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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忪的人们望着灯光眨着眼，然后这些信徒走下教堂门口的阶梯，赛跑似地向街中心散去，向着各自的办公桌、档案室，向着秘书和上司奔去，还有——如果上帝认为应该减少一点人们生活中的艰辛——走向窗户边的空调享受舒适。我站起身，穿过马路，来到图书馆，心中却惦念着布兰达是否已经醒来。
浅色的水泥塑成的几头狮子，像并不令人放心的卫士，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患着通常有的象皮肿和动脉硬化症。要不是那个站在其中一头狮子面前的小黑孩子，我会像以往八个月那样不去注意它们。去年夏天，狮子的爪子已全部被挖掉，随少年罪犯去旅行了。现在，一个新的折磨者又站在它跟前，他膝盖微曲，吼叫着。他用拉长的低音吼叫着，后退一下，再吼叫一下。接着他挺起身，摇头晃脑地对狮子说。“喂，你这个懦夫……”然后他又吼叫起来。
一天又如往日一样地开始了。我在桌子后面，瞧着一群胸部高高隆起的十几岁少女，扭着腰肢，登上大阅览室的大理石楼梯。楼梯仿造凡尔赛宫的式样，但这些意大利皮革工人、波兰啤酒工人以及犹太皮货商的女儿穿着紧身半长的运动裤和圆领衫，却完全不像男爵夫人。她们也不可能是布兰达。在这沉闷的一天里，我内心迸发出的欲望是不实际的，随着时间而减退。我偶尔看看手表，想念着布兰达，等着吃午饭，等着午饭后上楼去接替问讯处的约翰·麦基。他年仅二十一岁，穿着松紧带袖口的衬衣，一本正经地走下楼梯，为借还书的人盖章。他全名约翰·麦克鲁白班兹，在纽瓦克州立师范学院攻读杜威十进分类法，现在是最后一年，正为他的毕生事业作准备。我很明白，图书馆的工作不可能成为终身的职业。但是，从会装成男人声音的老阉人斯格培罗先生那里听说，我暑假回来后，将被派去负责资料室的工作。因为一天早上，玛莎·维尼在百科全书室里从一张高凳子上摔下来，摔坏了她脆弱的髋骨，就是形成年轻妇女曲线的臀部的那块骨头。从此，这里出了一个空额。
在图书馆里，我有很多奇怪的伙伴，说真的，我有几个小时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待在这里。但事实上我确实已待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我将可以在一楼男厕所抽着烟，对着镜子，喷云吐雾，端详着自己，我将发现早晨某一时刻，我的脸色变得苍白，好像在我的皮下，就如在麦基、斯格培罗和维尼小姐的皮下，有薄薄的一层空气，隔开了血和肉。我在借出的书上盖印时，有人给空气层打了气，于是从今往后我的生活将不会像格拉迪斯舅妈那样抛出东西，也不像布兰达那样地买进东西，而是一种机械的来回奔走。我开始害怕这种生活，然而我正在以有气无力的工作态度默默地向这种生活靠拢，就像以前维尼小姐向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缓缓移动那样。她的位置已空缺，就等着我去填补。
午饭前，驯狮子的小孩睁着大眼来到图书馆。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惟有手指在动，就像在数他面前的大理石楼梯的级数一样。随后他在大理石地板上蹑手蹑脚地走，随着他的脚步发出轻轻的鞋钉声，他咯咯地笑着，轻微的嘈杂声充斥全屋，一直溢到拱形天花板。门卫奥托叫他不要把鞋子搞得叮叮作响，但这小男孩却毫不介意。他踮起脚，偷偷用脚尖着地发出声响，他为奥托提供给他练习这种姿势的机会而感到高兴。此刻他踮着脚尖向我走来。
“喂，”他说，“心部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孩要问“艺术部”(art section)，说成heart section]
“你讲什么？”我问。
“心部，你们没有心部吗？”
他带着浓厚的南方黑人的口音，我能听清的惟一的字好像是“心”。
“那字怎么拼法？”我问。
“心。老兄，图片、画册放在什么地方？”
“你是指艺术书吗？复制品吗？”
他抓住了“复制品”这个多音节词。“对，就是那种书。”
“好几个地方都有，”我告诉他，“你对哪一个艺术家感兴趣？”
小孩眯缝着眼，整个脸庞都呈黑色。就像刚才离开狮子时那样，他开始后退了。“他们，我，全都喜欢……”他嘀嘀咕咕地说。
“行啊，”我说，“你自己去看，你喜欢哪几本？在楼上，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走到第三书库。记住了吗？第三书库。到楼上再问一下别人。”
