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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卖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虽然平政院和肃政厅都有监察职能，大总统对其裁判却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暴死后，1916年6月13日,“辫子军”统帅张勋闹复辟，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肃政厅也同时被裁撤了。
腐败玩到极致
肃政厅裁撤后，北洋政府机构的监察职能明显弱化，加上大总统独裁权力日益加强，历届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各届总统，都曾公开地进行各种贿买和贪污。国会多次被解散，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政府机构和普通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不可计数。其中，最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贿和贪污受贿案，当属曹锟贿选总统。
曹锟是在袁世凯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的。为赶走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军阀纷纷发出要进行总统选举的呼声。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有870名，也就是说，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而为了抵制曹锟发起的总统选举，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军阀卢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动员议员南下上海；东三省议员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这样，总统选举终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锟见无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达到自己当总统的企图，于是就招募流氓组成“公民团”，天天组织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冯玉祥等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军饷，逼迫威胁，动摇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纷扰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时，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曹锟决定用金钱来收买选票，他在甘石桥成立了“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掀开了贿选大幕。
为了筹措贿选经费，曹锟手下到处搜刮。如曹锟四弟曹锐借口筹款，株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大名商会副会长冯化远被诬告为“制毒贩”，逼罚10万元，最后被吓出精神病而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他以筹措军费为名肆意提取资金，交易所最终不支倒闭；曹锟另以借军饷为名，通令所属170个县份，分大中小3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搜刮民脂膏血，以供其贿选支用。诸如此种，敛财手段多不胜数，共计筹措到1350多万元。金钱的“魅力”确实吸引了许多议员，他们陆续返回北京。
凑足法定大选出席议员的人数是必须的，当局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张。10月5日总统选举当天，北京全城军警宪一齐出动，在会场外荷枪实弹监视议员。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以金钱钞票为阶梯，终于爬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他的上位，实在是民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贪腐闹剧。
贿选不得人心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大势走向共和，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和张勋复辟的丑剧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到了后袁世凯时代，向来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北洋军阀们，居然也“臣服”在共和体制的法律秩序面前，对施行暴力和专制感到心怯而“低头”，因此不惜大量动用金钱制造舆论，百般讨好议员。贿选是选举的大敌，在选举人被贿买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选举。
曹锟贿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孙中山指出，曹锟的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民众舆论咒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终于，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曹锟只当了短短一年总统，就被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了台。
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反贪腐的制度建设、政治措施和实际行动中，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民国总统的独裁权力却不断增强。虽有国会的存在，但自袁世凯起，面对历任军阀总统刻意构架的体制所形成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其有所约束。越是独裁专断，权力越是集中，越是注定了民国时期的反贪污腐败患上了“重症肌无力”——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开始还重拳出击，气势磅礴，接下来也还有那么一些力度，直到渐渐疲软，任由中西腐败手段相融合而无能为力。
民国反腐“肌无力”（下）
蒋介石于1928年5月率百万大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在皇姑屯的升腾烈焰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伤重不治。两天后，北伐军占领北京城，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政府，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早在一年前，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了长治久安，这个自诩继承了孙中山衣钵的中年人，信誓旦旦地号称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这个打着“国民”旗号的新政权，果真是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清廉，还是继续民国反腐“重症肌无力”的梦魇？
反贪机制看上去很美
1928年3月17日，一个春和景明的周末。这一天，蒋介石“五时半起床，往军官团及军官学校巡查，散漫腐败情形不胜悲愤！”直到晚饭后“薄暮游乡，携三妹同行，兴焉”。他的心情如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临睡前，蒋介石在日记结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何能作育人材，激励士风，使其热心勇敢，廉洁奉公也”？
这是蒋介石执掌党国大权并不太久的时候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腐败散漫的愤慨与失望，欲寻良方加以整治。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情形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蒋介石命令手下大小“文胆”，抓紧制定各项反贪腐制度。从《中华民国刑法》《国民政府组织法》，到《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惩治贪污条例》，不仅对反贪污腐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拟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审计监察机构，而行政监察反贪部门的设置更是完备得出奇，诸多惩戒委员会分类之明细也令人咋舌。反贪机制则逐步发展为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建议权、纠正权、同意权和监视权。监察、反贪、惩戒职权齐备，蒋介石不可谓不用心。
然而，制度层面的条文规定和相关机构的全面设置并不是反贪腐的保险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贪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强力建设、趋于完备到作用日渐减弱直至名存实亡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贪的执行力度由强转弱，反贪机构的设置最后只能流于形式，反被当局者、执权者践踏、破坏，位高名赫的监察官、检察官沦为只抓“小鱼虾”的“病猫”。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抗日军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得到美英等国的肯定，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援华物资开始不断地运往中国。然而，抗战物资的不断集中，却点燃了贪财者的欲望。从政府官员到部队将领，看到缺少监管的财物从手中经过，心底难填的欲壑张开了大口，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次次地把这些本该用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同胞生命的财富占为己有，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案心知肚明，在不同场合痛斥这是国家纲纪的败坏，是道德良心的泯灭。尽管他施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也无济于事。
当时，大发国难财的渠道除了物资、黄金和外汇，还有发行公债。官僚豪门及政府高官往往借派售公债、发行储蓄券及举借外债之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手笔地贪污。仅1942年一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4种内债，一笔储蓄券，还争取了大量的外国贷款，最大的两笔是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和英国提供的5000万英镑贷款，这也引发了抗战时期著名的美金公债案。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试图以此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牵制日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财政部长孔祥熙制定了使用计划，以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于美国，以1亿美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他命令中央银行以发行额满为由停止出售，并在内部瓜分完毕。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遂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密查，断定孔“授意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与处理美金公债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亲自布置，从重、从严办理了林世良贪腐案，赢得了短暂的喝彩。林是孔的亲信，因贪污150万元而被处以极刑，震动政坛。或许，蒋介石试图以此立威，整饬纲纪，严惩贪污，修明政治。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以增强对贪赃枉法者的震慑力，加强战时非常时期的统治。同时，为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监察院内创立了纠举权和建议权。还设立了税务督察专员制度，分区督察，加强对地方的监视与震慑。而作为战时“民主窗口”的国民参政会，尽管没有实际制裁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震慑作用。
到了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皆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