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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在这里找到了他。
“老天爷，老兄，”他说，“你做事情真是计划周全啊，不是吗？”
他们熊抱了一下。马格努斯是个业余画家，全职小白脸，声音里只残存了一丝爱尔兰口音。
“谢谢你帮这个忙。”斯科特告诉他。
“没多大事儿，老哥。”
马格努斯把斯科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感觉糟透了。”斯科特说。
马格努斯举起一个背包。“我带来几件汗衫，”他说，“一件迷人的罩袍和几条内裤。你想换衣服吗？”
斯科特眺望马格努斯的身后，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他们是来看他的，来一睹这个背着四岁男孩在午夜的大西洋里游了八小时的男人，拍一些他的话语片段。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一旦穿好衣服，踏出那些门会发生什么事，闪光灯和提问的问题，他自己的脸将会出现在电视上。他好像闻到血腥味的狂乱，即将上演一出马戏。
世间无意外，他想。
斯科特的左边是一条长廊，门上写着“更衣室”。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斯科特说，“但需要你违反法律。”
马格努斯微笑。
“只违反一条法律？”
十分钟后，斯科特和马格努斯走出一扇侧门。他们现在都套着手术裤，身穿白色实验服，是长时间轮班结束准备回家的两名医生。斯科特把马格努斯的手机贴在耳边，对着拨号音假装讲话。这个计策很成功。他们来到马格努斯的车旁，一辆曾经辉煌过的萨博汽车，顶棚面料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斯科特坐在车里，重新固定好左肩的绷带。
“跟你说一声，”马格努斯告诉他，“以后我们一定要穿这身衣服去酒吧。女士们都爱男医生。”
他们驶过媒体行列时，斯科特用手机掩护自己的脸。他想起男孩来，他小小的身体缩在轮椅里，从今以后就是一个孤儿。斯科特坚信他的姨妈会爱他，坚信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能把他和任何行将就木的东西隔离开来。但那样就够了吗？男孩能正常长大吗？还是会因为遭遇的事情，永远破碎？
我应该要来姨妈的电话号码的，斯科特心想。虽然这么想着，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要电话来做什么。斯科特没有权力闯入他们的生活。就算他闯进去了，他又能贡献什么？男孩只有4岁，斯科特是个年近50的单身男人，一个声名狼藉的登徒子，刚刚戒酒的酒鬼，一个从来不能保持一段长久关系的挣扎的艺术家。他当不了别人的榜样、别人的英雄。
他们走长岛快速道路进城。斯科特摇下车窗，感受吹在脸上的风。他眯眼看着太阳，已经可以说服一半的自己，过去36个小时的事只是一场梦，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坠机，没有史诗般的游泳和痛心的住院经历。只要用合适的鸡尾酒配上事业胜利，他能把那件事擦除。但即使这么想着，斯科特也知道那是屁话。他遭遇的创伤现在成了DNA的一部分。他是打了一场硬仗的士兵，即使在50年后的临终之时，也免不了回溯到这一段。
马格努斯住在长岛，他家是一家备受谴责的鞋厂改造成的老房子。坠机之前，斯科特的计划是在这里住上几天，然后搭车进城。但现在，马格努斯一边变道，一边告诉斯科特计划有变。
“我得到了严格的指示，”他说，“要把你带到西村，你的地位上升了。”
“谁的严格指示？”斯科特想知道。
“一个新朋友，”马格努斯说，“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
“停车。”斯科特用严厉的声音告诉他。
马格努斯对斯科特扬了两次眉毛，满面笑容。
斯科特去拉他的车门把手。
“别紧张啊，老哥，”马格努斯说，“我看你没心情猜谜啊。”
“告诉我这是去哪儿。”
“莱斯利家。”马格努斯说。
“莱斯利是谁？”
“老天，你坠机时撞到头了吗？莱斯利·穆勒，穆勒画廊。”
斯科特仍不明就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穆勒画廊？”
