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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中国人的隐逸史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归结而言，做当代隐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出走”和“不失掉自己”的“静持”，当是不另有三的方便法门。看看自己，二选其一，其实也不难吧！
第五章 重回现场
开元，全盛之日
公元713年阴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发布了改元文书，在这份被称为《改元开元之年大赦天下制》的文书里，大唐皇帝昭告天下，从此日起，年号改“先天”，第二年为“开元”元年。改元赦制以恩为主，同时加以惩罚、警告，意欲收拢各种政治、军事势力。
就在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发制人，肃清太平公主集团成功。他的父亲、太上皇睿宗亦于同日归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宫太极殿，搬进了百福殿。妹妹和儿子的火拼，把他推向了穷途末路。次日，他在隐退诏书中说自己放弃剩下的权力，从此“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岁的玄宗成为名实相副的帝国君主。自从710年反对中宗韦后的政变以来，他在和阴险的政治阴谋不断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有经验的统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门，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们宣布制书，大赦天下，分封王亲，奖掖功臣。年轻的皇帝表示将“当与亿兆，同此唯新”。
从武后、中宗、睿宗以来的政局变乱归于平静，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武后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众多人才，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僚为玄宗服务。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这十条建议，要求皇帝个人仁爱、节俭，树立个人权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则开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遗张九龄也给姚崇提出忠告“远诌躁，近纯厚”。这六个字堪称开元中以前的政治气象。
由此唐朝开始了一段和平繁荣的顶峰时期。开元天宝经济之盛以海内富实载入史册，是时国家粮仓储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然，家家粮储“皆及数月”。整个社会物价低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便利地周游各地，南到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到处都有客店，商旅行人远行千里不需要携带武器。
玄宗则是唐朝在世界主义时代最荣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宝，大食（今阿拉伯）的宝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受到热情欢迎。一位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质地的杯子斟满名贵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徕四方来客。许多未成名的诗人，或者等待科举的少年文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慰藉。“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透过李白留存后世的诗歌，依然可见她们绰约曼妙的身影。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