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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鲁斋郎了。（见《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船认为是关汉卿的作品，但戏曲史家尚有争议。）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
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贼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
值得玩味的是，鲁斋郎所欺压的人之一，郑州恶吏张圭，本也充满了流氓气，他老婆说他：“谁人不让你一分？”他自己开口闭口便是：“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儿！”但是，就这么一个恶吏，却受到了比他更有权势的鲁斋郎的凌辱，而凌辱的手段又是十足的无赖式的：鲁斋郎要张圭把老婆立即献给他，再把自己玩腻了的一个民女强嫁给张圭，还谎说这是他的妹子，拿来与张圭换个老婆。恶吏遇上了这么一个有权势的无赖，立即成了妻离子散的悲剧角色。可见，在《鲁斋郎》所反映的时代，无赖气、泼皮相已经超越了其他罪恶，成了制服一切的幽灵。
《蝴蝶梦》中的葛彪，又是一个无赖。他的自白是：
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
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今日无甚事，长街市上闲耍去咱。
他拍马穿行闹市，撞了一个老汉，却说老汉“冲”了他的马头，举手便打，直到把老汉打死。打死了人，他仍是一副泼皮相：
这老子诈死赖我，我也不怕，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
这口气，我们在杂剧《陈州粜米》中另一个有权势的无赖口里也听到过。这出不知作者其名的杂剧塑造了一个叫做刘衙内的形象，他的自白也是这样：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
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
他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儿子——小衙内刘得中到遭遇灾荒的陈州去放粮。那么，刘得中又是何等样人呢？我们再听：
俺是刘衙内的孩儿，叫做刘得中；这个是我妹夫杨金吾。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那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蛤蟆养的。
元杂剧中的无赖形象还可以举出许多。这不是艺术家的因袭，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北方蒙古、色目贵族起事南侵，本带有落后族群骤然暴发的贪婪特点，他们像分赃一样宰割着中原的一切，不仅他们不受任何法规的约束，而且他们的子弟、家族、亲戚也同样享有这种特权。这种群落繁殖很快，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简直如初夏的霉菌，秋田的群蝗。汉族的市井游民之间，也出现了不少趋附者、追随者和效尤者，情况就更加严重。元代的官方文书中，也已出现了“泼皮”字样，（例如，《元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迁徙·豪霸凶徒迁徙》条载：“本部照得大德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书省据江西、福建道本使宣抚呈巡行江西。据诸人言告，一等权富豪霸人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资，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元代的高级官僚中已有人向忽必烈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也确实与一些大臣研究过对这些人的处置。但这位最高统治者又深知此辈群起，与政权本身有关，当然不愿采取强硬一点的措施，致使无赖、泼皮们的横行，变本加厉，成为元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灾难。
这些无赖、泼皮有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背景，“交结官府，视同一家”，有不少本人还做了官；而许多地方官在这种气氛中也渐渐染上了无赖气、泼皮相。这样，无赖和泼皮就与政治权力紧相融合、互为表里，使得这一重大社会灾难更加令人心悸。杂剧艺术家把这些人提炼成普遍性的形象构件，可以想象，在当年极易引起社会共鸣。
