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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实用新型”。套用某些人爱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不出现秦始皇，也会出现赵始皇、齐始皇、韩始皇。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武器不行。花巨资购买了最新式军舰，结果甲午海战中仍然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精英们认为关键是政治制度，于是又发起戊戌变法，结果百日而败。精英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国民性”不行：没有好的国民，无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没有坚固的地基，建不起参天大厦。
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数万万民众也仍然昏昏如睡，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场变法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敢情整个变法不过是他们几个人唱了一出独角戏。这种情形，用麦孟华的话说，就是“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无法进行；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19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当然，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梁启超创造，而是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而梁启超的总结无疑比老外们系统得多。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那么，怎么改造国民性呢？
梁启超的思路是，通过“自高而低”的“国民运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尚武精神，成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制度：“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就是由像他这样的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动人心的力量，他极力鼓动知识分子们去写小说写剧本，用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启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国民性、后更新制度”的这个次序，听起来很有道理：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自我更新”了，那么整个国家也不就脱胎换骨了吗？从整体上改变整个国家很难，但是从微观去改变一个人，就容易多了。梁启超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他说：“今日之中国，实不宜‘轻言’政治运动，须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政治运动”。就是说，一定要通过文化运动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后，再来谈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个人心都“正”了，这个国也就“治”了。这是一种乍一看很正确、细一想很谬误的逻辑。很不幸，在国民性改造史中，这个中国特色的伪逻辑成了主线。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代，民国初年中国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晚清都大大不同。鲁迅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有一个重大发展，那就是“文化决裂论”。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需要中国文化的更新换代。不过，因为成长背景的原因，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可以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设计中的“变革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瓤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于可怕的“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所以陈独秀“涕泣陈词”，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奋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钱玄同的主张比鲁迅更激进，除了“应烧毁中国书籍”之外，他还要取消中国旧戏，钱玄同说，“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文”的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由他们这一代人打破铁屋，放进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排走屋内几千年的陈腐毒气，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就不会有因为旧文化导致的劣根性，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路。
不过，除了文化选择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怎么突破梁启超的藩篱。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这与中华民国初期制度建设的失败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结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途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呼，“共和万岁”之声震动天地。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太多失败和屈辱的中国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将很快使古老中国结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国就读的年仅十九岁的宋庆龄听到民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美梦。从外国引起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固有社会传统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国号一直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国号之下的政治运行与“共和”二字相去太远。经历了洪宪复辟危机、猪仔议员丑闻、连年军阀混战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普遍素质之间的巨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曹锟贿选事件，更让人们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在旧土壤上建立的艰难。梁启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设新制度”的话，在此时似乎显出了先见之明。
鲁迅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失望了。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论”者。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