他并没动，他似乎把我对他的爱好所产生的好奇心看作一种人头税调查。“往前走，”我咧开嘴笑笑说，“就在那上面……”
像一颗子弹一样，他拖着鞋，噼里啪啦地向楼上的“心部”走去。
午饭后，我回到借书处。约翰·麦基正等着，穿着淡蓝色的宽松裤子，黑色的鞋，有松紧带的理发布衬衫，绿色的针织大领带，打着温莎式的领结，它显得很大，在他讲话时不时地抖动。他散发着发油的气味，而他头发又散发着他自身的气味，讲话时嘴角布满唾沫。我不喜欢他，几次想扯掉他的臂章，把他摔过奥托和那几头狮子，扔到更远的马路上。
“有没有一个男孩来这里？带有很浓的地方口音的？今天一上午他就躲在文艺书库里。你当然明白，这些孩子在那里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看见他进来的，约翰。”
“我也看见。他走了没有？”
“我没注意，我猜想他已走了。”
“那都是些很珍贵的书。”
“别太神经过敏，约翰，这些书是允许人们翻阅的。”
“已经翻阅过了，”约翰故作庄重地说，“已经翻阅过了。应该有人去检查他一下，我离开这个借书台担心无人管。你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提供的屋里的设备？”
“是你们提供的？”
“是市里。你见过他们在塞特·波义登干了些什么吗？他们把大啤酒瓶扔向草坪，想接管城市。”
“那只是在黑人区。”
“付诸一笑是容易的，你没在他们附近住过。我要打电话到斯格培罗办公室叫他去检查一下艺术部的书。他是从哪儿打听到艺术部的？”
“你要叫斯格培罗得溃疡病吗？他刚吃过鸡蛋胡椒三明治。我去查吧，我本来就要到楼上去的。”
“你知道他们在那里所干的事。”约翰警告我说。
“别担心，约翰，他们的小脏手上会长瘤的。”
“啊，啊，这些书刚巧值……”
这样，斯格培罗先生就没有用灰白的手指去袭击那个男孩。通过一座楼梯，我找到了第三书库。我经过接待室时，眼角粘满眼屎的五十一岁的老伙计吉米·鲍伦正从一辆推车上卸书；经过阅览室时，只见来自穆尔巴雷街的流浪汉，头枕着《大众机械》杂志睡觉；经过供吸烟的走廊时，眉毛湿漉漉的法学院放暑假的青年学生正在休憩，有的在吸烟，有的想擦去手指上从“民事法”教科书上染上的彩色油墨；最后经过杂志室时，乘车来自蒙特克莱尔的几个老年妇女，在椅子上缩成一团，戴着夹鼻眼镜读几本陈旧、发黄、磨损的《纽瓦克新闻报》合订本中的社会副刊。在第三书库，我找到了这个孩子。他坐在铺玻璃砖的地板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那书比他的衣服下摆还大，不能不用膝盖支托着。从他身后窗户透出的光线，我可以看到他上百个小螺丝一样的卷发间的空隙。他浑身黑而发亮，两片嘴唇的颜色并不和其他地方有多大差别，因此，看上去十分粗糙，需要再涂上一层颜色。他双唇分开，两眼圆睁，两耳的听力也仿佛提高了。他显得心醉神迷，但看到我后，就不一样了。把我看成他惟一认得的约翰·麦基了。
“没关系，”在他未挪动步子之前我就说，“我只是经过这里，你看书吧！”
“没什么东西可看，都是些画片。”
“很好。”我在书架最低一层找了一会儿，假装在工作。
“唉，先生，”过了一会儿小孩说，“这是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
“这些照片是拍的什么地方？人们看上去很凉快。你看，他们不叫也不嚷。”他把书拿起，我看那是一本很贵的大开本高更绘画作品集。他看的那页纸是8.5×11的彩色图片，画面上是三个当地妇女站在齐膝深的玫瑰色的溪流里，这是一张幽雅的照片，他找对了。
“这是大溪地，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岛屿。”
“那不是你可去的地方，是不是？像个休养胜地。”
“你也可以去那里的，我想，但那里很远，那里有人住……”
“喂，看这一个，”他翻到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年轻的、皮肤棕色的妇女，头靠在膝上坐着，像在晒她的头发。“老兄，”小孩说，“这就是他妈的生活。”
如果约翰或斯格培罗先生或者是住院的维尼小姐来这里检查的话，他那污秽的措词定会使他被永远逐出纽瓦克公共图书馆以及它的所有分部。
“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他问我。
“是高更的画，不是拍的，是他画的，叫保罗·高更，是法国人。”
“他是白人还是黑人？”
“他是白人。”
“喂，”小孩咯咯地笑着说，“我知道，就像其他非白种人都不会照相一样，他也不照相。但他是摄影好手……看，看，看这一张，这不就是他妈的生活吗？”
