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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跟棒球有关的话。”
“对，轮到德沃金上场，他是红袜队的接球手。”
“然后呢？”
“周日晚上，他打破了棒球史上上场时间纪录。”
“所以呢？”
格斯笑了：“就是在你们飞行的时候，他打破纪录的。短短18分钟内接到22个投球，从你们起飞开始，在坠机前几秒钟结束。”
“你在开玩笑。”
“没有。棒球史上最长的出场时间，而且正好是你们的飞行时长。”
斯科特看向外面的水面。灰色的阴云正在地平线上聚集。他记得当时在播放比赛，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至少飞机上的另外两个男人都特别激动。看看这个啊，亲爱的，你能相信这个该死的家伙吗？但斯科特从来不热衷于体育比赛，他几乎一眼都没看。不过，现在听到这个故事—这个巧合—他感觉脖子后面汗毛倒竖。两件事同时发生，把它们放在一起提及，就变成相关的，或是趋同的。这就是那种感觉意味深长的事情，但实际上没有意义。至少他认为没有。这怎么可能呢？波士顿的一个击球手连续把球打到界外的看台上；与此同时，一架小飞机在奋力冲破沿海的低空大雾。还有几百万个其他活动也在同时开始和结束？还有多少其他“事实”也刚好趋同，造成象征性的关联？
“飞行员和副驾驶员的早期报告看起来都很清白，”格斯说，“詹姆斯·梅洛迪是个有23年经验的老手，他在鸥翼公司当了11年的飞行员。没有不良记录，没有传讯和投诉。不过他的童年蛮有意思的，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小的时候，被她带去跟一个世界末日教团住在一起。”
“像吉姆·琼斯的圭亚那邪教那样？”斯科特问。
“不清楚，”格斯说，“我们还在深度调查，但大概只是一个细节。”
“另一个人呢？”斯科特问，“飞机副驾驶员？”
“那个人倒有一点儿故事，”格斯说，“不过显然这些话都不能对别人讲，但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报道。查理·布施是罗根·布施的外甥，就是那个议员。他在得克萨斯州长大，在国民警卫队待过一段时间，听起来像个纨绔子弟，被传讯过几次，多数是因为仪表—不剃胡子就去上班，很可能是前一晚开派对玩得太疯，但他不像是一个危险分子。我们在跟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设法进一步搞清事实。”
斯科特甚至没见过副驾驶员，对梅洛迪机长也只有模糊的记忆。他试图把细节放进记忆里，这些都是死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
他们周围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海岸警卫艇横冲直撞地倾斜前进。
“看起来要有暴风雨了。”斯科特说。
格斯握住扶栏，凝望着地平线说：“除非是四级飓风，否则我们不会放弃搜索行动。”
格斯在指挥搜救时，斯科特去船舱里喝了杯茶。厨房里有一台电视，他所在船只的画面在屏幕上。画面是新闻直升机传送的，正在直播进行中的搜救。斯科特感觉自己像在镜子房间里，他的影像无限反射下去。两个休息的海员在喝咖啡，看着电视上的自己。
搜救队的画面被一个头部特写替代—是穿红色吊带裤的比尔·康宁汉。
“刚才看到的是进展中的搜救行动。不要错过下午四点的特别放送：我们的天空安全吗？你们看—我把舌头伸得足够长了—但整件事还是有股腥臭味，在我看来相当可疑。因为如果这架飞机真的坠毁了，那尸体去了哪儿？如果戴维·贝特曼和他的家人真的—死了—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现在我听说，ALC在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发布了首家报道，声名狼藉的资金经理本·吉卜林据传也在飞机上—而且吉卜林刚好要被财政部起诉，因为他与我们的敌人有生意往来。没错，各位观众，他收了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的钱，进行非法投资。也许这起灾难是敌国在处理细枝末节呢，为了一劳永逸地封住吉卜林这个叛徒的嘴。于是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政府还没有按照实情，把这次坠机定性为—恐怖袭击？”
斯科特背对电视，用纸杯小口喝茶，他试图不去理会电视里的声音。
“同样重要的是，斯科特·伯勒斯，这个人是谁？”
