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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侧面Ⅲ:历史的缝隙与灰烬_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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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己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国士无双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朝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在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 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确实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来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大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军事重镇宣府以东的怀来县土木堡,此地离京师西北咽喉要地居庸关一百来里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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