。这是曼哈顿，你知道的。有时参加一些派对，我感觉自己像佣人。”
“你们有一艘游艇。”
“那不是游艇，那是一艘帆船，而且我告诉过你父亲不要买。我们现在是那种人了吗？我说，开帆船的人？但你知道他的，他有什么想法谁也拦不住。”
“随便了。问题是，他很紧张，所以你们能不能—我也不知道—轻松点儿。”
“你在跟一个迷倒瑞典王子的女人讲话。啊，他真是讨人嫌。”
这么说着，她们进入画廊的主要空间。墙上排列着超大画布，每一幅都在表达意图，想法和观念被缩减成线条与色彩。莎拉试图放松她的大脑，平息絮叨不休的思想，忘却现代生活习惯性待办事项，但太难了。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担心。她就是这么认定的。
詹妮出生时，他们住在上西城区的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里。本在交易所里当推销员，一年挣80000块。但他英俊，擅长逗人大笑，而且他知道如何抢占机会，于是两年后，他升级成为交易员，吸金能力是以前的四倍。他们在六十年代搬进东部的一套公寓大厦，开始在奇塔雷拉美食专卖店买杂货。
当母亲之前，莎拉从事广告业。詹妮进学前班之后，她闪过回去上班的念头，但她无法忍受她在上班的时候，一个保姆在养育她的女儿。所以，尽管她感觉像是放弃了灵魂的一部分，她还是留在家中，做午餐，换尿布，等待丈夫回家。
她的母亲鼓励她这么做，成为—她母亲是这么形容的—贤妻良母。但莎拉不善于处理松散的时间，也许因为她的头脑本就十分松散，于是她成了一个整天列清单的女人，一个有好几本日历的女人，在他们的前门上贴便利贴。她是那种需要提醒的人，是某人刚向她报过电话号码，她转眼就忘的人。3岁的女儿开始提醒她事情时，她知道这样很糟，甚至去看过神经科医师。医师说她的大脑没有生理异常，建议她服用哌甲酯，暗示她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莎拉憎恨吃药，担心药品会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于是她回归她的清单，继续用日历和警示提醒自己。
在本工作迟归的夜晚—这种情况越发频繁—她不禁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晚饭后，母亲在厨房里一边洗涤餐具，一边指导她当天的手工美术作业，同时打包第二天的午餐。这就是母性的循环吗？恒定的回归。有人曾经告诉过她，母亲的存在是为了减弱生而为人的孤独感。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她作为母亲，最大的责任就仅仅是陪伴。你把一个孩子从暖热的子宫带到这个难缠、混沌的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他们在琢磨如何做人时，与他们并肩同行。
另一方面，父亲的作用是让孩子们坚强起来，如果他们跌倒，在母亲要上前抱的时候说句“多走走就好了”。母亲是胡萝卜，而父亲是大棒。
于是莎拉发现自己在东63街的自家厨房里，打包学前班的午餐盒，在洗温水浴时读图画书，她的身体和女儿的身体是一回事。在那些独自入睡的夜晚，莎拉会把詹妮抱到她的床上，一边读书，一边聊天，直到她们两人都打瞌睡了，抱在一起。一身酒气、领带歪斜的本回家，吵闹地踢掉鞋子时就会发现她们这样睡着。
“我的姑娘们怎么样了？”他会说。他的姑娘们，就好像她们俩都是他的女儿。他说出这句话是带着爱意的，他容光焕发，就好像这就是漫长一天的回报：他爱的两个女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仰着脸看他，睡眼惺忪。
“我喜欢这一幅。”詹妮说，现在她是二十几岁的女人了，再过五年就会有自己的孩子。在她容易与人发生口角的青少年时期，他们也努力与她保持亲密，尽管困难重重。詹妮从来不爱闹事，现在你能指责的最糟的情况不过就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尊敬她的母亲，这是现代女性身上的诅咒。你留在家里养大女儿，女儿长大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同情你—她们的全职妈妈。
身旁的詹妮一直在聊谢恩的父母—爸爸修理旧车，妈妈喜欢为他们的教会做慈善工作—莎拉努力保持专注，一边留意有没有危险的信号，有没有本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她的头脑总是神游。她突然意识到，她可以买下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幅艺术品。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最多能卖多少钱？几十万？一百万？
在上西城区的时候，他们住在三楼。在东63街的公寓大厦住的是九楼。现在他们在翠贝卡区拥有一套顶层公寓，在53层。尽管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只有两层楼，邮编本身就让它成了某种遥不可及的太空站。周六农贸集市上的“农夫”是新兴的潮人工匠，他们拥护原生种苹果的回归和失落的编篮子艺术。莎拉现在口中的“问题”都完全是自找的—航班的头等舱座位已经售罄，帆船漏水了，等等。真正的挣扎—有人来关掉了煤气，你家孩子在学校被人捅了，车子被收回了—已经成为往事。
所有这些都让莎拉感到困惑，既然詹妮已经成人，既然他们的财富已经超出需求的600倍，还剩下什么意义？她的父母也有钱，确实，但没有这么多。他们现在的钱足够让她加入最好的乡村俱乐部，足够买下有六个卧室的家，开最新款的车，退休时银行里有几百万的存款。但这个—几亿美元清白的钱藏在开曼群岛—这已经超出了贵族世家的边界，甚至超出了曾经被认为是新贵的边界。现代财富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这些日子—在她生活中没有规划的时间里—莎拉想知道，她现在活着难道就为了把钱移来移去？
本回到办公室时，他发现有两个男人在等他。他们坐在外间办公室里读杂志，达琳紧张地在电脑上打字。本能从他们的西装看出来—西服现买的—他们是政府的人。他几乎要脚跟一转，溜之大吉，但他没有。事实是，他—在律师的建议下—在一个仓库里有个装好的包，离岸还有无迹可寻的几百万美元。
“吉卜林先生！”达琳高声说，一边站起来，“这两位先生是来见你的。”
男人放下他们的杂志，站起来。其中一个很高，是方下巴。另一人的左眼下面有颗黑痣。
“吉卜林先生，”方下巴说，“我是财政部的乔丹·贝维斯。这是我的同事，海克斯特工。”
“本·吉卜林。”
吉卜林强迫自己与他们握手。
“这是要做什么？”他尽可能随意地问。
“我们会谈到那个的，先生，”海克斯说，“但我们私下讲。”
“当然，我会尽可能帮忙。到办公室来。”
他转身领他们进办公室，和达琳对上了视线。
“把巴尼·卡尔佩珀叫来。”
他把两位特工领进了转角高级办公室。他们在86层的高处，但钢化玻璃屏蔽了自然天气，营造出一个密封空间，一种人在飞艇里的感觉，高高飘浮在世界之巅。
“我能为二位拿点儿什么来喝吗？”他说，“圣培露矿泉水？”
“我们不渴。”贝维斯说。
吉卜林走向沙发，一屁股坐进挨着窗户的角落。他已经决定，他要表现得无所畏惧。餐具柜上有一碗开心果，他拿了一颗，剥开它，吃掉果仁。
“请坐。”
两人只能把宾客椅转成面向沙发。他们尴尬地坐下。
“吉卜林先生，”贝维斯说，“我们是外资办派来的，你有所了解吗？”
“我听说过，但说实话，你们盯我的梢，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运筹技术，我更偏向创造性思维的类型。”
“我们隶属财政部。”
“我听懂了。”
“好吧，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企业和投资公司没有和我们政府禁止的国家做生意。而且，贵公司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禁止的意思是—”
“被制裁的，”海克斯说，“我们指的是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
“他们的钱是坏钱，”海克斯说，“我们不想让他们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