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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私人飞机也是这么一回事，看看带来什么后果。
往下俯瞰，斯科特看到小艇还有同伴，六艘大船在海洋上排开。他们相信飞机坠入了海底极深的位置—某个海沟。格斯告诉他，那意味着，要定位到沉没的残骸需要几周的时间。
“这是一项联合搜寻行动，”格斯说，“我们已经从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大局调来船只。”
“海什么？”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格斯微微一笑。
“海洋学的书呆子，”他说，“他们有多波束和侧扫声呐。空军还借了几架HC-130给我们。我们现在有30名海军潜水员和20名马萨诸塞州水警，他们随时待命，一旦我们找到残骸就下水。”
斯科特思考了这句话。
“一架小飞机掉下来，这样正常吗？”他问。
“不正常，”格斯说，“绝对是VIP套餐，这就是美国总统打电话指示的原因。”
直升机向右倾斜转弯，在小艇上空盘旋，唯一能保护斯科特不从打开的舱门掉进海里的就是他的安全带。
“你说你浮上来的时候，海面上有残骸？”格斯喊叫着说。
“什么？”
“海里有残骸？”
斯科特点点头：“水上有火焰。”
“是喷气燃料，”格斯说，“这意味着燃料箱破裂了。你没被烧着真幸运。”
斯科特点头说，好像记起来了，他说：“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一截机翼？或许还有其他碎片。当时很黑。”
格斯点点头。直升机急拉后又是猛地一降，斯科特的胃提到了喉咙里。
“昨天早晨，一艘渔船在菲尔宾海滩附近发现了机翼残片，”格斯告诉他，“机上厨房里的一个金属托盘，一个头靠，一个马桶座圈。很明显，我们要找的不是一架完整的飞机。听起来像是整架飞机都解体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东西被冲上岸，这取决于洋流。问题是，它是受到冲击破碎的，还是在半空中破碎的？”
“对不起，我也希望我能说出更多细节。但是，我也说过，在某个时刻我撞到头了。”
斯科特面朝海洋，一眼望去全是绵延不绝的开阔水面。他第一次想到，或许当时很黑是件好事。如果当时他能看到周围的辽阔，感到那巨大的空虚，他恐怕无法做到那一切。
格斯坐在他的对面，从密封袋里拿杏仁吃。普通人欣赏海浪和波涛的美丽时，格斯—一名工程师，只能看到实用的设计—重力，加上洋流，加上风。对平民来说，诗意是从余光看到一只独角兽—对不可言说的意外一瞥。对一名工程师来说，只有精巧的务实方案才是诗意的。功能高于形式，这不是乐观或悲观的问题，不是水杯半满或半空的问题。
对工程师来说，水杯只是太大了。
这就是年轻的格斯·富兰克林眼中的世界。格斯出生在史蒂文森村，由收垃圾的父亲和主妇妈妈抚养长大。他是大学预修微积分课上唯一的黑人小孩，从福德姆大学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他从自然中看不到美，他认为的美存在于罗马沟渠和微芯片的精妙设计里。根据他的思维，地球上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修理或更换部件的方法解决。要不然—如果操作缺陷更加隐蔽的话—你就把整个系统拆掉，重新开始。
1999年的一个雨夜，当妻子把口水吐在他的脸上，夺门而出时，他就是这么处理他的婚姻的。他难道没有感觉吗？几分钟前她在叫嚷。格斯皱起眉头，思考那个问题—不是因为答案是“没有”，而是因为很明显他有感觉啊。只不过那感觉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耸耸肩。她朝他吐口水，他夺门而出。
用“情绪化”来形容他的妻子太轻描淡写。贝琳达是格斯遇见过最没有工程思维的人—她曾经说过，花朵的拉丁学名剥夺了它们的神秘感。他当下认为（咬紧牙关咽下唾沫），这件事是他的婚姻中无法修复的致命错误。他们不能兼容，像方头钉子嵌在圆孔里。总之，他的人生需要系统性的改版，也就是离婚。
在婚姻中，他是孤独的，他尝试过将实际的解决方法运用在非理性的问题上。她认为他工作太多—但事实上，他比大多数同事的工作时长都短，所以“太多”这个词似乎用错了地方。她想马上要小孩，但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到他的事业更加稳定时才要，意思就是等他的薪水提高，继而有更多的生活津贴和更大的公寓—限定条件就是：没有一套有儿童房的公寓。
