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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财富。这令更多的小伙子宁愿丧命于大海的怀抱中，也不想老死田园。俄底修斯说：“我善于作战，但田园劳动我就不高兴，我也不喜欢那养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可是多桨的大船却永远使我醉心……我留在家中仅仅一个月，享受儿女、发妻、家财的幸福，但我的内心，不教我安静，驱使我到埃及去远行……”（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一旦长到成年，希腊的父亲们就不得不收敛他们的专横，因为他的儿子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早晨不声不吭地离家出走，直到多年后才携带着财富和妻子重新出现。希腊社会不是尚老社会。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在希腊雕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青春、健美人体的歌颂。
希腊早期社会的父权，其强度和范围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般来讲，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从家庭到酋邦
自从“父亲”诞生后，中国和希腊就开始正式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中国，“父权”呈现压倒性优势，它不断扩张，从父亲、祖父演变成族长、酋长直至国王。血缘群体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直至国家。
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事需要更多的人团结协作，比如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或者其他公共建筑，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父系社会的血缘关系有利于人类组织的迅速扩大，有亲缘关系的村寨很自然地联合成为部落，在联合过程中，中央集权所需要的纵向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由“祖父——父亲——儿子”这种天然血缘关系提供了出来。人们自然而然地推举辈分最高的长老做部落的首领，并按长幼亲疏，确定彼此的尊卑关系。于是，血缘网络编织起来的人类群体从一个村庄扩大成了部落。女性服从男性，晚辈服从长辈，弟弟服从哥哥这个天然的组织原则给刚刚诞生的部落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使早期部落能够有力地抵御洪水、兴修水利、进行战争，保证了部族的繁衍发展。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一方面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世界其他地方要早很多。据人口学家考证，在公元2年，也就是东汉初期的时候，黄河中下游5省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42.8人/平方公里。这一人口密度看起来不太起眼，然而，意大利是在17年，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是在175年后，才达到了这一密度。事实上，有史以来，中国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领先于世界大部分地区。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确切人口密度，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此地的人口增长率一开始就遥遥领先世界。考古学家在发掘黄河中下游一带文化遗迹时，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在六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早期村庄的规模已经显著增大，原来互不接触的各个文化起源地，随着文化圏的不断扩大，已经开始剧烈碰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出现的。据估计，公元前4年至前3年期间，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增长了三到四倍。
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中国西北部是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它们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于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向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没有出海口，也没有任人迁徙的新的“流着蜜和奶的土地”。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从而导致“墙文化”中的竞争通常是内向的、互相消耗式的。
黄河中下游各个部落在相互碰撞前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生活，交往很少，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外心理。在人口的压力下，对土地、水源、财富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早期中国部落像争食的野兽一样，展开战争。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激烈而持久。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因为逃到不适农耕之地，就相当于选择了灭亡。形势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各个原始部落交战起来，都是全力以赴，不给对方留活路。那些被征服和掠夺的部落、方国往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
从黄帝到夏禹的国家形成时期，中华大地干戈四起，出现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战争时期。从史前的仰韶时代到邦国林立的龙山时代，战争连绵不绝，规模宏大，天下一片混乱。这就是《史记》开篇所说的“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阅读《史记》等记载，我们往往会惊异于那时战争的频繁。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先民墓地中无头墓、无尸墓、身首分离墓以及身带刀伤箭伤的尸体大量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城池遗址也是在此一时期首次出现。
激烈的生存竞争不断地推动着部落朝着自我膨胀和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就是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部落人口的多少，在战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亲族部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导致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决定部落战斗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部落的管理水平。众所周知，战争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集中权力，绝对服从。而东方式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毁灭性战争更需要残酷的纪律。只有建立起军事等级制的赏罚分明的部落战斗力才能强大，于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部落内部的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等级制不断强化，部落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部落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日益强烈，“牺牲”与“服从”成为整个部落推崇的品质，“一切行动听指挥”成了全部落的纲领性口号。部落首领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那些临阵脱逃者甚至可以被他处死。夏启发布于甘之野和夏桀发布于鸣条之野的血腥的动员令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连续不断的胜利又一次次地强化首领的权力和权威，给了那些领袖以巨大的权威和“克里斯玛”魅力，使人们更乐于跪拜在他脚下，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服从他的权威。部落内部残余的平等关系被彻底毁坏，部落首领很快脱离其他部落成员，成为高高在上，对自己的部属可以生杀予夺的专制领袖。