这种共鸣，其实是一种刺痛。汉族士庶已经拥有过唐宋文明，也已习惯于渐趋条理化、周密化的社会秩序，当一批不受任何约束的声色之徒、无赖泼皮、社会渣滓突然居高临下地操持一切的时候，文化的自尊遭到凌辱，道义的堤防全面溃决。剧场里的这种刺痛式共鸣，立即变成了整体性郁愤。
那么，杂剧艺术家是如何来排解整体性郁愤的呢？
揭露当然是一个办法，但中国文化“情感满足型”的审美要求，一般不会让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仅仅停留在揭露。对传统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如果自身的主体精神得不到呈示，郁愤将会更加郁愤。
元杂剧艺术家们以一系列的“法治之梦”和“缅怀之梦”，来回答周边的黑暗，排解心中的郁愤。
“法治之梦”也就是惩处之梦、秩序之梦、使社会回归常情理之梦，一大批“公案戏”就是这种梦的产物；“缅怀之梦”也就是骄傲之梦、呼唤之梦、复仇之梦，一大批豪壮的历史剧就是这种梦的产物。对于这两方面的剧作，后文将择要介绍。
除此之外，有的剧作家如马致远选择了“隐遁之梦”，以神仙道化来鄙弃现实世界。
这些梦也是文化之梦，因此元杂剧也就快速地提升了文化等级。一群无赖、泼皮导引出了一个高雅的精神世界，又随之导引出了一个优秀的剧种，这正是文化对于历史的幽默回答。
三 元剧第二主调
元杂剧的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第一主调是破，第二主调是立。
在这一主调中，中心人物已不是审案的清官、远去的壮士，而是一批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青年男女，尤其是青年女子。
这是一支叛逆者的队伍。他们的内心，有一种非正统的追求。他们之中不少人，如果不作这种追求，本可过一种安适优闲的生活，但他们不甘心于此，于是便投入了冲突的风波。这种情景，与窦娥这样被动地遭受外界的侵凌很不相同。《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和张生，《拜月亭》（此处是指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里的王瑞兰和蒋世隆，《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裴少俊，《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和王文举，都是这样的人物。剧中全部行为的发轫者，是他们自己。他们为了心中的追求，表现得非常主动，因此成了人生理想的化身。
他们的人生理想，可称之为非正统的“团圆之梦”。
如果说，元杂剧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可以由窦娥诅天咒地那一段话来代表，那么，它们对美好追求的呼唤则可以由《西厢记》中的一句名言来概括：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出现在封建道统时代是大逆不道的，出现在元代的瓦舍勾栏中是勇敢而新奇的。总之，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理想宣言。
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一样，这个宣言有着足够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所谓广泛性，是指它企图囊括“天下”，具有“都成了眷属”的全盘包容气魄；所谓深刻性，是指它以“情”为皈依，与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婚姻理想接通了关系。
与这个理想宣言相呼应，《墙头马上》唱道：
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拜月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愿：
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
元杂剧中的婚姻、恋爱题材，具有巨大的社会包容力。谁要是能接受崔莺莺、红娘、李千金她们的婚姻观念，他在社会改革的思想路途上不仅要比许多清官走得远，而且也许还会对宋江和李逵有所超越。许多在公堂和战场上刚直侠义的血性男子，往往接受不了青年男女为人生自由而实行的一次美丽私奔。
