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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穷亲戚，甚至因为他们欠债过多而把他们罚做自己的奴隶。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剧烈，整个社会分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层。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雅典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盗窃、抢劫、穷人起义层出不穷。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原始民主制因为氏族的解体不再有效，氏族也没法再控制自己原来的成员，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不过，原始民主的基本形式如“长老议事会”等社会组织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参加者由原来的“长老”变成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富人们。“长老议事会”因此也就演变成了富人们把持的“贵族会议”。虽然原来的氏族民主变成了贵族寡头们的政治，但是这种政治还是遗留着浓厚的民主基因：贵族们在一起议事时，仍然遵守民主规则。虽然他们和平民之间地位不再平等，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所有的富人，即拥有一定财产之上的人之间的地位仍然是平等的。他们通过投票形式，选举出执政官，来轮流执政。由于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习惯法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他们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法律。因此，雅典国家的建立，是由部落联盟和平演变来的，是立法性的，而不是暴力性的。希腊人认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以维护所有成员的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矛盾。
破坏希腊人血缘纽带的第二个因素，是多瑞安人的入侵。公元前15年左右，希腊北方的多瑞安人大规模入侵希腊内陆。它使得大批希腊人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去建立殖民地，从而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血缘基础。
海洋在希腊文明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汤因比说，希腊的海外殖民对希腊文明的生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刺激作用：“如果说……新地方比旧地方具有更大的刺激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发现，凡是在新旧两地之间隔了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这种远洋殖民的特别刺激性，在公元前1年一5年的地中海历史上看得特别清楚。”
为什么如此呢？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给出了原因。他说：“跨海迁徙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确实，因为跨海迁徙的风险显然比陆上要大，条件也更为苛刻，只有那些最强壮、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身体条件差的老人和孩子在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只能是累赘，并且经不住海上的风浪，因此他们选择的是留在原地，那些年轻的、志同道合的人相约在一起上路了。这样，血缘的纽带就松弛了。
汤因比说：“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正是因此，他认为，如果说迁徙会对一个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进其文明生长的话，那么海上殖民的刺激性较之陆上更大。
正是跨海迁徙，导致了希腊社会从以血缘为基础，转向了以契约为基础。这是人类社会一个质的变化。他说：“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
历史学家们确信，多瑞安人的入侵导致的海外移民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多瑞安人入侵结束之后很久，已经独立的希腊人在城邦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仍然长期地继续着他们变得轻车熟路的海外殖民活动。例如，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的铁拉岛大旱，7年无雨，居民被迫抽签从两兄弟中选出一人到今天北非利比亚的库列捏去殖民。在几百年的时间之内，爱琴海附近甚至更远一些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的城邦。
这种海外殖民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原有基础，促进了希腊人个人主义的觉醒。脱离了家族控制的自由人聚集到一起，每个人都不再有特权，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立身份。人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发展起来了。人们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可逆的，人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新的海外殖民地，人们不再以氏族为划分，而是以财产为划分。“氏族”退化成了贵族标榜自己血统高贵的符号。“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这些因财富而有势力的贵族意识到有必要共同约定一个大家遵守的条约，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有必要选举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海外城邦的“贵族民主制”产生了。
促使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从血缘到契约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在文明之初，希腊的商业就很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殖民的兴起，海上贸易越来越成为希腊经济的命脉。殖民地用船将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以葡萄树和橄榄树种植为主的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贸易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更远内地，如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挖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是前所未有的。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使人们远离血缘关系对人的控制。“商品生活和贸易首先要求人们广泛的个人自由，摆脱了人们对血缘的人身依附，同时，贸易的流动性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所需的长期定居的稳定性。其次，商品生产和贸易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贸易，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最后，商品生产和贸易同个人财产私有制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财产的私有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被从氏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希腊人迅速焕发出难以想象的生机与活力。挣脱了血族脐带的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与美。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祖先和鬼神，不再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不再把自己的个性隐藏在集体主义的统一步伐之下。他们享受现世，享受人生，享受自己的活力、创造带来的乐趣。在希腊，诞生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个人的体力成就的崇尚，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对个体英雄的崇拜。人们对传统的一切不再迷信，“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该时代被学者定义为启蒙时代。在这里，“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
早在三千年前，希腊人和中国人已经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种群，在社会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大文明以后相反的历史流向。
第四节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早熟与停滞
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世界最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文明的超前发展，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原始社会后期就达到了欧洲中世纪时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因为人口压力展开大规模战争的地区，早在黄帝时代，中国就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分封制的国家，比西欧早三千年建立了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并且发展出一整套精美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和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明之初，中国处处领先人类一步。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又是世界上发展最慢的国家。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以姜寨古村为代表的父系大村庄出现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是姜寨古村的扩大而已。直到明清时期，闽西一带客家人修建的巨大土楼，其结构形式仍然完全秉承姜寨古村的精神，毫不走样。这些土楼多为圆形，规模巨大，由上百间房间组成，可以容纳数百人，向心而居。中间立有祠堂。住在一座楼中的人一般都是由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大家族，五世、六世同楼，数百人有地同耕、有饭同吃，每次吃饭都像是大摆筵宴，每天早上出去下田都像大队人马开拔，很有点家族共产主义的意思。到了过年过节，全家族人集体祭祖，数百人行礼如仪，气势十分宏大。在解放前，一个土楼家族往往拥有上千亩土地，算成大地主是绰绰有余了。可问题是土楼里的人生活水平大体平均，往人头上一分，就又都成了贫农，据说在土改时曾经给革命同志们出了不少难题。在这些客家村落中，直到一九四九年前，血缘原则仍然是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种近乎停滞的超低速发展，使得在全球视角下，中国成为最独特的国家：世界几大古文明，都已经在发展变化中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几千年里完整无损。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质的发展变化，成为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
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
麦都思则指出了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可怕：“语言与习俗千年不变，人民的才能与精神，还跟父系氏族时代差不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血缘社会、祖先崇拜、大一统的专制精神，起源于原始社会早期，及至西周时代牢牢确立。中国社会的成熟与定型之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可是，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在中国文化的发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进化的不彻底性”。在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出“进化受阻现象”：在意识形态上，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没能进入到“一神崇拜”阶段；在经济形式上，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没能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结构上，停留在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一盘散沙阶段，没能进入到社会分化和有效自我组织阶段；在人的素质上，停留在没有充分自我实现的“类人孩”阶段，没能达到有着充分自我意识的现代人阶段；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停留在直观思维，直线思维阶段，没能进入抽象思维、实证主义思维阶段，无法创造理论体系；在世界观上，我们这个民族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一切为了现世，一切为了生存，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中国与非洲
血缘纽带、祖先崇拜和专制精神是人类早期社会共同的特征，从欧洲到亚洲都是如此。不过，欧洲在氏族制度解体时，就已经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