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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
鉴于李鸿章被刺在国际上引起了各国对中国的普遍同情，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当夜往见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伊藤对此完全赞同。他立即致电在广岛的内阁成员，征询意见。
在广岛的多数阁员联名电说：“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考虑。”26日，伊藤博文来到广岛，召开有内阁重要成员及军政界元老参加的重臣会议。会上，伊藤强调指出了如果不停战将会造成的危害性。经过讨论，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并报明治天皇裁决。27日夜，他将停战决定及主要条件电告在马关的陆奥宗光。
3月28日，陆奥宗光受伊藤博文全权委托，来到中国使团驻地，向还在养伤中的李鸿章陈述日本政府应允无条件停战之意。李鸿章的半边脸还缠着绷带，仅露一眼在外。他听此消息后露出喜悦的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当日下午，他派李经方前赴会议厅进行协商。李鸿章本人躺在床上，与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围绕具体停战条款，进行商讨。双方经过多次修正，最后折中达成协议。3月30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停战协定：1.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军，均遵照停战条款；2.中日两国军队各自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间不得互为前进；3.所有两国前敌军队，无论攻守，各部增加前进，并不添派援兵；4.停战期限到4月20日。
在此期间，日军于3月26日攻占澎湖马公城，并在城内设澎湖行政厅，实现了对澎湖的实际占领，为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增加了砝码。
议和
伊藤博文对李经方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
4月1日上午10时，第四次会谈在春帆楼举行。双方主要围绕“是日方提一条、商讨一条还是日方提出全部议和条款再商定”进行争论。
陆奥宗光表示，可以先行提出全部条款，但要求中方必须在三日内答复。李经方表示，必须先提出全部条款主张，但对三日答复的意见则不置可否。日方最后同意在限期答复的前提下，将条约内容全部提出后，再逐条逐项依次议定。11时45分，会谈结束。
李经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父亲汇报了会谈情况。李鸿章立即照会陆奥宗光：同意日方条件。日方收到李鸿章的照会后，当日下午2时，派外务大臣书记官、秘书官前往引接寺，将日方拟讲和条约稿本日文、中文、英文各一份，面交李鸿章，并声明限4日内答复。李鸿章戴上眼镜，坐在病床上读了数行，感觉力不从心，就让李经方代读。条约底稿主要内容是：1.承认朝鲜独立；2.割让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3.赔款3亿两白银；4.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李鸿章听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请美国顾问科士达来商量。按照科士达的建议，当日晚分两次将合约底稿内容电告总理衙门。
4月3日晚，电文到达北京。军机处次日上奏光绪帝。朝中大臣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对割台不以为然，双方争论不休。军机大臣们于是一同到当时卧病在床、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府中商讨对策。奕䜣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会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几乎就在军机大臣们一筹莫展的同时，陆奥宗光向驻俄公使、驻美公使、驻英公使、驻法公使等发出将媾和条件秘密提示给各国政府的训令。
同日，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先后约见英、俄、法、美等国驻该国公使，向他们通报了日本的媾和条件。次日，又秘密地通知了德国公使。显然，日本在防止中国争取列强支持方面，又走在了前面。
4月5日，日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已到，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商讨出任何结果。不得已，李鸿章派伍廷芳向中田秘书官送交对日方和约底稿的答复说帖。说帖内容分朝鲜自主、让地、军费、通商权利四部分。除了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他三部分都提出了长篇驳辩。
由于中方的驳辩有理有据，陆奥宗光阅后认为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详尽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文章”。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论驳之端不可开，与其空论，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4月6日，伊藤派秘书官中田向李鸿章面交了日方对中方说帖的反驳照会：“或全案、或按条，是否应诺，予以明确答复。”8日下午，伊藤派人请李经方到其住处梅坊谈话，当面质问李经方：“我们一周前就提出约案，为什么中方至今还没有明确答复？”并对李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李鸿章再次向总理衙门发电请示，提议允许割让辽南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以此为依据，李鸿章草拟了和约修正案并送交日方。
通牒
伊藤博文：“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博文：“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4月10日下午4时15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
李鸿章伤愈，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日，他身着白色服装，配戴眼镜，受伤处贴着一小片膏药。日本方面，陆奥宗光因病缺席。
日方首先将有关条约修正案的再修正案交给中方。较之前款，割地方面有所缩小，到海城为止；赔款改成2亿两，分7年付清；取消了北京、湘潭、梧州三地的开放。
伊藤一上来就提出赤裸裸的威胁：“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6时30分，谈判结束。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时，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减。
伊藤笑着摇头：“不能再减了。”
当晚10时，李鸿章将日方再修正案和谈判情形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
次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明昨日递交的日方再修正案为最终条款，中国或允或否，请于4日内答复。
4月12日，李鸿章复函伊藤，请求再进行一次会晤。13日，伊藤拒绝了中方请求，再次威逼中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李鸿章将伊藤博文复函全文转电总理衙门，认为割台一事已经无可商量。此电发出后，他又派伍廷芳到伊藤处探听情况。伊藤吓唬伍廷芳：“若再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
14日，李鸿章再次紧急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如再不定约，战争又将爆发。清政府接电后，经过商量，遂电复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签约
李鸿章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
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六次会谈。由于清政府已经允诺可以“遵前旨与之定约”，所以李鸿章心态比较轻松。双方会谈时，仅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些改动，很快就达成最后协议。会谈中，李鸿章遵照“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旨意，几乎是哀求着能不能减少一点赔款，但伊藤博文根本不为所动。
李说：“恳请阁下多少给以让步。如不能应允五千万两，至少希望减少两千万两。”
伊藤：“我方已充分降低条件，今日些许之减少亦不可能。”
李：“赔款既不肯减，但希对土地割让能多少有所让步。”
伊藤：“两件皆不能减，屡次言明，此为我方最后条件，丝毫不能让步。”
最后，双方在商议割让台湾具体事宜时，日方提出“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台湾的交接”。李鸿章说：“一个月太过仓促。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哄笑一番后说：“还没有咽下去，现在饿得很。”这次谈判于当日晚7时30分才结束。
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双方寒暄一番后，随员将有关条约之文件摆在桌上。因为之前日方伊东书记官与中国参赞官会见时，已经仔细查阅了文件。现场没有再读，双方直接在文件上盖印。上午11时40分，签订仪式结束。伊藤博文打开准备多时的香槟，祝李鸿章健康。李鸿章举杯答礼，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8日，李鸿章等人从马关登船回国。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二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三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