随着部落规模越来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因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基础。血缘关系是部落内部人们保持相互信任和亲近感的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部落人口的不断增长，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强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手段。各个部落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建起规模巨大的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祖先崇拜不但为部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还为部落内部的伦理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释。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祖先的赐予，因此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辈要永远服从长辈，女人要永远服从男人，伦理规范丝毫不容挑战。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纷纷转化为“邦族”。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血缘联合体，有史学家称之为“酋邦”。考古学家发现，“邦族”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巨大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防御性的中心城镇，“君主”或者说“酋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这些酋邦规模巨大，人口数万、数十万，控制的土地往往达数万平方公里。邦族完全是按血缘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君主”是这个部族先祖的嫡系后代，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缘上与“君主”都是同一个宗族。与“君主”血缘关系近的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处于社会下层。和平时期，他们共同劳动，以自己收获的物产奉养君主，祭祀祖先。战争时期，每一个男人都成为战士，在“君主”的带领下全族出战。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不同的希腊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和龃龉，但却没有最终演变成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连绵不绝、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一方面使希腊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同时期，人口压力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崎岖的山路也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早期历史上部落间大规模的兼并和征服战争很少。面对人口压力、物资贫乏，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而不是向山岭那边土地同样贫瘠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绝望。失败的一方也会逃往海外，矛盾和冲突随着一方的退却结束，所以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开放的生存空间，使希腊人天然产生出世界多元化的观念，他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通达，少了一份偏执；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焦虑。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彼此妥协，各退一步，换位思考，是达成和平共处的途径。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后来希腊早期国家也是诞生在部落的自愿联合基础之上。史学家把雅典国家的形成描述成“合作运动”。在传说中，是一个叫提秀斯的聪明人创建了国家。据说，提秀斯认识到，如果把阿提卡的各部落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雅典国家，将有利于每一个人。于是他就开始行动了。他并不像黄帝那样运用武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事业，而是一村一家地去访问和劝说，使他的计划得到同意。他宣布将给他们一种可以保障自由的宪法。他说：“（我自己）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则是法律的维护者，除此以外一切权利都与公民平等。”（《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仅仅通过一张嘴，没有任何暴力做后盾，提秀斯就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说，雅典的产生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第三节王的出现 从酋邦到国家
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基因，就如同人体内的癌细胞。癌细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不把生命彻底破坏就绝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人类社会。
在控制了部落之后，专制基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冲破部落这一限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兼并战争。事实上，推动兼并战争大规模进行的心理动力之一正是专制心态。怀有专制心态的个人和组织是拒绝平等的，他们认为，天下的事物只有分出上下大小来，才能相安，平等是混乱和不稳定的根源。对于所有酋邦来说，战争是带来和平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较量实力，定出等级次序，建立了征服一臣服关系，两个部落之间才能实现关系的稳定。
在邦族的不断混战、联合、兼并中，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合体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大。它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为分层标准，把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内的不同部落统一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联合体。
不过，虽然兼并与联合是专制冲动造成的，但是兼并与联合的结果，却在部落联合体间首次制造出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在部落联合体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发明后世的分封制度和官僚系统，统治技术还相当粗糙幼稚，不足以把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意图有力地贯彻下去。统治部落对其他部落的控制是不成熟、不稳定、不严密的，大部分时候仅仅建立在其他部落名义上的臣服之上。因此联合体的权力结构非常脆弱，经常发生动荡。在黄帝之后，还出现过多次其他部落的首领与黄帝部落的继承人“争为帝”的记载，比如共工与颛顼，就曾经多次与黄帝及黄帝后人展开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