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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够战胜年龄的挑战。我拖着凯瑟琳全国各地跑。我们在波特兰、捷克森威尔、阿尔巴奎其、菲亚特威尔和奥马赫都租过房子。在她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就换了三个。
最后，玛丽亚是在罗德岛的帕特维克出生的。当时，我在打一场比赛，观众也就八十来个人。她出生前两小时，大雨倾盆而下，观众们都散了。我等了许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和刚刚降临到人世的女儿一样，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
之后不久，我退役了。
接着，我尝试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成功。我试图自己做老板，结果只是亏钱。我到处寻找棒球教练的位置，但什么结果都没有。最后，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推销装食品和药品的塑料瓶子。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工作既枯燥，又费时。更糟糕的是，我得到这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和客户聊棒球的事情，在男人和男人唾沫横飞谈体育的时候，拿到几份订单。
这很滑稽。有次我碰到一个喜欢爬山的客户。我问他哪样更难，上山还是下山？下山，毫无疑问，他这么回答。因为上山的时候，人的思想会很集中，一心想着要到达山顶，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而到达了顶峰之后，下山的路，是挑战人性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必须像上山那样小心翼翼。”
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来讲退役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但这句话基本上为我的退役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
毫不奇怪，随着我运动员生涯的结束，爸爸也逐渐从我的生活中隐退。哦，当然，他还是来看过几次他的小孙女。但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因为当上了祖父而欣喜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可以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时，他已经把他的烟酒店给卖了，然后买了一家批发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他基本上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而且生意也不需要他怎么操心。滑稽的是，我需要一份工作，他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想要加入他的公司。我猜，那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想让我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他无法容忍我回到了平凡人的行列之中。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棒球是我们共同的国度，没有了它，我们就像两条驶向不同方向的小船。他在匹兹堡郊外买了一套公寓。他加入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他患上了轻度糖尿病，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按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就像他毫不费力地从灰色天空下的大学棒球场冒出来一样，我的老头子，就这样又消失了，消失在我生活之外的迷雾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偶尔通个电话，还有就是每年的圣诞卡。
你可能会问，他有没有解释他和妈妈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如果我问起，他只是简单地说：“我们感情破裂了。”如果我进一步追问，他就回答：“你不会懂的。”对于妈妈，他的不满之辞最多就是：“她是个倔女人。”
这就好像他们两个达成了某种协议：绝不提分手的原因。我分别向他们两个问起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说，不过，爸爸在回答的时候垂下了眼睛。
第二次访问结束
“宝儿，”塞尔玛小姐轻声说，“现在我该和我的孙子孙女们待一会儿了。”
她看起来比在妈妈屋前敲门的时候好看多了。她脸上的皮肤光滑了许多，眼睛和嘴唇画上了简单而漂亮的妆。妈妈把她染成橘红色的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塞尔玛挺吸引人的，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妈妈在塞尔玛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合上包，招呼我跟着她一起走。我们到了走廊上，一个梳着辫子的小女孩“啪嗒啪嗒”朝着我们走来。
“奶奶？”她说，“你醒了吗？”
我往边上让了让，但女孩从我们身旁走过，压根没有看我们一眼。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吧——他站在房门口，一个手指含在嘴里。我向他挥挥手。没有反应。很显然，他根本看不到我们的存在。
