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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现，在进行了两次后，马上让位给了父死子继的夏代“家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的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部落联盟”，而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却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呢？这是因为中国的“部落联合体”是枪杆子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一亮相，摆出的第一个POSE就是战争，为后世子孙建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
翻开《史记》，我们读到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黄大战”。司马迁说，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各部落相互征战，天下一片大乱。那时实力最强大的两个部落，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了争夺霸权，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仗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至“流血百里”“血流飘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发现有不服从自己的部落，黄帝就要领兵征伐。“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平而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一辈子都是处于领兵打仗之中。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枪杆子确立了自己最高领袖的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军人的警惕，“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史记·五帝本纪》）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则选择的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累世的众部落联合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由此形成。
除了炎帝和黄帝征杀一世外，后来以“禅让”树立自己文质彬彬形象的尧舜，其实也是在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尧“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由于这一系列军事功勋，使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舜则除了治水之功，更以征服“苗”族而服众。
战争中产生的权力必然是专制的。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在战争之后，失败者向胜利者臣服，并被并入胜利者为主体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胜利者和失败者享有的权利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联盟”关系。
投票产生的希腊式政权
与中国通过征服产生的部落联合体不同，希腊的“部落联盟”诞生过程没有暴力介入，而是自愿联合的结果。
与黄帝时代大致同时的早期希腊，生活着许多穿着兽皮衣，以渔猎和原始农业为生的原始部落。摩尔根说：“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相互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凝结为一个联合的整体。”（摩尔根《古代社会》）为了抵御海上入侵者，几个相邻部落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成了部落联盟，在战时协同作战，在和平时期协商处理各部族的关系。
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部落之间的彼此关系必然是平等的，民主的，因为一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任何一个部落都可以选择退出。部落联盟的权力运作，也不需要暴力作为后盾。通过现存的历史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希腊“部落联盟”的运作模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民众大会一般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如战争、媾和、迁徙或推举首领、裁决纠纷时才召开。部落首领或任何长老都可召集民众大会。嗓音洪亮的使者将人们召集到一起，并负责维持秩序。开会时将权杖交给发言者。在伊萨卡民众大会上，一个首先发言的贵族询问会议是什么内容时提到三点：是哪位有什么要求吗（即私人要求裁决的事务）？是敌军入侵吗？是有什么公共事务要解决吗？（《奥德修纪》）长老在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批评执政者被视为他的“权利”。听众用叫喊、嘲笑、跺脚等方式“投票”。（《伊里亚特》）
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处理。在“长老议事会”中，议事规则是一个部落一票，各部落完全平等。
巴西琉斯的标准形象是“英雄”而不是“国王”。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法定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勇敢、力量，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属下的忠诚。关于巴西琉斯的地位，史诗的记载似乎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一方面，巴西琉斯地位显赫，权势很大。成为巴西琉斯“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得到很多财富，受到很高的尊敬”。（《奥德修纪》）但在另一方面，巴西琉斯与普通人民间的距离还不太大。他们没有任职报酬，他和他的家属还要参加劳动。
部落联盟的产生，为希腊民族奠定了“投票产生权力”的良好传统，使希腊民族在婴幼儿时期就学会了与人平等相处，协商和妥协。他们认识到，通过民主的权力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和更多的精神自由。这使他们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恶性权力运作方式产生了天然的免疫力，对希腊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的原始民主成了人类民主制度的最初源泉。随着历史的发展，天然的原始民主基因不断成长发育。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的“王”，也就是“巴塞勒斯”，演变成了“执政官”，“长老会议”演变成了“议院”，“民众大会”演变成了直接选举制。“原始民主”演变成了“奴隶主之间的民主”，后来又扩大成为“所有雅典公民的民主”。可以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没有脱离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希腊人建立的基本模式。
第二节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蒙昧时代
为什么希腊人走到一起能够平等协商，而我们的祖先则只能像大猩猩一样彼此厮杀？难道是上帝在制造中国人和希腊人时使用了不同材料吗？
