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契约的上帝这个新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却一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与如今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落后部落有许多相似之处：
祖先崇拜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今天南部非洲许多部族共同的基本意识形态。邵耶说：“非洲所有各个部落群体都有向祖先奉献祭品的习惯。”现存于黑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与传统中国惊人一致。李保平在《论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一文中说，这些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或者奴隶社会早期的非洲黑人“尽管对祖先灵魂的居住地看法不尽相同，但黑人各族普遍认为，祖先的灵魂始终陪伴着生者，干预着尘世间的事情”。“与家族、部落共同体有关的每件事，如后代的健康和繁衍，祖先都感兴趣。祖先看管着家园，佑助着家族、部族成员，直接关心过问家庭和财产方面的一切事情；他们保佑着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丁昌盛、福禄长寿。”
“祖先还能帮助本族人民赢得战争，因此战斗之前，要祭奠祖先，以求得到祖先的保佑。祖先可以托梦给人。祖先也可以降祸以惩罚后人。当祖先发怒时，人们必须设法抚慰使祖先的精灵安息。比如，用饮料、家禽或牲畜等进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还在互相叮嘱，不要忽略对祖先的祭奠。因为得不到祭奠的人在阴间是靠别人施舍过活的穷人。如果祖先的坟墓多年失修，那么不肖子孙就要内心愧疚，反映了各族黑人意识中对祖先敬爱与畏惧交织。”
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段介绍，都会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对祖先的那种虔信。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与非洲黑人仍然毫无二致。每年节日，他们都绝不会忘记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他们一边烧纸，一边会念叨：“爸、妈，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阴间保佑你们儿子孙子们日子过得平平安安、旺旺香香的。”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境遇不好而“托梦”，立刻到坟上去烧纸，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师“破解”。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中国式专制”闻名于世外，“非洲专制主义”也广为人知。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起来的专制文明，其基本精神与今天非洲、大洋洲等处于奴隶社会的部落居然一脉相通。
秦国创立的君主专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技术性飞跃，在出现之初，这个制度以残暴和“严刑峻法”而闻名。而非洲的祖鲁国家在其建立初期，也表现出同秦国一样突出的特点，即频繁和过分地采用暴力手段，以此扩大和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哈斯说：“祖鲁国家一经形成，随之而来的发展表现为：在最早的两个统治者的操纵下，大批地残杀民众和四处制造恐怖。民众只要有一点犯罪嫌疑，就要被公开处死，并且其罪行经常是随意加上的。”
商鞅等改革家的伟大发明其实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智力成果，祖鲁国王穆盘德的理论和中国法家学者异曲而同工，他“曾断然对纳塔尔地方事务长官阿费勒勒·雪卜斯冬君主宣称：‘对祖鲁人唯一的统治办法就是杀。’”这个国王很明白暴力的必要性：“穆盘德的统治也说明了暴力威胁同暴力的有限使用相结合是如何成为其统治地位长期稳定的有效的因素的。”
在形式上，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与非洲、大洋洲一些奴隶制小国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人中，对酋长和高等级的人的尊敬和畏惧被夸张到神秘的地步。塞尔维斯描写道：“最高等级阿里依是如此神圣，以至他用过的任何东西都成为禁忌的对象，而他触摸过的任何食物对低等级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毒性的。在某些波利尼西亚岛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最高首长几乎完全保持不动。他出行坐轿、沐浴和进食由一个侍从服侍，而在西波利尼西亚他甚至不许当众说话——由一个酋长发言人（通常是他的弟弟）来代表他发言。还有一个常见的习俗是最高酋长使用一套对平民禁用的古典语汇来发言。”（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这种半人半神的状态，与中国的皇帝何等相似！当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人眼里，皇帝就和“神”一样：他在十六人的大轿中如同神一样降临，在场数千人都一起行三跪九叩礼。皇帝不和别人直接说话，也不直接与别人接触：当英国公使要与皇帝交谈时，他要先通过翻译把要说的话讲给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再跪到皇帝面前，向皇帝转达。皇帝要向贡使说话，同样如此。当贡使要把英国国王的信交到皇帝手中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程序：他要先把信交到礼部尚书手中，礼部尚书到皇帝面前，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太监取过信，再放到皇帝面前……
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归根结底，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鸡就具有强烈的专制性格。任意的几只鸡关在一起，一开始会乱作一团，彼此啄食，直到形成稳定的暴力传递制度。最强壮暴虐的鸡可以随意地啄所有的鸡，第二强壮的除了被一只鸡来啄，可以啄剩下的所有的鸡，这么一级一级下去，直到最后一只，它被所有的鸡啄而不敢啄别人。
大猩猩的组织方式也是如此。几只陌生的大猩猩遇到一起，首先要做的事是“明上下，辨尊卑”。通过暴力角斗来确定彼此位置，直到决出一个最强横、最野蛮、最狡猾的猩猩王。“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
相比起专制，在较大的集体内建立起的民主无疑是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方式。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能够建立民主制度，通常是这个民族拥有较高智力和优秀才能的证明，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他说：无论哪一种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既是美洲土著所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这种组织。
