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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楦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佥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副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
清朝奇案：贪官谋害清官
清嘉庆时期，吏治已出现很多积弊和腐败现象。从结构上来看，腐败最厉害之处，一是漕运；二是赈济。很多官员中的蠹虫不顾百姓死活，侵贪公帑，胆大包天。其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乏清官廉吏，但在当时，即便这些官员想有所作为，也不容易，“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于位。”
嘉庆十四年（1809年）就发生了一起贪腐官员合伙谋害反贪巡视官员的案件，令嘉庆皇帝龙颜大怒。
嘉庆十三年淮安水灾，官府向该地发放了赈灾款。按照清朝惯例，下发了赈灾款后，朝廷都要派官员去巡视、检查赈灾情况。嘉庆十四年，两江总督铁保派遣新来的知县李毓昌去淮安山阳县核查赈灾情况。
李毓昌到任后，“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这一来，慌了山阳王知县，按照清朝官场潜规则，他试图用重金贿赂李毓昌，但李毓昌不吃他这一套。事急生计，知县王伸汉叫自己的仆人包祥收买了李毓昌的三个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划盗取李毓昌证明王伸汉贪污的证据。但是，已有警惕意识的李毓昌把证据收藏得非常好，一干恶仆无法得手。
狗急跳墙。眼看着李毓昌就要离开山阳县，王伸汉一伙“遂设计死之”。他们如何残害李毓昌？这在《清史稿》中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李）毓昌饮于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
谋害了李毓昌后，王伸汉向淮安知府汇报：李毓昌自缢而死。早就心领神会的知府王毂例行公事，“遣验视之”。当验尸回来的仵作汇报“尸口有血”——非正常死亡时，王知府大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两江总督府收到王知府的汇报，并不详查，即认定李毓昌系自缢而死。
既然是“自缢而死”，总督衙门通知李毓昌家人来迎丧。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与另一个朋友沈某来到山阳县，在检视李毓昌的书籍信件时，他们发现了夹匿在书中的半张残稿，赫然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原来这是李毓昌未写完的禀报总督的书稿。李太清顿时觉得，侄儿死得蹊跷！
李太清迎丧回山东老家后，即同李毓昌的妻子开棺验尸。“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就当时的医学经验来说，这就意味着死者是中毒而死。
李毓昌是家族的荣耀，才当官没几天，就被不明不白地害死了，李家人极其忿恨，“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一个派去核查赈灾款的官员竟然被毒死了！嘉庆皇帝大为光火，“命逮王毂、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同时，嘉庆皇帝派遣李毓昌家乡的山东按察使朱锡爵再去检验李毓昌的尸身。经过认真查验，发现李毓昌先中毒，后被勒死。
嘉庆皇帝震怒，下旨“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李）毓昌墓。毂、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嘉庆皇帝还写了首《悯忠诗三十韵》指斥贪官、表彰李毓昌，其中最痛彻肺腑的两句是：“毒矣王伸汉，哀哉李毓昌。”
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
英人赫德（Robert Hart）在北京的总税务司官邸是一座四合院。
其实他完全可以像那些驻京的英国外交官员一样，住在一幢舒适的英式洋房里。但赫德不，他牢记自己的身份，时刻提醒自己是清政府的雇员。
当时的中国海关，明明是大清国的行政机关，却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管理之下。这一由外籍税务司系统所控制的特殊机构，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洋关”。
这是晚清政府的无奈之举。考虑到外国人比大清官员更了解国际法，也较清政府官员清廉，便拟定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赫德就是管理“洋关”的最高首长。
言出必行，为做好表率，赫德以为，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他就应该住在中国政府提供的官邸里，所以只能是一所中国式房子。
但这座四合院恐怕在全北京都独一无二，因为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给赫德订购了一个洋玩意儿——抽水马桶。
不知是否有意安排，四合院所在的勾阑胡同和恭亲王王府所在的柳荫街相距不远。所以，除了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干，王府也是赫德经常登门拜访的所在。每次离开，他都忘不了亲王眼神里的期许。无疑，对到处弥漫着腐朽气息的晚清政府来说，新型海关就像从外部世界吹来的一阵清风，令人耳目一新。在亲王看来，那些贪腐成癖的“自己人”实在不靠谱，把海关交给“虽系外国人，尚属驯顺”的赫德打理，放心。
赫德更加忘不了的，还有那次人数不多、规格很高的饭局，就在那道山西名菜糖醋鲤鱼端上桌时，亲王意味深长地说起了一个典故。
话说东汉南阳太守羊续，为官清廉，在拒腐方面很有一套。一天，羊续的属下府丞焦俭见羊太守过于清苦，便给他送了条活鲤鱼。面对这条鱼，羊续左右为难，无奈之余，只好暂且收下，等焦俭一走，便叫人把鲤鱼挂在府邸屋檐下，没过几天，风吹日晒就成了一条枯鱼干。直到有一天，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一条更大更鲜活的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不说话，只是笑着指指那条悬挂着的枯鱼干。领悟到长官的一片苦心，焦俭红着脸，收起鱼退了出去。从此，风干之鱼便成为活生生的教材，瞪着苍白的死鱼眼，警示后人别再行贿进贡。这件事传出去后，府吏们被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也没人来礼贿他了，“羊续悬鱼”的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
来华十年，赫德虽说对史籍旧章多有涉猎，可中国历史实在太悠久，戒石他见过，也知道来历，羊太守的拒腐传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聪敏的赫德马上就明白了亲王的深意。1700年来，有几个熟读典籍的官员不知道这个出自《后汉书》的典故？他们却依然陷入贪渎的怪圈。
不能说大清的统治者们无所作为。前清时代，对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沿袭了历代王朝的一整套制度，比如设立专职御史官，其职责就是弹劾贪渎官员，但这套监察制度是为专制君主量身定做的，人治色彩很浓，其效用受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影响较大。御史制度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来进行反腐，其调控官场的意味应该更浓。在统治集团日益腐化，政治腐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例外地会不断腐化，“专徇赃私，骄恣跋扈”，成为内部政争的工具。
或许，这个“几无一处衙署干净”的庞大帝国，就像未经处理的鲜鱼一样，早已糜烂腐败了。
为报答亲王的知遇之恩，赫德曾不止一次许下诺言，要在林林总总的衙门中，保证“海关税司一枝独清”。现在，亲王借鱼说事，敲打自己，一定情非得已。要知道，海关税收可是亲王最后的依靠。
赫德的表现没有让亲王失望。不和别的衙门比，就拿海关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