在这些男女主人公之间，元杂剧艺术家更倚重青年女子，因为在同样的反抗行为中，她们要付出的代价远胜于男子，因此需要有更大的精神强度，也更能引起观众激动。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元杂剧中，有一批地位卑贱的青年女子以格外鲜明的姿态投入了这种人生追求，红娘便是她们的代表。除了红娘这样的丫环外，元杂剧艺术家还在妓女身上找到了足以傲视黑暗世道的精神力量。赵盼儿、李亚仙、杜蕊娘（分别见《救风尘》、《曲江池》、《金线池》等剧目。）等妓女形象都充满了对正常、合理、自由的婚恋生活的向往。这些形象，与那些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却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的人，特别是与那些有权势的无赖、泼皮，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下面，我们就围绕着元剧的两大主调，分别缕述艺术家们所营造的“法治之梦”、“缅怀之梦”和“团圆之梦”。
四 法治之梦
从元杂剧开始，中国的戏剧演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座座民间法庭，通过艺术形象，审理着各种案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上真实法庭的严重残缺和普遍不公。儒家学说一向主张以礼治代替法治，造成法制系统的脆薄；到了元代，汉人的法律权利更是被强蛮地剥夺。《窦娥冤》里所说的“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确是实情。
就一般百姓而言，遇到一般冤情大多忍气吞声，遇到重大冤情也不会揭竿而起，只想通过“公堂鸣鼓、拦轿告状”的方法来乞求公正。如果连这样的乞求也全归无效，那就只能在戏台前求得心理安慰了。
在当时，也只有戏剧舞台上那些假定性的法庭，才能稍稍加固人们心头的正义。在人头攒动的演出场所，这种心头的正义又变成为一种集体的心理体验。于是，久而久之，倒是这种假设的法庭，对非法行为产生了舆论震慑，对被欺压的弱者构成了精神扶助。舞台上的法庭，变成了人们心中的法庭，因而也就从假定性的存在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力量。
诗人袁枚(1716—1798)曾在《子不语》中讲了一个公案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可反映出舞台上的公正法庭的实际社会作用。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次，一个戏班子在广东三水县衙门前搭台演戏，这天演的剧目是包公戏《断乌盆》。扮演包拯的演员刚在台上坐定，就看见台上跪着一个披着头发、带着伤痕的人在向自己伸冤。这是戏的情节中所没有的，演包拯的演员疑是鬼魅作祟，惊慌失措地逃下台来。台下观众不知怎么回事，全场哗然，吵闹声传到不远的县衙门里，县官派人查问究竟，扮演包拯的演员把情况作了如实说明。县官得知后，就吩咐演员继续演出。不久，那个伸冤者又出现了，县官就派人密切注视着他的动向，最后终于看到他消失在离县城数里外的一座坟墓里。这座坟墓本来埋葬着王监生的母亲，但一经开挖，却发现了另一具尸体。县官把王监生传来严讯，王监生说，当日葬母，送葬人数百，共观下土，根本未见另一具尸体，可让所有的送葬者作证。县官问：“你母亲的棺材下土后，你是什么时候回家的？”王监生说：“棺材一下土我们就回家了，封土事项，是交给一批土工去做的。”县官想了一想，心中有了一点数，就把土工传来了，一看，这几个人状貌凶恶，县官就大声喝道：“你们杀人的事已经暴露，不用再隐瞒了！”几个土工大吃一惊，就招认了杀人经过。原来，那天王监生和送葬的人们回去之后，土工们正在封土，有一个背着包裹的单身客人来讨火，土工们即起歹念，抢了那人的包裹，然后用锄头把他打死，埋在王监生母亲的棺材之上，加土填之。土工们还招认：他们在杀害那个过路人的时候曾恶狠狠地说：“要得伸冤，除非包龙图再世！”于是，被杀害者的冤魂，就到舞台上来寻找包龙图了。（袁枚：《子不语》（《新齐谐》）卷十一《冤鬼戏台告状》。焦循曾在《剧说》中引用。）
袁枚记下的这个故事，显然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这个传说中的破案情节，甚是一般，而其中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则是戏剧舞台上的法庭的社会威力。
在科举取士的漫长年代，很多出任各级官吏的文人并没有接受过司法教育，却立即要审理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艺术作品的熏陶。有不少历史记载表明，很多官吏察冤断案、拨疑擒凶，都是在仿效舞台上的包公，甚至连公堂上讲话的口气、声调，拍案的手势、力度，都是从戏剧中学来的。
几乎所有的审案官吏都想以“再世包公”自居，但真实的包公究竟是怎么审案的呢？载入《宋史·包拯传》的完整案例，仅有“盗割人牛舌”一起。由此进一步证明，官吏们追慕的，主要是戏剧形象。
袁枚所说的这个荒诞故事中，鬼魂居然无法自惩仇人，只能求助于人间；人间的真官虽近在咫尺他也不找，只找戏台上的包公——这个多层逆反结构具有寓言性质，因此被袁枚所重视，后又被哲学家焦循(1763—1820)所引用。
这样的“法治之梦”，集中体现在所谓“公案戏”上。元杂剧中的著名公案戏有以下几出。
一、《蝴蝶梦》
据天一阁本《录鬼簿》，《蝴蝶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