等等，什么？斯科特又转过去。屏幕上是他十年前拍的一张照片—一张艺术家的肖像照，是为了配合他在芝加哥办的一场画廊展览。
“对，我知道，他们说他救了一个四岁的男孩，但是他是谁，他在那架飞机上做什么？”
现在是斯科特在文雅岛上住宅的现场画面。这怎么可能呢？斯科特看到三条腿的狗站在窗边，无声地狂吠。
“维基百科把他列为画家，但没有个人信息。我们联系了芝加哥画廊，据称2010年，伯勒斯先生在那里举办了他的最后一场展览，但他们声称从没见过他。所以你们想一下，一个无名画家，五年里没有展出过一幅画，他是怎么登上那架奢侈的私人飞机的？机上可是纽约最富有的两个人。”
斯科特看着电视上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木瓦盖的单层小屋，他从一个希腊渔民手上租下的，一个月900美元。它需要粉刷了—他在等康宁汉那个必然的笑话，粉刷匠的房子也需要粉刷—但他没讲。
“所以现在，本频道现场直播，本记者在问—有没有哪个人认识这个神秘画家？请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服我相信伯勒斯先生是真的，不是某个潜伏间谍冒充的一个过气画家，刚刚被ISIS激活。”
斯科特小口喝着茶，意识到两名士兵的注视目光。他感觉身后有人。
“看起来回家已经不可能了。”格斯走到斯科特的身后说。
“显然如此。”斯科特转过身来说，同时感觉到一种完全陌生的断裂，内在的他与外界对他的新想法。他作为一个公众形象的新身份，他的名字被名人刻薄地念出来。如果他回家，他就会走出自己的生活，走进那个屏幕。他会变成他们的人。
格斯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走过去把它关掉。
“你有地方躲几天吗？”他说，“不要引人注目。”
斯科特想了想，大脑一片空白。他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然后把他丢在加油站的停车场里。某个地方有表兄弟，有个前任未婚妻，但他不得不相信，这些人已经被现代的好奇宝宝用谷歌搜索发现了。他需要的是一个非线性的人，一个似乎随机生成的名字，没有哪个私家侦探和计算机程序能预测出来。
然后一个名字进入他的脑海，某根宇宙神经突然火花四溅。爱尔兰音调念出的两个词描绘出一幅画面：一个身家十亿的金发女人。
“是的，我想我知道要打给谁了。”他说。
孤儿
埃莉诺记得她和姐姐还是少女的时候，不分你的和我的。她和美琪拥有的一切都是共用的，发梳、条纹连衣裙、波点连衣裙和半新的《蓬头安经典故事集》。她们以前常坐在农舍的水槽里，照着镜子，互相梳头。客厅里在播放唱片—皮特·西格尔和阿罗·古瑟瑞，或者酋长乐队—伴着父亲做饭的声音。美琪·格林威和埃莉诺·格林威，8岁和6岁，或者12岁和10岁，一起听着CD，为同样的男孩着迷。埃莉诺是年纪小的那个，发色偏淡，古灵精怪。美琪有自己独特的舞蹈，她会拿着长缎带快速转动，直到晕眩为止。埃莉诺会看着她，一直笑着。
对埃莉诺来说，她从来没有过“自我”时期。她脑海中的每句话都以“我们”起头。然后美琪去上大学了，埃莉诺不得不学习如何独处。她记得第一个连休三天的周末，她在空空的房间里旋转，等待不再响起的笑声。她记得那种感觉，孤单一人的感觉，就像骨头里有小虫。于是周一上学时，她纵身跳下男生的悬崖，第一次大开眼界，知道与别人成双成对是什么感觉。等到周五，她已经和保罗·阿斯彭确定关系。三个星期后，他们的恋情结束，她的伴侣换成了达蒙·莱特。
引导她的是眼底的光，就是这个念头—永远别再孤单。
接下来的十年她遇到一连串的男人，有迷恋，有心醉，都是替代品。埃莉诺日复一日地躲避自己的核心缺陷，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固执地眼看前方，即使敲门声越来越大。
三年前，她在威廉斯堡遇见道格。当时她刚满31岁，白天在曼哈顿下城区做临时工，晚上做瑜伽。她和两个室友住在卡罗尔花园一栋无电梯的三层楼公寓里。她生命中最近的一个爱人，哈维尔，在一周前甩了她—她在他的平角裤上发现了口红印记—大多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只浸透雨水的纸袋。上城区的美琪也在说同样的话，但埃莉诺每次做出尝试，都有同样的旧感觉，那些虫子又爬回她的骨头里。