于是一个周六，格斯和她坐在一起，就这个话题为她做了一个幻灯演示—有完善的柱状图和电子表格—包括一个等式，有一组既定前提的假设—他的职位发展进度、累进收入等，证明他们的完美受孕时间是在2002年9月，即三年后。贝琳达说他是无情的机器人。他告诉她，按照定义，机器人本来就是没有感情的（至少现在仍是），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机器人。他有感觉，只是他的感情不像她的一样将他控制。
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婚比他们的婚姻简单多了，主要是因为他雇了一个律师，驱动这个人的欲望就是获得金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清晰合理的目标的人。于是格斯·富兰克林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状态—正如他在幻灯演示中预计的一样—他的进步飞快，在波音公司的职位不断上升，然后接受了运安委一个调查领导的角色，过去的11年里他一直在做这个。
然而多年以来，格斯发现他的工程师大脑一直在进化。他先前狭隘的世界观—像一台靠动态机械功能操作的机器一样—开花结果了。许多变化与他的新工作有关，作为大规模交通灾难的调查员—受到死亡和迫切的人情悲痛影响是他的常态。正如他告诉前妻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他能感觉到爱，他能理解失去的痛苦。只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认为那些因素似乎可控，认为悲伤只是因为理智出了故障，无法管理身体的子级系统。
但在2003年，他的父亲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然后在2009年过世，而他的母亲也在一年后死于血管瘤。事实证明，他们的死亡造成的空虚超出了一名工程师的理解。格斯自以为是机器崩坏了，他发现自己浸没在一种体验里，在运安委工作的这么些年，他一直在见证这种体验，但从未真正理解过那些悲痛。死亡不是脑力的妄念，它是一个关乎切身存在的黑洞，一道动物谜题，它既是问题也是答案，它激发的悲痛无法像故障继电器一样修复或忽视，他只能忍受。
现在格斯51岁了，他发现自己正把简单的才智抛诸脑后，开始向某种只能被描述为“智慧”的东西靠近。智慧在这里被定义为有能力理解一起事件中的事实与实际片段，但也重视完整的人性价值。一起坠机事件不仅仅是时间轴机械元件人为因素的总和。它是不可估算的悲剧，向我们展示人类对宇宙的支配力终究有限，以及集体死亡的震撼力量。
所以，当8月下旬的那一夜电话铃响起时，格斯的做法如常。他一下切换到专注模式，让扮演工程师角色的自己开始工作。但他也花时间去考虑了遇难者—有机组成员和平民，更糟的是还有两个人生尚未开启的小孩—并仔细思考他们留下的亲人将会遭受何种艰难与失落。
不过，率先处理的是事实。一架私人飞机—构造？型号？制造年份？服务记录？—不见了。出发机场？目的机场？最后一次无线电传递？雷达数据？天气状况？联系了区域内的其他飞机—有人目击吗？还有其他机场—航班改道了吗？有没有联络其他塔台？但从泰特波罗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与它失联的那一秒起，就再没有人见过这班飞机，也没有收到它的消息。
一连串的电话沟通之后，调查小组成立。白天，办公室和车里的电话一直在响。深更半夜，电话在卧室响起，打破睡眠。
等他坐进车里时，旅客名单已经收集出来了。他做了一些推算—剩余燃油可维持的飞行时间×最高时速我们的潜在搜索半径。在他的指挥下，调查小组联系上了海岸警卫队和海军方面，直升机和巡防舰都已部署完毕。格斯赶到泰特波罗时，海上搜索已经在进行中，每个人都期待只是无线电失灵，飞机已经在离网状态下安全降落在某处，但大家都心里有数。
22个小时后，找到第一片残骸。
尽管下降过程充满变数，直升机还是像试水的一只脚趾般轻轻落地。海军士官伯克曼拉开舱门，他们跳下飞机，旋翼仍在头顶上方转动。斯科特能看到前方有几十个海员和技术人员在当值。
“我们失踪后多久—”他开始说话，但还没等他话音落地，格斯已经开始回答了。
“我就跟你老实说吧，泰特波罗的航空交通管制台一团糟。你们的航班从雷达里消失六分钟后，才有人注意到，在飞行控制的时间概念里，那已经相当长了，所以每个方向的搜索网格都扩大了太多。因为飞机有可能即刻坠毁，也有可能只是高度低于雷达，继续飞行。在水域上空，高度低于330米的东西是雷达无法侦测到的，所以一架飞机可以轻易降到那个高度以下，继续飞行。不过要是飞机转向了呢，我们应该去哪儿找？所以，当航空管制员意识到飞机消失后，他首先尝试在广播上呼叫它提升高度，这用了90秒的时间。然后他开始呼叫区域内的其他飞机留意—或许他们能看到，或许只是你们的飞机天线有问题，或者无线电坏了，但没有任何人见过你们的飞机。于是他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说，我这儿有架飞机已经从雷达上消失了8分钟。最后的位置在这里，正在以这样的速度往哪个方向飞。于是海岸警卫队仓促地调集了一艘船，并派出一架直升机。”
