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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其（马歇尔）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期望政府的运作可以平息闻一多案带来的风波，“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仍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7月27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等被蒋介石派到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顾祝同、张镇、唐纵等人商议此案该如何解决。张镇认为，如果直接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将对政府和“老先生（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场，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射杀了闻一多。两个宪兵这样做乃是“激情杀人”，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需要惩办这两名宪兵，案件即可了结。（《程一鸣回忆录》）
顾祝同赞成张镇的建议，派人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激情杀人”的假案。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霍揆彰，将之又一次“痛骂”，并决定拉两个小特务“挺胸做烈士”。霍回昆明后，即以升职和奖励五百万元，并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鼓励手下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出来“自首”。汤世良、李明山两名特务被“特别开导，晓之利害，动之以感情”，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明还抓了两个从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闻一多年谱长编》《唐纵日记》）
调查团
唐纵、顾祝同等国民党大员一拨拨地到昆明调查，但真相仍是不明，司法仍是缺席，这让密切关注闻一多案的民盟方面非常不安，不断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民盟的“调查团”成行，但是一直“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3日，民盟派出的梁漱溟、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脱，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事事都被掣肘的梁漱溟只能感叹：“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审判秀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已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到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这次审判后，中央社立刻发出《顾祝同在昆发表闻案审判经过》《陆军总部昨发表闻一多案判决书》的专电。
崩溃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
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主编，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按语中写道：“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只知道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传统士大夫从来就以谈论天下国事为己任和使命，因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了近代，随着政治专业化，特别是随着传统士大夫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政治成了专门的职业，学术也日趋职业化，学术语言成了专业语言，政治家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一点意思，但很难完全理解。然而，近代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却并不顺畅，知识分子总是和政治发生种种纠葛，以至于历史的轨迹因此而屡屡更改。例如洪宪帝制与筹安会，历史一再指责是杨度一班人误导了袁世凯，弃共和改帝制，而杨度则在洪宪帝制结束后坦然面对，以为“兄弟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
杨度对洪宪帝制倒行逆施没有丝毫忏悔，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探讨有问题，反而指责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身边的宵小曲解了他们筹安会的真意。按照杨度的说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正追求，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辛亥年间，中国在仓促匆忙中选择了民主共和，经过几年实践，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样的民主共和有问题，如果不适度调整，就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导致毁灭。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杨度的这些假设性前提毕竟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验证。不过，杨度这些辩解中确实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为洪宪帝制“临门一脚”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有同样抱怨。古德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宪法顾问，接受政府“委托课题”，研究何种政治架构更合乎中国国情，他的结论是：最适宜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并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这个政治架构的新生阶级。然而，中国是否应该从“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架构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转换，古德诺提出了几个限制性条件。然而，袁世凯对于古德诺的限制性条件不感兴趣，或者无意中选择了漠视。而对于古德诺的研究结论，则欣喜若狂，原本不太自信的帝制复辟思想因这“临门一脚”而坚定。看，连外国专家都这样说了，而且这个专家既是世界一流，又来自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
结果等到帝制复辟失败，追究“帝制罪魁”的呼声日高一日时，古德诺也坦然面对，他表示，我是说过现在这种虚假的民主共和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但中国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重建君主立宪体制，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表示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公开辩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能有多大责任呢？类似的情形还有严复。严复在理论上也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洪宪帝制之前的那些问题，都被严复不幸言中。但是严复并没有主动介入筹安会，他只是在杨度拿着“上峰”旨意说事时，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所以，等到洪宪帝制终结，严复也是有口难辩。他在公开场合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相信政界的那些朋友一定会帮忙，一定不会把他当作“帝制罪魁”收监关押。
所有参与筹安会的人，都有各自缘因，不能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但他们确实没有弄明白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即便政治家非常尊重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忠实地将读书人的意思转化为政治实践。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门道。政治家按照需求选择读书人提供的方案，但决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那一种，因而读书人不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厢情愿地为政治家出谋划策，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政治家只要你的结论，而不要你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