这样的猜测无疑是荒谬的，作为宇宙共主，上帝不会如此不公平。虽然中国人的自恋程度不亚于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的以色列人，但是在创世之初，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什么独一无二的特殊品性。事实上，人类学家可以确证，在遥远的母系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氏族内部的关系都是民主的。直到跨入父系社会之初，人类还没有发明专制技术。专制与民主的分歧，出现在父系社会晚期。
在遥远的母系社会，由于地广人稀，资源无限，那时的人们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在一个老祖母的带领下，三五十人组成一个氏族。白天外出采摘或者狩猎，黄昏时则回到住地，共同烧煮食物。吃过饭，大家讲述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围绕在长者身边，听她讲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在苍老的声音中沉沉睡去。
“民主”这个东西，虽然在后世变得那么高尚、昂贵、危险、遥不可及，被判定为地球上某些特定区域的人不配或者暂时不配享受，其实一开始它并不那么神奇。猿进化成人之后，茹毛饮血的不识字的原始人一直把“民主”作为处理集体内部关系的天然形式。母系时代人际关系相当简单，没有发展出后世那些复杂的礼仪禁忌。这情形，正如同《吕氏春秋》所说：太古时候，没有君主。人们群聚而居，只认识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复杂亲戚关系的讲究，没有上下长幼的分别，不知道进退揖让的礼节。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你的”和“我的”，不懂得什么叫自私、压迫、不平等，更不懂得什么叫欺骗、占有、巧取豪夺。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把自己找到的食物和别人共享。一旦遇到什么大事，大家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择善而从。没有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也没有谁刻意想证明自己比他人高明。甚至男人们之间也没有动物式的竞争和决斗，因为母系社会女人的怀抱是向所有男人敞开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这种情形说：“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者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者彼此疏远。”（《全球通史》）
第一个专制细胞
在历史的放大镜下细细寻找，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交接点上，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
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表叔有点懦弱。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对领导、对同事、对邻居甚至对商店售货员总是点头哈腰，满面笑容。可是一进家门，他的表情马上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一见到他的儿子我的表弟，他脸上的温度立刻下降二十度。他和别人说话很唐僧，然而对我的表弟，却总是惜字如金。一不顺眼，甚至伸手就打，抬脚就踹。
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是他的儿子。在传统中国，“家长”两个字不但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等级、权力和距离。所以在《红楼梦》中，贾政从来不会和贾宝玉好好说话。
我曾经劝过表叔。我说，父子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我表叔听了睁大眼睛，说，他是我做（读揍，制造的意思）出来的，你让他和我平等？
不要小看我表叔这句话。这是父权文化的理论起源。
在母系社会，“父亲”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女人们的居所里轮流住着不同的男人，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事实上，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生殖的奥秘，总以为是自己的老祖母当初吞吃了一个红果，或者踩了巨兽的一个脚印，才导致家族的诞生。原始的图腾崇拜说明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困惑。秦始皇家族的起源传说，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女修织布的时候，一只黑色的鸟在她的窗外产下了一只卵。女修好奇地吃掉了这个卵，遂生子大业，成为秦人的祖先。
随着农业的出现，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的结实的臂膀和小腿被证明比女人更适合开荒辟地，带来收获。处于支配地位的男人不再满足于和别人共享一个女人，他们把女人们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不许他人染指。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使人类弄明白了男人在生殖中的作用，使孩子的父系血缘头一次得到了确认。这一发现使男人们骄傲万分，一知半解的人类很自然地以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理解男人和女人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是决定性的，是种子。女人不过是水分和养料。所以，男人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知识总是导致罪恶，正如同伊甸园中的智慧果一样，基于这一理论，“父亲”诞生了。
在这种幼稚的伦理逻辑之上，人类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在两性之中，男人无疑更为狭隘、自私、残暴。在母系社会的传说中，女娲同时造出了男人和女人。而在父系社会的传说中，女人却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在母系社会，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人与孩子们的关系都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因此男人的专横和攻击冲动无所附着。而进入父系社会后，女人和孩子都明确地归属于某一个男子，这导致家庭氛围出现了明显变化。男人是家庭绝对的主宰，女人和孩子都成了他的附属物。他的专横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他体力上占优，也就是说，他的专横气质由他的暴力资本做后盾。第二，他用自己强健的肩膀提供了家庭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来源：他养活了他们。第三，也就是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新生命。每一个男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造物主。因此，他与家庭的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必然导致专制。进入父系社会后，那些原本天生地养的孩子们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威：“父亲”。《说文解字》中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就是说，“父”这个字，不仅仅表示一种血缘关系，更昭示着权力。在中国的早期家族之中，父亲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对于家中的其他成员，他拥有完全的权力。历史学家说：“父权相对母权有根本意义的不同。母权制下，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母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