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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
介石与戒石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程一鸣把调查结果告诉唐纵，唐纵非常为难，因为他和霍揆彰既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栽赃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具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
唐纵也觉得霍揆彰的做法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劝他不要这么干了，另想他法。
两个替死鬼
一直密切关注李、闻案的民盟，不满政府的动作，7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同人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要求组织“公民调查团”。同日，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等向国民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相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并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闻一多年谱长编》）
马歇尔在与蒋介石会谈中，也把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