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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为了重获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更快地滑向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畛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空架。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一边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逊位诏书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的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