“他们什么时候打给你的？”
“你们的飞机大概在周日晚上10点18分掉进海里。11点半我已经和调查小组在去泰特波罗的路上。”
一架空军HC-130飞机从他们上方呼啸而过。斯科特条件反射地闪躲，一边护住头。飞机像是一头有四个螺旋桨的笨拙怪兽。
“它是在留意应答信号，”格斯说的是飞机，“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在利用所有这些船只、直升机和飞机在不断扩大的网格范围内做视觉搜索。而且我们在往海底发射声呐做反弹定位，寻找残骸。我们想尽可能找回一切，尤其是飞机的黑匣子，因为那个东西加上飞行记录仪，能告诉我们飞机上每一秒钟的情况。”
斯科特看着飞机倾斜转弯，演习新的搜索方法。
“没有任何无线电联络记录吗？”他问，“没有求救信号？什么都没有？”
格斯把笔记本装进口袋：“飞行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鸥翼613，谢了，大概是在起飞后的几分钟。”
船只随着一波海浪上升。斯科特抓紧扶手，让自己稳定。远处，他能看到海大局的船在缓缓移动。
“所以，7点46分我降落在泰特波罗，”格斯说，“从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下载了数据。我的手头上是一架私人飞机，没有飞行计划，乘客人数不明，已经在水面上方消失1小时20分钟。”
“他们没有提交飞行计划吗？”
“美国境内对私人飞行没有强制要求，有一本乘客名册，但只有那家人的名字。所以，就是机组成员加四个人。但之后我从玛莎文雅岛那边听说，他们认为至少有七个人登机，于是我得弄清还有谁在飞机上，以及那和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仍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改变航向，飞去牙买加，或者降落在纽约或者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机场？”
“那个时候我在游泳，我和那个男孩。”
“是的，你们在游泳。到那时为止，空中已经有三架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或许甚至还有一架海军的直升机，因为在走进航空交管中心的五分钟前，我接到我老板打来的电话，而他是接到了他老板打来的电话，说戴维·贝特曼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总统已经在监控整个局势—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岔子，而且会有FBI小组跟我碰面，可能还有国土安全局的某个上层人物。”
“你们什么时候调查出吉卜林的？”
“我在泰特波罗和玛莎文雅岛之间飞的时候，外资办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本·吉卜林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们认为他在航班上。这意味着，除了FBI和国土安全局，还有财政部的两个特工加入我的调查组，现在我需要一架更大的直升机。”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斯科特问。
“是你问的。”
“所以你才把我带来这里？因为我问你了？”
格斯想了想，人性真相VS战略事实。
“你说这些或许能帮助你回忆。”他说。
斯科特摇摇头说：“不，我知道我不该在这儿，这不是你们的工作方式。”
格斯又想了想，说：“你知道在大多数坠机事件中，有多少人活下来吗？没有人。或许待在这里能帮助你回忆起一些东西，又或许我只是厌倦了参加葬礼。或许我想让你知道，我感激你做的事情。”
“别说‘为了那个男孩’。”
“为什么不能说？你救了他的命。”
“我……当时在游泳，他大声叫喊了，任何人都会像我那么做的。”
“他们可能做过尝试。”
斯科特眺望水面，咬着嘴唇：“所以，就因为我是高中游泳校队的，我就成了某种英雄？”
“不。你是英雄是因为你的表现很英勇。我把你带来这里是因为这对我有意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
斯科特试图回忆他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
“嘿，他是什么意思？”
“谁？”
“在医院里，美联储的人说波士顿前一晚打比赛了，OSP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