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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仅有分配食物权，而所有成员的食物都是相同的。而父系家长对妻子、子女及家族内的非自由人拥有生杀之权。父系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为了保证子女出自一定的父亲，他们要求女子的贞操。一旦女子越轨，男子即使打死妻子，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女子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李玉洁《中国早期国家性质——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在发掘甘肃秦魏家墓地时，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父系社会初期的十六座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们都是仰身正卧在墓穴正中，而女人则是侧身屈膝，伏附于男子之一旁。在中国龙山时代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奠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建筑房屋时，杀一个人放到地基里，以保佑房屋建筑顺利吉祥。令人吃惊的是被杀者常常是这个家庭的亲生儿子。考古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孩子过多，人口压力过大所导致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在表明，在那个时代，孩子被认为是家长的所有物，如同牛马一样，可以任意处置。既然连生命都属于他，自然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应该说，父权制曾经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希腊早期社会认为“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家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父权制的发展和中国一样登峰造极。父亲不但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把他们当成财产一样抵押和出卖。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备专制权力的几乎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
弑父与杀子
从专制诞生的那一刻，对专制的反抗就随之而来。
在希腊神话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当然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他在命运的捉弄下，杀掉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因为弗洛伊德释读为父子冲突的经典隐喻而闻名。除此之外，“弑父”的神话其实还有许多。在希腊神话中，神界多次发生父子冲突，神界的统治权正是通过父子间的剧烈冲突而不断易手：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后对他们百般提防，乌刺诺斯甚至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克洛诺斯干脆把子女吞入腹中。而侥幸不死的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坚决地对抗父亲，并最终把他推翻，取代他的权威。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希腊神族完成了一代代的传承。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父亲而被舆论斥为邪恶，反而往往因为敢于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魅力。神的统治也通过这种连续的叛逆行径而日趋完美。（郑德青《中、希神话的比较及其所体现民族精神》）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父权诞生之后，希腊的儿子们就不断地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甚至拔刃相向。希腊神话中屡屡出现的代际间互相杀戮，说明了这种反抗的血腥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他认为，在文明时代的曙光期，部落中的“原始父亲”在性方面对其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遭到放逐的惩罚。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联合起来的儿子们不再重蹈覆辙，而是以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取代“原始父亲”的权威，从而导致了新的文明统治形式的产生。
这种对文明的解释方式更多地信赖于直觉和灵感。不过，“弑父精神”确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活力。
而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故事。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杀子”的传说。据说，舜很有才干，为人称道，却招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无缘无故经常毒打他。面对残暴的父亲，舜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忍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就准备重用他。这更使瞽叟嫉妒得发疯，他联合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象，一再谋杀舜。舜依然谨守孝道，知道他们要杀他，依然乖乖听众摆布，毫不反抗，只是在上天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死亡。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今天读起来相当变态的传说，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一直被作为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基于人类本性，我们可以想象，在父权诞生之初，中国的儿子们自然也曾对父亲进行了无畏的挑战。但不幸的是，这些挑战无一例外全部都失败。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那些犯上作乱的神灵无一例外都被描绘成邪恶者，比如铜头铁额的蚩尤和人首蛇身的共工，他们的最终命运都是被严厉镇压。传统的中国人认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任何挑战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悖逆”是最大的罪恶。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缓解代际紧张的方式是要求下一代无条件地“顺从”，抹杀下一代的个性，使他们全面认同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古老的传统得以继继绳绳，万世不变。正是在中国儿子们的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下，中国式父权获得迅速扩张，成长为笼罩整个社会的专制权力。
一个是肯定冲突，一个是强调和谐。对待父亲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中西两大文化的分野。
大陆与海洋
那么，是什么使得希腊的孩子们胆大包天，犯上作乱；而使中国的儿子们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呢？
