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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不受欢迎的洛杉矶总编—开始，就像用结肠镜开始这一天。
“还没有人捅死这家伙吗？”他说。
“没有，”莉迪亚一边说，一边跟着他进来，“但去年，你确实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块墓地，并拍照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了。”
戴维笑了。就他而言，生活中那样的时刻不够多。
“推到周一。”他告诉她。
“他已经打来两次了。你敢让他推掉这件事试试，这是他的要点。”
“太晚了。”
戴维的桌上有一杯热咖啡。他指向它。
“给我的？”
“不是，”她摇着头说，“是教皇的。”
比尔·康宁汉出现在莉迪亚身后的门口。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挂着他标志性的背带。
“嘿，”他说，“有时间吗？”
莉迪亚转身要走。比尔靠边让她过去时，戴维注意到克里斯塔·布鲁尔在他身后徘徊，克里斯塔的表情显得有些担忧。
“当然，”戴维说，“怎么了？”
他们进来，比尔关上他们身后的门。这不是他通常会做的事。康宁汉是个表演艺术家，他的整个独特风格都以痛骂幕后秘密会议为基础。换句话说，他从不私底下做任何事，他更喜欢每周冲进戴维的办公室两次，对他大吼大叫，吼什么无关紧要，这是对实力的炫耀，就像军事演习一样。所以关门说明事关重大。
“比尔，”戴维说，“你刚才关门了吗？”
他看着克里斯塔，比尔的执行制作人。她似乎有点儿面色发青。比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的臂展有翼龙那么长，他的坐姿和往常一样，膝盖大张着。
“首先，”他说，“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不，”克里斯塔说，“更糟。”
“两天的胡说八道，”比尔说，“或许会有律师介入，或许。”
戴维站起来，看向窗外。他发现对付一个像比尔这样爱出风头的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看他。
“谁的律师？”他问，“你的还是我的？”
“该死的，比尔，”克里斯塔开始冲比尔开火，“这条规矩不容违反，不要在教堂里吐痰。这是法律，很可能是好几条法律。”
戴维看着第五大道上车来车往。
“我三点钟要去机场，”他说，“你们觉得到那时我们能讲到重点吗？还是我们得打电话解决这件事？”
他转身看着他们。克里斯塔挑衅地双手抱胸，用肢体语言示意比尔自己说。传达坏消息的信使会被杀死，克里斯塔可不会因为比尔的愚蠢错误丢掉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比尔的脸上挂着愤怒的微笑，就像一个开完枪的警察，站在听证席上发誓开枪有理。
“克里斯塔。”戴维说。
“他窃听了别人的电话。”她说。
话语悬在那里，这是个危机点，但还不是酝酿充分的危机。
“别人？”戴维谨慎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让他舌尖发苦。
克里斯塔看着比尔。
“比尔有个手下。”她说。
“纳摩，”比尔说，“你记得纳摩吧，前海豹突击队员，前五角大楼情报员。”
戴维摇摇头。过去几年里，比尔开始在身边聚集一群戈登·里迪11那样的怪人。
“你当然记得，”比尔说。“好吧，有一晚我们在喝酒，大概是一年前。我们聊起马思凯·维茨，你记得那个国会议员吧？喜欢闻黑人女孩脚的那个。纳摩大笑着说，我们要是录下那些电话有多棒。黄金节目啊，对吧？一个犹太议员对某个黑妞说，他好想闻她的脚。于是我说，对，那会很好。不管了，反正我们点了更多77高杯酒，然后纳摩说，你知道……”
比尔停下来，营造戏剧效果。他就是忍不住，这是他的表演天性。
“……你知道……这并不难的。他可是纳摩。实际上他说，这就是小事一桩。因为每样东西都得经过一个服务器，每个人都有邮件、手机，他们有语音信箱的密码和手机短信的用户名，那种垃圾很容易搞到，是能破解的。你只要知道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就能克隆他们的电话，所以他们每次接电话……”
“别说了。”戴维说，感觉一股潮热从他的肛门爬上他的脊梁。
“随便啦，”比尔说，“就是两个家伙深夜一点在酒吧里聊的东西，都是吹牛。但之后他说，挑个名字，你想听谁的电话。于是我说，凯勒曼—你知道，就是CNN的那个人。他说没问题。”