她与美琪和戴维共度周末。她说是帮忙带小孩，但实际上她只是躺在沙发上看向窗外，努力不哭出来。两晚之后，她和几个工作上的朋友去一家蓝色招牌的潮人夜店，在地铁Ｌ线附近，她看见了道格。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穿着工装裤。她喜欢他的眼睛，笑的时候眼周会皱起来。他又来吧台买扎啤时，她和他攀谈起来。他告诉她，他是个用举办精美晚宴来逃避写作的作家。他的公寓里全是难懂的烹调准备机，老式意大利擀面棍，一台300英镑的卡布奇诺咖啡机，是他一个个螺丝拧上重装的。去年，他开始从高湾那的一个屠夫那里买来肠衣，自己做香肠。做香肠的诀窍是要控制湿度，这样才不会引起肉毒中毒。他邀请她过来尝一点儿。她说听起来还蛮不靠谱的。
他告诉她，他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一个完全用纸做的大部头书镇。他们一起喝蓝带啤酒，忽略了各自的朋友。一小时后，她跟他回家，得知他哪怕夏天也睡在法兰绒床单上。他的装饰风格是伐木工人碰撞科学狂人，他正在重装一张老式牙医椅，把电视机安到扶手上。裸体的他看起来像一只熊，身上是啤酒和锯末的味道。她躺在他的身下，感觉自己像个幽灵，看着他做功，就好像他在跟她的影子做爱。
他告诉她，他与人相处有很多问题，而且喝酒太多。她说，嘿，我也是。然后他们一笑置之。但事实是，她不会喝太多，他却会。而且伟大的美国书镇毫无规律地呼唤他，激起他阵发性的自怨自艾和狂怒。她会在他的法兰绒被单下大汗淋漓地醒来，发现他在拆他的书桌（搁在两个锯木架上的一扇旧门）。
白天的时候他很亲切，而且他有很多朋友没日没夜地顺道来访，这意味着他和埃莉诺从来没有机会独处。道格欢迎朋友的到访，而且他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全力进行烹饪冒险—她会去果园街搜找一台樱桃去核机，或者乘地铁去皇后区，找一些海地人买山羊肉。他的存在感太强，埃莉诺从不会感觉到孤单，甚至他外出晚归时也是。一个月后，她搬进他的公寓。当她感觉寂寞时，会穿上他的衬衫，坐在厨房地上吃剩菜。
她拿到了按摩师执照，开始在翠贝卡的一家高端精品沙龙工作。她的客户是电影明星和银行家。他们很友好，给的小费也不薄。其间，道格在做零工—随意做些木器之类的。道格有个改造餐厅的朋友，愿意花钱请他去搜找老式火炉来翻新。在埃莉诺的心目中，他们很开心，在做现代年轻夫妇应该做的事情。
她把道格介绍给戴维、美琪和孩子们，但她能看出，道格不喜欢和戴维这么一个事业有成又有钱的男人待在一起。他们在洋房餐厅里一张12人席位的餐桌上吃饭（孩子们外出就餐不太方便），她看着道格喝下一瓶法国红酒，观察着顶级厨房用具（八头的狼牌电灶，绝对零度的冰箱），带着嫉妒与轻蔑（“你可以买来工具，但你买不来使用工具的才华”）。乘地铁回家的路上，道格责骂她姐姐的“共和党老男人”，他表现得就好像戴维当面奚落了他们的不足。埃莉诺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她的姐姐很幸福，戴维人不错，孩子们都是天使。虽然她不赞同姐夫的政治学，但他不是个坏人。
但道格这个年龄的胡须男都有这种仇富心理—他们诽谤财富，尽管他们自己就觊觎财富。他进入自言自语的状态，从6号线开始，到在联合广场换车，一直到惠氏大道他们的卧室里。戴维如何对持枪的白人兜售憎恨理论，世界如何比以前更糟，因为戴维在做极端主义和仇恨色情的买卖。
埃莉诺告诉他，她不想再聊这件事了，她想去沙发上睡觉。
他们在五月搬到州北部。道格和几个朋友入股了哈得孙河畔克罗顿村的一间餐厅，与其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一个空房间。之前的想法是他们会搬过去，他和他的朋友们从头开始建造这个地方，但他们的资金很紧，而且有个朋友在最后一刻退出了。另一个人兼职工作了六个月，然后搞大了一个当地高中女孩的肚子，逃回城市了。现在这个未来的餐厅只建了一半—就只有一个厨房，还有几箱白瓷砖在喷雾器的死水里腐蚀。
道格多数时候开一辆旧皮卡去那里，但只是去喝酒。他在角落里放了一台电脑，情绪上来时会在那里忙活他的书，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空房间的租约年底到期，如果道格到时候没能把它变成一个功能完善的餐厅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这个地方，投进去的钱也都将付诸东流。
埃莉诺曾提议过（只是提议），或许可以向戴维借10000块钱装修完这个地方。道格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脚边，连续咆哮了两天，说她应该像她该死的姐姐一样嫁给一个有钱的浑蛋。那天夜里他没有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觉旧日的虫子再次爬进她的骨头。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