“妈妈，”我有些结巴起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那一刻，妈妈回头看着塞尔玛。她的孙女已经爬上了床，两个人玩着拍手的游戏。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
“塞尔玛也快死了吗？”
“很快，”妈妈回答。
我站到她面前。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召唤了我，查理。”
“塞尔玛小姐？她召唤了你？”
“不，亲爱的。我只是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此而已。我只是她的一个想法。她希望我还在她身边，能让她看起来精神一些，不是那么病怏怏的，所以我就出现了。”
“一个想法？”我看着地上说。“我不懂。”
妈妈靠近我，声音柔和下来。“你有没有梦到过一些死去的人，查理，但那并不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新的交流？这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世界。”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手上。“如果你的心里有某个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他们可以再回来，甚至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小女孩爬上了床，玩弄着塞尔玛的头发。塞尔玛看着我们，朝我们微笑。
“你还记得高林斯基老太太吗？”妈妈说。
我记得。她是妈妈在医院工作时的一个病人。她得了绝症，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她常常告诉妈妈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她。她过去认识的人来看她，他们在一起说笑聊天。妈妈在餐桌边上讲起过这些事情，讲她如何从门缝里张望，看到老太太的眼睛闭着，面带微笑，嘴里念念有词。爸爸说她“脑子不正常”。一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
“她没有疯，”妈妈说。
“那塞尔玛小姐她……”
“快了，”妈妈眯起眼睛。“离死亡越接近的人，就越容易对话。”
我感觉到一股凉意，穿透整个身子。
“那你的意思是我快要……”
我想要说的是：“死了”，或者，“走了”。
“你是我的儿子，”她轻声说。“我的儿子”。
我咽了下口水。“我还剩多少时间？”
“一些，”她说。
“不多了吗？”我问。
“多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妈妈。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吗？还是，一分钟内你会突然消失？”
“就算一分钟，也能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她回答。
突然间，塞尔玛小姐家所有的玻璃，从窗户到镜子到电视机屏幕，都炸了开来。玻璃的碎片绕着我们急速打转，就好像我们站在了暴风中心。有一个声音，像雷鸣般在外面响了起来。
“查尔斯·贝奈特！我知道你能听见我！回答我！”
“我该怎么办？”我朝着妈妈喊。
她平静地眨眨眼，玻璃在她四周旋转。
“那要看你自己了，查理，”她说。
4.夜晚
残阳渐褪
“如果奶奶在天堂待够了，我们希望她能够回来，谢谢。”
这是我女儿在妈妈的葬礼留言簿上写下的话，话里多少带着少年人的倨傲和调侃。但现在，又看到了妈妈，听她解释“死”是怎么一回事，听她解释她是如何被那些回忆她的人召唤回来的——说真的，也许玛丽亚还是有些道理的。
塞尔玛小姐家的玻璃风暴已经过去；我不得不紧闭起眼睛让风暴过去。玻璃的碎片落在我皮肤上，我想要把它们掸去，但这么个简单的动作也费了我很大的劲。我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憔悴。和妈妈在一起这重生一日的阳光，正渐渐褪去。
“我快要死了吗？”我问。
“我不知道，查理。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
“这里是天堂吗？”
“这里是椒谷海滩镇。你不记得了吗？”
“如果我死了……死了……我能和你在一起吗？”
她微微一笑。“噢，原来现在，你倒是想和我在一起了。”
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点风趣，喜欢和人开玩笑，如果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她肯定就是这么说的。
她也完全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拖着不去看她，陪她。太忙了。太累了。不想面对妈妈。一起去教堂？算了吧。一起吃晚饭？对不起。回家看看？不行，或许下个星期吧。
如果把应该和妈妈在一起而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累加起来，恐怕也有一辈子那么长了。
*
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在看望过塞尔玛小姐后，我们步行前进，周围的场景在不断变化，我们短暂地闯入了一系列人的生活。有些是我认得出的妈妈的老朋友。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头，那些都是她的爱慕者：一个叫阿曼多的屠夫，一个叫赫华德的税务律师，还有一个长着扁平鼻子的修理匠，杰哈德。妈妈微笑着，坐在他们面前，各待了一小会儿。
“那么，他们是在想你喽？”我说。
“嗯，”她点点头，说。
“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不，”她回答，“不是随便哪里。”
我们出现在一个向窗外凝视的老头面前。然后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
“那么多，”我说。