戴维发现自己坐在椅子里，尽管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坐下的。克里斯塔在看着他，像是在说，还有更糟的。
“比尔，”戴维说，一边摇着头举起手来，“住嘴。我不能听这些，你该去跟律师说。”
“我就是那么跟他说的。”克里斯塔说。
比尔挥手不理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伊斯兰堡集市上的一对巴基斯坦孤儿。
“我什么也没干，”比尔说，“就挑了个名字。谁会在乎啊？我们就是酒吧里的两个醉鬼。于是我就回家了，忘了整件事情。一个星期后，纳摩来我的办公室，他说要给我看个东西。于是我们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取出一张极碟驱动器，放进我的电脑。所有的音频文件都在里面。凯勒曼，对吧？跟他母亲的聊天，和干洗工的对话。但还有跟他的制作人的谈话，于是我就想怎么从一个故事里剪掉点儿东西，让它稍微偏离事实一点儿。”
戴维感到一刹那的眩晕。
“所以你才能……”他说。
“正是。我们找到了原始版本的镜头，然后播放出来。你很爱那种故事的。”
戴维又站起来了，拳头紧握。
“我以为那是新闻工作，”他说，“不是……”
比尔大笑，摇着头，惊叹于自己的创造力：“我得给你放这些录音听，太经典了。”
戴维绕过桌子。
“别说了。”
“你要去哪儿？”比尔问。
“别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戴维告诉他，“你们两个都是。”然后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莉迪亚在她的座位上。
“塞勒斯在二号线。”她说。
戴维没有停下，也没有转身。他走过成排的小隔间，汗顺着他的肋部滴下。这件事能让他们全部完蛋，他的直觉知道，甚至不用听完剩下的故事。
“让开！”他对着一群穿短袖衬衫的小平头大吼，他们像兔子一样四散。
戴维的脑子飞转，他来到电梯间，按下按钮，然后根本没等，就踢开了楼梯间的门，走下一层楼。他大踏步地走在过道上，像个端着冲锋枪的杀人狂，在会议室里找到了里柏林，他正和其他16个律师坐在一起。
“全部人，”戴维说，“出去。”
这些有法律学位的无名西装男仓促离开，门打在最后一个人的脚踝上。唐·里柏林脸上有种茫然的表情，他是他们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五十来岁，做普拉提练就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老天，贝特曼。”他说。
戴维在踱步。
“康宁汉……”他一时半会儿只能说出这句话。
里柏林说：“那个老色鬼又干什么了？”
“我只听了一点儿，”戴维说，“就打断了他，再说下去我会变成事后从犯。”
里柏林皱起眉头。
“别告诉我哪个酒店房间里有个死掉的妓女。”
“我也希望如此，”戴维说，“跟这件事比起来，死掉的妓女太容易解决了。”
他抬起头来，看到一架飞机在帝国大厦的高空飞过。有那么一个片刻，他有种无法抗拒的冲动，他希望自己在那架飞机上，正在去把什么地方，任何地方。他一屁股坐到一把皮椅上，用手捋头发。
“那个浑球窃听了凯勒曼的电话，很可能还有别人。我感觉他准备开始列出受害者的名单了，像个连环杀手一样，于是我离开了。”
里柏林理平自己的领带：“你说窃听电话……”
“他手下有个人，某个情报顾问，说他能让比尔接触到任何人的邮件或电话。”
“老天。”
戴维向后倒回椅子里，看着天花板。
“你得去跟他谈谈。”
里柏林点头。
“他需要有自己的律师，”他说，“我想他用的是弗兰肯。我会打电话过去。”
戴维用指头敲桌面，他感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我的意思是，万一是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的话怎么办？”他问，“我的天！他秘密监视竞争对手就够糟的了。”
里柏林想了一下。戴维闭上眼睛，想象瑞秋和JJ在后院挖洞，把古代的苹果树种进去。他应该请一个月假的，现在应该和他们待在那里，脚穿人字拖，手拿一杯血腥玛丽，在每次他儿子说“怎么啦？小蠢货”时哈哈大笑。
“这件事会拖垮我们吗？”他问，仍闭着眼睛。
里柏林跟他的上司打马虎眼，“会拖垮他，那是肯定的。”
“但会伤及我们？”
“毫无疑问，”里柏林说，“像这种事情，可能有国会听证会。FBI最少会跟上你两年，他们会说要吊销我们的广播执照。”
戴维思考了这件事：“我要辞职吗？”