挣不脱的血缘链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是从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关口。直到一九一一年以前，每个中国人都不过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是家族传宗接代链上的一个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自主权。被束缚在家庭和家族网络里的传统中国人，根本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进化成“现代人”。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法独立地“为自己而活”。如果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发达了，就必须“提携”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亲人像拔土豆一样一个一个从农村拔出来，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六亲不认”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德贬语。当然，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从血缘社会发展到了“熟人社会”。过去的“爱有等差”“亲亲尊尊”原则演变成了“有熟人好办事”规则。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里，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在血缘纽带彻底瓦解了的城市里，人们千方百计构建种种“拟血缘”的关系网，以取代原先依赖其中的血缘网。人们认老乡，攀亲戚，找校友，找同学，定期聚会，“联络感情”，为的不过是办事方便。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群体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对集体主义的偏好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当中：在中文里，凡是包含“私”字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是贬义的，比如自私、私心、徇私舞弊、私通、私欲、私奔、私愤……一切与“私人”有关的似乎都是不正当的、邪恶的、见不得人的。相反，一切与公有关的词汇则都是褒义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公开、公平、公正、公理、公愤……一旦与公字为邻，一切就都变得光明正大、大义凛然、压倒一切了。比如一个愤怒吧，“私愤”只能偷偷地、挟带私货式地“泄”掉，而“公愤”则可以用高音喇叭义正词严的喊喝出来。
确实，有史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巨大威力，办成了治理黄河、修建长城、开凿大运河等无数大事，也催生了大禹、苏武、文天祥等无数舍身为国、为大家不顾小家的英雄模范。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热爱集体主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歌唱“人多力量大”，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倡“一切行动听指挥”，相信“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然而，与此同时，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也给民族心理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侵夺个人权利，而实质上，这些巨大的名义，往往是一家一姓利益的伪装色。这种极端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擅长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压制个人主义的发展，用“天道”“民族”“家族”“家庭”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制个人欲望和价值，提倡克制、牺牲、顺从、守旧等顺民品质，消灭个性、独立思考、主体意识的发育空间。几千年来，过于强大的集体主义把中国人压制在细胞状态，使其不能发展成完全的、有尊严的、充分实现自己的人，而只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臣民、家庭的一个部件、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血缘链上的一个环节。这也就造成了黑格尔所说的“缺乏荣誉感、缺乏自尊”的奴隶人格。
通过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第一节强悍的男人
公元前二二一年，三十九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面前竹简上的两个隶体字“泰皇”，思维良久，举起毛笔，圈去“泰”字，在后面加上一个“帝”字，在旁边注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虽然嬴政后来被以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这一发明却被后来者珍爱不已。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宣统三年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中，数百名中国统治者袭用秦始皇发明的这个称号称呼自己。
这个称号确实与众不同。它的本质特征是“无以复加”。“皇”字，取自“三皇”，即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伏羲、女娲、神农。“帝”的本义亦是神祇的名称，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合称“五帝”。这两个字本都不属于凡间。除此而外，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也是最为盛大、崇高、辉煌：“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应劭《汉官仪》）
在秦始皇以前，再狂妄的人间君主也顶多僭用一个“帝”字，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把“皇” “帝”叠加起来使用。虽然仔细推敲，这种用法稍有同义反复之嫌，但确乎达到了给人以饱餍感、窒息感的极致性效果。不可能在汉字中创造出比它更加尊贵的词汇了。嬴政不愧是“万世帝王之祖”，他随手摘撷的这两个字，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后世万代所有人从名号上超越他的一切可能。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不但因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更因为他是“千古一帝”。
说陌生，是因为除了“残暴”二字之外，人们对他所知其实不多。在大部分人的脑海里，他更像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人。确实，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似乎离正常的人性人情太远：他专横强大，挥动巨剑，指挥铁血秦军在十年之内席卷宇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他冷血残暴，以鞭子和屠刀统治天下，把天下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和刑场。他穷奢极欲，把全国百姓征发一空，日夜不停为他修建模仿天宫和宇宙的宫殿与坟墓，终因暴虐无度轻易断送了秦王朝的江山。他狂妄贪婪，一心寻找能让他长生的仙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