“他们都是男人，查理，不错的男人。有些是寡居的。”
“你和他们一起出去过吗？”
“没有。”
“他们邀请过你吗？”
“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现在去看望他们？”
“噢，女人的特权吧，我想，”她双手合十，摸了摸鼻子，隐藏起一个小小的笑容。“被人想着的感觉总还是好的，你说是吧？”
我看着妈妈的脸。毫无疑问，妈妈还很美，虽然她已经七十出头，快八十了。她满是皱纹的脸显得很高贵，老花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她的头发曾经像午夜那般黑，现在则如同午后多云的天空那样白。我们见到的这些男人都把妈妈当作一个女人去思念。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从没把妈妈看作宝琳，也就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也没有把她看成是宝儿，那是朋友们叫她的名字；对我来说，她就是妈妈，我给她的称呼。我只看见她戴着厨房用的手套，把热气腾腾的晚餐端上桌，或者是开着车接我和朋友们去保龄球馆。
“你为什么不再婚呢？”我问。
“查理，”她眯起了眼睛，“算了，别问了。”
“不，我很认真。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离开家以后——难道你不感到孤独吗？”
她眼睛看向别处，回答道：“有时候。但很快，你和吕贝塔就有了孩子，我就变成了祖母。我在这里还有其他女伴——哦，你知道，查理。时间过得很快。”
我看她摊开双手，朝我微笑。我已经忘记了听妈妈讲她自己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妈妈不谈我，而是谈她自己，是一种多么好的解脱。
“人的一生过得很快，对不对，查理？”
“是啊，”我喃喃道。
“浪费时间是多么可耻啊。而我们呢，还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
我想起了我把自己交给酒瓶子的那些日子，那些我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的夜晚。那些我在昏睡中度过的早晨。那些拼命逃避自己的日子啊！
“你还记得吗？”她笑起来，“那次万圣节，我把你装扮成一个木乃伊，然后天上下起雨来？”
我看着地上回答她：“你毁了我一生。”
还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埋怨别人了，我心想道。
*
“你该吃晚饭了，”她说。
她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回到了厨房里，坐在了圆餐桌旁，这是最后一次。桌子上有炸鸡、黄米饭和烤茄子，热腾腾的，散发着熟悉的味道，这样的晚餐，妈妈为我和妹妹煮过有上百次了。但不像我最初回到房子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快感，现在，我觉得有些焦躁不安，好像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看了看我，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分散她的注意力，所以我说：
“讲讲过去的事情吧。”
“查理，那些往事我都告诉过你啦，”她说。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
“再讲一次。”
她叙述了起来。她提起了她的父母，他们都是移民，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叔叔和一个疯狂的姑姑。姑姑拒绝学英语，而且很迷信。她还说起了她的表哥，乔伊和埃迪，他们都住在西海岸。每一个人都有个小故事（“她怕狗怕得要命”，“他十五岁就想参加海军”），现在我把这些小细节和一个个名字对应了起来。过去，妈妈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吕贝塔和我都翻着眼睛，没有耐心听她讲下去。但很多年后，在葬礼以后，玛丽亚问起我家族里的许多事情——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等等——我常常答不上来。我记不得了。我们的很多历史已经随着妈妈一起被埋葬了。你，可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的历史就这样消失。
所以这一次，我仔细听妈妈把家族里每一个分支的故事都讲述了一遍。家里人的故事，凡是妈妈想得起来的，她都扳着指头讲完了。最后，她合拢双手，交叉起手指——就好像每根手指都代表了故事里的亲人，他们也都交织在了一起。
“反正，”她愉快地说，“那是……”
“我想你，妈妈。”
这话脱口而出。她露出了微笑，但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是在想句子，揣摩我的意图，好像捕鱼的人慢慢拉网。
然后，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看到的是哪里的地平线，反正太阳到落了地平线以下，她小声而快速地说：“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查理。”
他希望能够重过的一天
现在我该聊聊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了。我还要告诉你，那次我们见面，我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们去看她，参加她的七十九岁生日派对。她要大家都去，并开玩笑说过完了这个生日，明年她就“再也不告诉人家自己几岁了”。当然，她在六十九岁、五十九岁，说不定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
生日派对放在星期六中午，是在家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我，我老婆和女儿，我妹妹吕贝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