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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距怀来县城只有二十五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和他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在此扎营，计划第二天天明启程，顺利的话当晚能越过居庸关，将蒙古铁骑甩在关外。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炳，于谦受到了清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质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瑶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