“不是去画廊，你这个二货，是去她家。她是个亿万富豪，对不对？知道那个九十年代搞小发明的科技怪老头吧，就是他的女儿。好吧，你打给我之后，我一时大嘴巴，讲了我要来接你的事，还有你和我要进城我猜她听说了你是个绝不唬人的英雄之类的，因为是她打给我的。她说在新闻上看到你的事了，说她家大门为你敞开，她在三楼有客人套房。”
“不去。”
“别犯傻了，朋友，这可是莱斯利·穆勒。这是一幅画卖3000块和卖30万的分水岭，或者300万。”
“不去。”
“好极了，听你的。但请用一分钟考虑一下我的职业前途。这可是莱斯利·穆勒，我的上一场展览还是在克利夫兰的一家螃蟹餐厅举办的。至少我们去吃个晚饭吧，让她下订单买几幅画。你说不定能帮你的朋友我讲几句好话，然后我们再找借口离开。”
斯科特转身看向窗外。他们隔壁车里的一对男女正在吵架，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穿着上班的衣服。男的在开车，但没在看路。他的头转过去，正在生气地挥动一只手。作为回应，女的手拿一支打开的唇膏，涂了一半，朝男人的方向戳过去，她的脸因为厌恶变成了柠檬绿。看着他们，斯科特突然闪回一瞬间的记忆。他回到了飞机上，扣着安全带。最前方，在敞开的驾驶舱门口，年轻的空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正在和其中一名飞行员争吵。她背朝斯科特，但越过她的肩膀，他能看到飞行员的脸。那张脸丑陋阴郁，斯科特眼看飞行员紧紧抓住女孩的胳膊，然后她脱身离开。
记忆中，斯科特感觉手里的安全扣打开了。脚在地上踩稳，股四头肌收紧，就好像准备起身。为什么？准备去帮她吗？
记忆瞬间回来，然后消失。画面可能来自哪部电影，感觉像是他的生活。真的发生过吗？有过某种打斗吗？
隔壁车道上大发雷霆的司机转过身来，朝窗外吐痰，但车窗是开着的，一团唾沫星子顺着玻璃曲线流下来。然后马格努斯加速，那一对男女已经开走了。
斯科特看到前方有个加油站。“你能在这儿停下吗？”斯科特问，“我想买一盒口香糖。”
马格努斯在中央储物箱里摸索：“我记得哪里有盒黄箭的。”
“我要薄荷的，”斯科特说，“你开到路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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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不打信号灯就变道了，停在路边。
“我很快的。”斯科特告诉他。
“给我买罐可乐。”
斯科特意识到他身上穿着手术裤，他说：“借我20块。”
马格努斯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但是答应我去穆勒家。我打赌她的橱柜里有泰坦尼克沉船前装瓶的威士忌。”
斯科特凝视他的眼睛说：“答应你。”
马格努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
“还要薯片。”他说。
斯科特关上乘客车门。他穿着一次性的人字拖。
“马上回来。”他说，一边走进加油站的便利店。柜台后面有个魁梧的女人。
“有后门吗？”斯科特问她。
她手一指。
斯科特穿过短过道，经过公共洗手间。他推开一扇沉重的防火门，眯起眼睛站在了阳光下，几米之外有一个铁丝网围栏，那后面是一片住宅小区。斯科特把20块钱放进前兜里。他试图以一只手翻过围栏，但臂带很碍事，于是他把它丢掉了。几分钟后他到了围栏的另一边，走过一片空地，人字拖一直在打脚。这时是8月末，空气混浊炙热。他想象坐在驾驶座上的马格努斯，他应该打开了收音机，找到一个老歌电台，现在他很可能在跟着皇后乐队唱歌，唱到高音处伸长脖子。
斯科特的四周是下层社会的街区，垫着木块的车停在车道上，后院里是水波晃荡的地面泳池。他是个穿着医院手术裤和人字拖的男人，走在正午的炎热中。在谁的眼里都是个精神病人。
30分钟后，他发现一个炸鸡店，走了进去。店面就是柜台加烤箱，前面摆了几把椅子。
“我能借用一下电话吗？”他问柜台后面的多米尼加男人。
“你得点东西。”男人告诉他。
斯科特点了一桶鸡腿和一瓶干姜水。店员指向厨房墙上的一部电话机。斯科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拨通号码。铃响第二声时，一个男人接起电话。
“运输安全委员会。”
“我找格斯·富兰克林。”斯科特说。
“我就是。”
“我是斯科特·伯勒斯，医院里的那个。”
“伯勒斯先生，你好吗？”
“很好。听着，我—我想帮忙—搜救，就是参加救援行动，不管你们叫它什么。”
电话线那头是沉默。