这最初的原因，还真得到上帝那去找。因为他把这两个民族，放置在了不同的陆地上。或者说，在创造地球时，他的手不经意间一抹一碰，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爱琴海岸天然的地理差别。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天然适于农耕。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并非现在这样贫瘠荒凉，而是森林与草原相间，气候湿润温和，犀牛和大象漫步其间。更为优越的是，黄土结构疏松，使得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黄土的垂直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具有良好的自肥能力。这两大特点决定了黄河中下游成了养育我们远祖的无比丰满的乳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些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凭石刀木斧，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同时期地球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产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个窝棚演变成了村庄，一个村庄演变成了村庄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这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是少见的。
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了一个距离今天7000多年的村落遗址——姜寨。他们发现，这个村子里有100座左右的房子，这些房子分成五片，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巨大的广场而建，房门都开向广场。这说明，这个村子由一个先祖分下来的五个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由建在一起的二十座左右的房子组成。这五个大家庭又组成了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家族。中间的广场，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
房屋围绕着一个圆心，房门都朝着中心方向，无疑会使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这种建筑布局说明了原始村庄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全族的团结，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放弃生活的舒适。从他们拥有共同的仓库和共同墓地这一事实推断，这个村庄的生活方式是高度集体主义的。他们在族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共同祭祀，收获的粮食放进公仓。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按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也就是说，个体小家庭显然没有独立性。
姜寨古村庄体现着典型的中国精神：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血缘网络使一百多个小家庭被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全村人的生活整齐划一，个人的自由在集体需要下被压制到很低的水平。（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
定居农业把人们牢牢束缚在血缘网中。人们世世代代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终生是庞大家族的一分子，永远没有机会脱离。家族是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父亲是永恒的权威，他的力量远远大于儿子。即使在年老体衰之后，他仍然比年轻人更受人尊重。因为定居农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上一代的毫不走样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被一再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记得历次洪水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那些对老年人的不敬会立刻受到惩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定居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人容易产生惰性和依赖性，产生对习惯和传统的屈从。正像黑格尔说：“大江流域上的种族，因为它的天边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边的依赖性里边。”（《历史哲学》）
正因如此，从一开始，中国社会就是“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一切社会资源都被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生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父亲权威的强大，使中国式的儿子根本没有机会反抗。只要父亲在世，儿子就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和财产。“父母在，不敢言老”“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由此才出现了“老莱子七十娱亲”的尴尬故事：老莱子很孝顺，已经七十高龄了，在父母面前还身穿五色彩衣，装作小孩玩耍，让父母开心。有一次拿茶水上堂，不小心跌倒了，怕父母担心，就趴在地上学小孩子哭叫不起来。
而早期希腊人的生活却没有中国人那样单纯稳定。
以希腊地图看，希腊半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放性。除了北部外，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线极长，天然良港密布，海上又多岛屿，成为天然的航标，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如果有机会到希腊去旅游，你会马上发现希腊地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陆交通不便，土地十分贫瘠。希腊境内多山，山脉把半岛分割成几乎相互隔绝的几个部分，平原不足五分之一。即使在如此稀少的平原上，地上也到处是露出的岩石，地里有很多石块、沙砾，不利农业耕作。夏季炎热少雨，大部分河流干涸，不适宜农业生产。以致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诞生雅典文化的阿提卡地区，土壤尤其贫瘠单薄，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少许小麦。
一切文明皆是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江兵《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事实正是如此。希腊的地理环境使人们很难单纯凭借农业谋生。由于很多地方粮食不能自给，要靠用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来向其他地方交换，这使得贸易一开始就在希腊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陆上交通不便，希腊的贸易基本上依赖于大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在希腊早期的每一个部落中，都有相当多的人从事贸易或者海盗；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每个人，一生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大海有亲密接触。海上贸易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勇气，也形成了人们“渺渺无限的观念”，形成世界是开放的、变动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培养。
无论是做海盗还是进行为时数月的远航贸易，都不是老年人的体力所能承受的。充满危险的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那些在海上飘荡多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不但带回了浪漫的传说、惊险的故事，更带来了令人眼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