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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他知识精英结论也与鲁迅大致相同。杨昌济说，“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陈独秀则说，“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适的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出自鲁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鲁迅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说，先进行人的现代化，而后才能谈到制度的现代化。
从梁启超到鲁迅，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只要人人迎来新我，就会迎来新的社会。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他们办杂志，办学校，写小说，椎心泣血，宣传、呼号，以期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这其中鲁迅的呼声最为锐利而洪亮。
鲁迅认为，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是挽救国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艺创作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与此相比都无足轻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适在创办《努力》周刊打算论政时，鲁迅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们的谈话说：“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整整二十年间，鲁迅心无旁骛，艰苦卓绝，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国民性改造”这一伟大的人类灵魂改造工程。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用投枪、匕首、大刀，冲锋战、壕坎战、迂回战，持之以恒地揭露、总结、批判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点”。一篇《阿Q正传》，对普通民众来说，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说》。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淋淋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眼前，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可以说，“国民性”这三个字，是经鲁迅的传播，才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的。他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思路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其深与广无与伦比，影响也非常巨大。
然而，鲁迅等人的艰苦努力，效果并不明显。非但进步不大，从鲁迅的文字来看，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越来越坏的趋势。最有力的证明，是二十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责骂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痛切，也越来越无奈。鲁迅原本信奉进化论，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有原罪，但是随着他们这一代肩住黑暗的闸门，放进西方文化的新空气，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长起来，“血液里的昏乱”就会一代代迅速减少。然而，岁月无情流去，鲁迅眼中的青年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断沦陷。1925年，鲁迅就对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动。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从此之后，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越来越低。1933年他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说：“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这一事实让鲁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轰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闷，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苏联建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在晚年鲁迅心中，苏联成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麦加”，那里存着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译苏俄文学，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
从居高临下地唤醒民众，到奉民众为推动历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众进行革命；从绝对排斥政治斗争，反对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须用“火与剑”进行激烈的政治变革，“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向社会大声宣告了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失败。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与鲁迅等人几乎完全一致。胡适早年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深受梁启超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说》。”所以青年时代他谈到国民性时，其语调与梁启超、鲁迅并无二致。他说，“无论帝制也罢，共和也罢，没有这个必须的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
然而，胡适很快意识到“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从晚清开始，执政者就一再以“没驾照”为由，拒绝民众登上民主政治这辆新式汽车：慈禧以民智未开为由拖延立宪，袁世凯以民心思旧为由恢复帝制，吴佩孚更说，因为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所以中国只能沿用老路，继续独裁。随着对制度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胡适的思路发生了转折。他开始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性”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新国民。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为民主政治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启蒙和教育的过程。这种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有效。就好比跳进水里学习，比坐在岸上读游泳手册有效得多；坐上汽车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车结构与原理》有用得多。胡适说，“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他说：“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他还说：“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
这一思路转变，显然与他长期的欧美生活经验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胡适回忆他对美国政治运作的感受时说：“我在1912和1916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胡适故意选了几个看起来“素质不高”的人：“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
因此胡适称民主为一种“幼稚园政治”，说民主政治“没有多大玄妙”，不过是如同学下棋一样，教人们遵守民主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因此，民主政治并不见得要把每个人都训练合格后开始：“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针对那些倾向专制的独夫民贼拿“国民性”为借口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胡适说，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么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那些坚持“国民性先行论”者的主要依据，是选举舞弊等民国政治乱象。他们认为，民国初年政治制度运作不良，是国民性造成的。对此胡适的解读大不相同。胡适认为，新型政治制度在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一开始运转不顺利，几乎是必然的事：近代民主政治在西方有着两千年的成长史，它是一架复杂精细的政治机器，这架新机器与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需要长时期的磨合与改造，才能正常运行。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选举时代，中国人手中从来没有握过选票，如果中国人一下子就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精髓，轻车熟路地运转起议会政治，反倒是不正常的。那就好比一个不会水的人，第一次跳进河里，就能游起自由泳，这完全是妄想。因此，问题不在于国民性，而在于时间不够，经验不够。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一丑闻令全国哗然，胡适也愤怒地称当时政治为“猪仔政治”。但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选举制度，胡适说，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贿选”之类的问题是正常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挫折，马上就宣布此路不通，仓促另寻新路。胡适举日本民主进程的例子说：“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有选举权者不过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但积四十年之经验，竟做到男子普遍选举了。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他坚信制度框架存在总比没有好。他说：“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许注定要从卖票甚至打架开始的，关键是一定要迈开这一步，然后再一步步地进行改良：“选票制的改革，从公开的变为秘密的，从记名的变为无记名的，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针对曹锟之类的贿选，胡适认为是复选制带出来的弊病，他因此主张有限制的直选。他又针对直选中选民册的伪造与虚报，以自己家乡为例，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
胡适的新思路显然与鲁迅完全相反。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也就是说，有毒的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而胡适认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恶的制度塑造恶的国民性。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性的差别。
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瞒骗”和“诈伪”，因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则认为，只进行道德批判，不追究道德背后的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不能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