“为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像这种事情，就算我不知道，我也应该知道。”
他摇摇头：“该死的比尔。”
但这不是比尔的错，戴维心想。比尔是戴维献给世界的礼物，人们把这个愤怒的白人邀请进客厅，对这个世界大放厥词，责骂这个体系，它剥夺了我们觉得自己应得的一切—加税的政客。比尔·康宁汉，直肠子先生的脱口秀，神圣公正先生，他坐在我们的客厅里，分担我们的痛苦。他告诉我们想听的话，即我们之所以在生活中节节溃败，不是因为我们是失败者，而是因为有人把手伸进我们的口袋、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国家，拿走属于我们的正当的东西。
比尔·康宁汉就是ALC新闻频道之声，而他发疯了。他是丛林里的库尔茨12，戴维应该意识到，早该把他撤回来，但收视率太好了，而且比尔向敌人发射的炮弹都直接命中。他们做的是最好的频道，那意味着一切。比尔是一代名角吗？绝对是。但名角可以应付，狂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得打给罗杰。”他说，他指的是亿万富翁。罗杰是他的老板，大老板。
“对他说什么？”里柏林说。
“说有这么一回事。已经发生了，他应该做好准备。你得找到比尔，把他拖到一间房间里，用装满橙子的袜子揍他。把弗兰肯叫来，找到真相，然后保护我们。”
“他今晚上节目吗？”
戴维想了想这件事：“不行，他病了，他得了流感。”
“他不会乐意的。”
“告诉他，另一个选择就是他去蹲监狱，不然我们打碎他的膝盖骨。打给汉考克，说我们今天早晨就贴出通知，说比尔病了。周一我们播一期《一周精选》，我不想再让这个家伙出现在我的频道上。”
“他不会悄悄离开的。”
“对，”戴维说，“他不会的。”
医院
夜里斯科特做梦的时候，他梦到贪婪的鲨鱼，肌肉光洁，他醒来时感到口干舌燥。医院是一个生态系统，充盈着哔哔声与嗡鸣声。外面，太阳刚刚升起。他向男孩望去，他仍然在睡觉。电视开着，音量很小，白噪音萦绕着他们的睡眠。电视屏幕被分成五格，字幕跑马灯一般从底部逶迤穿过，而屏幕上，搜救幸存者的行动仍在继续。看起来海军部为了寻找水底残骸，找回死者的尸体，已经用上了潜水员和深海潜水器。斯科特看着穿黑色潜水湿衣的人从一艘海岸警卫队快艇的甲板上一个迈步，然后就消失在海里。
“他们把这叫作‘意外’，”比尔·康宁汉在屏幕上最大的格子里说话，一个发型引人注目的高个子，在用拇指弹着他的裤子背带，“但你我都知道—世间无意外。飞机不会凭空掉下来，同理，我们的总统任命那个废物罗德里格斯当法官时，也没有忘记国会正在放假。”
康宁汉眼圈发黑，领带歪斜。他现在已经连续直播九小时了，为他死去的领导发表长篇马拉松悼词。
“我认识的戴维·贝特曼，”他说，“我的老板，我的朋友—不会死于机械故障或飞行员的人为错误。他是一位复仇天使，一个美国英雄。这名记者相信，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件事不亚于一起恐怖主义行为，如果不是外国侨民干的，那就是自由媒体的某些元素导致的。飞机不会平白无故地坠毁，大家听着，这是蓄谋破坏。可能是高速快艇上发射来的肩扛式火箭，可能是圣战分子穿了自杀式背心登上了飞机，可能是机组成员中的一个人引发了意外。我的朋友们，这是自由的敌人发起的谋杀啊。9人死亡，包括一个9岁的女孩，一个人生中已经遭遇过悲剧的9岁女孩，一个出生时我曾把她抱在怀里、给她换过尿布的女孩。我们应该给战斗机加满燃料，海豹突击队应该从高空飞机上跳下来，从潜水艇里冲上来。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死了，他是西方的自由之父，我们会一直追查到底。”
斯科特调低音量。男孩动了一下，但没有醒。睡梦中，他还不是个孤儿。睡梦中，他的父母还活着，他的姐姐也活着，他们亲他的脸颊，挠他的痒痒。睡梦中的时间还是上周，他跑过沙滩，手里抓着一只扭曲的绿螃蟹的钳子。他在用一根吸管喝橘子汽水，吃着扭扭薯条。他棕色的头发被阳光晒得褪了色，雀斑散在脸庞上。等他醒来时会有那么一刻，所有的梦境都是真的，他梦中承受的爱还足以牵制住真相，但之后这一刻会结束。男孩会看到斯科特的脸，然后护士也会进来，于是他又是一个孤儿了。这次是永远。
斯科特转身看向窗外。他们今天应该出院了，斯科特和男孩都是，将要被逐出医院生活。他们将做循环往复的扬声器，每半小时一次的血压检查，量体温，送饭。男孩的姨妈和姨夫昨晚到了，眼圈通红，显得非常阴郁。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