我同意他的看法，便离开了。
随后我就叫吉米·鲍伦奔下楼去告诉麦基一切正常。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平淡无奇。我坐在问讯台旁想着布兰达，提醒自己那天晚上出发去肖特山前应该加好油，现在这肖特山已浮现在脑海里，暮色苍茫，一片玫瑰色，宛如高更画中的溪流。 那晚，我的汽车在帕丁金家门前停下时，除朱丽叶外，他们全家都站在前面的走廊里等着我，帕丁金夫妇、罗纳德和穿着礼服的布兰达。我从未见她穿过礼服，看上去与过去判若两人。但这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许多像林肯般瘦长的大学女生就只配穿短裤，而布兰达并不然。布兰达穿着礼服，好像她的一生都非常讲究穿戴，好像除了这套淡色的亚麻布衣服外，从不穿短裤、睡衣、浴衣或其他衣服似的。我穿越草地，经过参天的垂柳，来到等待着我的帕丁金一家人面前，这时我多后悔没把我的汽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啊。我还没走到他们跟前，罗纳德已先走上一步，伸出手来握手，握得非常有力，仿佛他是自从犹太人受巴比伦人放逐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似的。帕丁金太太面露笑容，帕丁金先生好像在哼唱着什么，继续在搓他的手腕，然后抡起想象中的球棒，把高尔夫球的幽灵打向“橘子山”，我肯定那山名叫橘子，因为在郊区五颜六色的灯光中，橘色是他们的穿着中惟一没有的颜色。
“我们马上回来，”布兰达对我说，“你得陪朱丽叶坐坐，卡乐塔不在。”
“好吧，”我说。
“我们送罗恩[罗纳德]上机场。”
“行。”
“朱丽叶不愿意去，她说今天下午罗恩在游泳池里推她。我们大家都一直在等你来，这样我们可以不误罗恩的飞机。好吗？”
“好。”
帕丁金先生和太太以及罗纳德都走了，我给布兰达使了眼色，她伸出手拉了一会儿我的手。
“你喜欢我吗？”她说。
“给你当照看孩子的保姆我很荣幸。允许我动用我们所需要的牛奶和糕点吗？”
“不要生气，亲爱的，我们很快回来。”然后她又等了一会儿，我仍然噘着嘴，她就瞪了我一眼，但并不暗示什么。“我问你是否喜欢我穿礼服！”然后向克莱斯勒车走去，穿着高跟鞋，急匆匆地走着，像初生的牛犊。
走进屋时，我把挂着帘子的门砰地关上。
“把另一扇门也关上。”一个很轻的声音叫着，“还有空调。”
我服从地关上了另一扇门。
“尼尔？”朱丽叶叫着。
“在这儿。”
“唏，想玩扑克吗？”
“不想。”
“为什么不玩？”
我没有回答。
“我在电视机室。”她叫着。
“好。”
“叫你和我在一块吗？”
“对。”
她经过餐室，突然出现，“想要看我写的读书报告吗？”
“现在不要。”
“你想做些什么？”她说。
“没什么，宝贝，你为什么不看电视？”
“行啊，”她不高兴地说，摔手摔脚地走回电视室了。
我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想偷偷地溜出房间钻进车里，回纽瓦克去的欲望一直折磨着我，在那儿我可以坐在弄堂里，自在地嚼着糖果。我感到与卡乐塔一样，不，还没有她那么舒服呢。最后，我离开大厅，开始在一楼的房间里踱进踱出。卧室隔壁便是书房，这是一个松木房间，摆满了斜放的皮椅子和全套《知识年鉴》。墙上挂着三张彩色的肖像画，它们属于这种类型：不管是充满活力的还是体弱多病的，也不管是年迈体衰的还是血气方刚的，都画成小孩儿的脸蛋，有着湿润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金属般闪闪发亮的头发。这里画的是罗纳德、布兰达和朱丽叶，年龄大约在十四岁、十三岁和两岁左右。布兰达披着金棕色的长发，像嵌着钻石的鼻子，不戴眼镜；这一切使她打扮得俨然像一个十三岁的、眼睛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澈的公主。罗纳德有着圆圆的面孔，低低的鬓角，那双充满稚气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球和球场的热爱。可怜的小朱丽叶被画家画成柏拉图式理想的儿童；她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生气也被大量的白色和粉红色所掩盖了。
另外一些小照片是在肖像画变得流行前用方形的布朗尼双反相机拍摄的。有一张布兰达骑马的小照；另一张是罗纳德穿戴着犹太成人礼礼服、礼帽拍的照片；还有两张照片镶在同一个镜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