“我听说你出院了，”格斯说，“不知你用什么办法没让媒体看到。”
斯科特说：“我打扮成医生的样子，从后门出去的。”
格斯大笑：“很聪明。听着，我们派了潜水员在水里搜寻机身，但进度很慢，而且这起案件很受瞩目。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任何你能想起跟坠机有关的事情？在那之前发生过什么？”
“记忆正在恢复，”斯科特告诉他，“虽然仍是碎片，但—让我帮忙搜救吧。待在那里的话—可能会震出些什么来。”
格斯想了一下：“你在哪儿？”
“嗯，”斯科特说，“让我问问你—你觉得鸡腿怎么样？”
一号画
最先吸引眼球的是光，更确切地说，是两道光折向同一个焦点，在画布中央形成八字形的眩晕。这幅画很大，2.4米长，1.5米高，曾是白色的油布被涂成了烟灰色的闪面。又或许你最先看到的是灾祸，两个暗色的长方形都弯折了，把画面切断，金属骨架在月光里发亮。画面边缘有火焰，就好像故事并没有因为画布的终止而结束。据说有看画的人走到远端去寻找更多信息，像用显微镜观察似的，打量木头框架，看有没有一丝额外的戏剧冲突。
在图像中央燃烧的光是一辆美国国铁的火车前灯发出的，最后一节守车16几乎垂直立在扭曲的铁轨上，铁轨也是弯曲起伏的。第一节客车车厢已经脱离守车，呈现T字形状，仍保持着前冲力，撞毁了引擎的正中央，把它面包盒形的轮廓撞成了V形。
和所有的强光一样，这里的前灯眩光模糊了大部分图像，但进一步细看的话，观看者会发现唯一的一名乘客—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一条黑裙子和扯裂的白衬衣，头发蓬乱地盖住脸庞，血块凝结。她赤脚在高低不平的残骸间游荡，如果你眯眼避开光线的错觉，会看到她的眼睛圆睁，正在寻找着什么。她是灾难的受害者，逃过了热度和冲击力，从原本的休息位置被难以置信地悬吊抛出，丢进了意想不到的折磨里。她曾经的平和世界缓慢摇摆，“咔嗒”“咔嗒”地发出声响，现在是一个刺耳的金属扭曲体了。
这个女人，她在找什么？是一条出路吗？一条明确合理的安全出路？还是说她丢了东西？失去了什么人？在那一刻，当温和的摇晃变成炮弹纷飞时，她的身份是不是从妻子和母亲、姐妹或女友、女儿或情人变成了难民？原本圆满幸福的“我们”变成了愕然悲痛的“我”？
因此，即便其他的画作也在呼唤你，你还是不禁伫立在原处，帮她寻找。
搜救
救生衣太紧，很难呼吸，但斯科特还是再次抬起手来，拉上扣带。这是无意识的姿势。从他们登上直升机起，他每隔几分钟就会做这个动作。格斯·富兰克林坐在他的对面，研究他的表情。他的身旁是海军士官伯克曼，穿橘色跳伞装，戴黑色玻璃头盔。他们在海岸警卫队的一架MH-65C海豚号上，正全速飞行在大西洋的浪尖上空。斯科特只能依稀辨出远处玛莎文雅岛的悬崖，那里是家，但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至少目前还不是。三条腿的狗“史尼丝”得继续等待。斯科特现在想起它来，这只黑色眼睛的白色杂种狗，吃马粪的家伙，最爱闻长草，去年因为癌症失去了右后腿，不到两天又开始爬楼梯。早上挂了格斯的电话后，斯科特就打电话给邻居，询问狗的情况。狗好好的，邻居告诉他。她正躺在门廊上，喘着粗气晒太阳呢。斯科特再次感谢邻居帮忙照看狗。他说，过几天他应该就能回家了。
“别着急，”邻居说，“你太不容易了，真了不起。你为那个男孩做的事真了不起。”
他现在想到那只少了一条腿的狗。如果它都能振作起来，我为什么不能？
直升机颠簸地穿过厚实的云层，每一次下落都像一只正在拍打罐子的手，企图磕出最后一颗花生。只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斯科特就是那颗花生。他用右手握紧座椅，左臂仍吊在绷带里。离岸飞行用了20分钟，斯科特望着窗外连绵的海洋，无法相信自己游了多远。
格斯到达时，斯科特已经在烧烤店抿了一小时的水。他开一辆白色轿车（公司的车），手里拿着替换的衣服走进餐厅。
“我猜了一下你的尺码。”他说，把衣服扔给斯科特。
“我确定会非常合适。谢了。”斯科特说，走进卫生间换衣服——工作裤和运动衫。裤子的腰围太大，运动衫的肩部太窄—脱臼的肩膀让换衣服变得困难—但至少他感觉又像个正常人了。他洗洗手，把手术裤塞进垃圾桶深处。
直升机上，格斯指着右舷的位置。斯科特顺着他的手指，看向海岸警卫艇“柳木”号，一艘闪闪发光的白船，停泊在下方的海里。
“你以前坐过直升机吗？”格斯大喊道。
斯科特摇摇头。他是个画家，什么人会带画家坐直升机？但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