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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跋义约规式》中也提到另一种村社共同体：“余每叹王政不行，风俗不古，无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归自中都，得乡之义约。隐几读之，其悯穷恤死，庶几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坚此意推而广之，必有闻风而来取法者，则斯约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虽贫，亦愿助焉，喜而为之书。”这个“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体叫作“义约”。
有了这些共同体，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至于彼此孤立、疏离。因此，假设宋朝社会也有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他们亦应该可以从家乡的宗族共同体、村社共同体中得到照顾、安顿。
而当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也不足以实现救济时，后面还有政府救济兜底。宋朝户令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日，移送前所。”“近亲”即宗族共同体；“乡里”即村社共同体；“村坊”则是政府设置的福利机构。南宋时，单救助孤儿的政府公益组织，便有“慈幼局”“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及幼局”等。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拉阔，从整个人口流动形态的层面来审视，还会发现古今社会的另一处大差异。“留守儿童”固然是人口流动的产物，但更确切地说，他们其实是那种无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动的产物。所谓“无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热衷于接纳作为劳动力的外来人口。由于户籍准入、孩子入学难、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来的农民工往往很难在城市安顿他的家庭，只好将老人与孩子留在老家。
对于宋朝的流动人口来说，这些问题都不严重。苏轼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辗转为官，妻儿也是一路跟随。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儿子苏过在杭州完成学业，并在两浙路参加科举考试。你或许会说，这是官员的情况，一般平民呢？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北宋名臣冯京，父亲是一名商人，他从小“从其父商，遨游四方”。商人居无定所，但冯京并未成为“留守儿童”，而是跟着父亲四处漂泊，冯京也因此有“东南西北人”之称。后来冯京考中状元，可见他尽管小时候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学读书的。
宋代的士兵为职业军人，通常也允许携带家眷、入住兵营。即使是社会底层人，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梦梁录》载，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技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这些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杭州的公立、私立学校非常多，“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尽管庆历五年（1045）的一条法令要求，“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但这一政令很快就作废了，官学又不分户籍招收学生。至于书院、私塾等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虑户籍了。因此，宋代游学之风极盛。中央太学有大量旁听生，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经》，“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地方官学也多有游学生，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书院的开放性更大，陆九渊主持象山书院时，“每开讲习，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而且，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动人口才能“择其所乐而居之”。对宋朝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之间。我们再来看宋朝“店宅务”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这还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宋人说，当时“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可知州县小学的学费约为每日一二文钱。所以，只要不是赤贫之家，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来，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今天“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宋代养老制度给今人的启示
今年回老家小镇，朋友告诉我，镇上一所原本并不算小的村小学已经关闭了，校舍改成了老人活动中心，因为村里实在没几个小朋友，只剩下老人家。我走在小镇的街路上，也是感觉到暮气沉沉，只有年迈的老人在屋檐下晒太阳。一个“老年社会”如此真切地横亘在我面前。之后，又听说了钱理群先生搬入养老院的消息，也不胜唏嘘，仿佛昨天还听到钱先生很有力地痛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便发现斯人已“廉颇老矣”。
老年社会，如何养老便成了头等大事。许多城市老年人口也许都会像钱老先生那样搬入养老院。从长远的趋势看，社会化养老可能也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个趋势还很遥远，且不说中国现有的养老院规模跟庞大的老年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说，老人家也更容易接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不是社会化养老模式。而且我们应当克服一种成见：社会化养老一定比家庭养老更优越、更先进吗？我倒觉得，传统的养老制度与经验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许更有启发性。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宋代当然也是如此。为支持家庭养老，宋政府施行了两项制度：“侍丁”制度与“权留养亲”制度。所谓“侍丁”，是指对于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政府可减免其税收与徭役，如北宋天禧元年（1017），真宗诏：“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天圣二年（1024），仁宗诏：“（西京）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匹。”明道二年（1033），仁宗诏：“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这些宋朝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如果家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可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免除其中一位男丁的服役义务，以便老人身边有子孙服侍、奉养。
所谓“权留养亲”，是中华法系中一项比较特别的缓刑制度：犯罪之人（一些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迈、无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执行判决，允许犯罪人回家赡养父母，待赡养结束后再执行判决。根据《宋刑统》的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罪之外，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侍”。
我不打算评价“侍丁”与“权留养亲”是不是破坏了税收与司法制度的公平性。不过我们得承认，“侍丁”与“权留养亲”制度显然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有力支持。进而言之，这一制度的反馈与效用，跟养老模式的逻辑是相适应的。这一点，我觉得值得今天的决策者借鉴。
家庭养老模式当然也有着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家庭贫寒的老人及孤寡老人由谁来养，将成一大问题。不过，传统社会对此也并非毫无办法。宋朝时，在主流的家庭养老之外，还存在一个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系统。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提到一个叫阿王的老人，“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逎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这位老人家，唯一的子孙弃她而去，其族人只好负起了给她养老送终的责任。这也是传统的宗族共同体的功能之一。
宗族救济古已有之，到了宋朝，宗族福利开始制度化，那就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义庄就如一个公益基金，定期向族人或族中贫困、孤寒人口发放钱米。苏州的范氏宗族，每一位五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15贯至25贯的丧葬费。范氏义庄创立后，宋朝士绅纷纷效仿，成立义庄赡养族人，如浙江处州人何执中，“进士高第，……虽居富贵，未尝忘贫贱时，斥缗钱万置义庄，以赡宗族”；山东楚丘人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江西铅山人祝可久，设义庄，“族之贫者计口给粟，衣其寒，药其疾，殓其死”。在这样的宗族救济机制中，族内的贫寒与孤寡老人得以“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不致沦落到老无所依的凄凉境地。
到明清时，一些宗族已在族规中明确规定了赡养老人的职责：比如道光年间，苏州潘氏的《松鳞庄赡族规条》：“凡贫老无依者，无论男女，自五十一岁为始，每月给米一斗五升，六十以上给二斗，七十以上给二斗四升，八十以上给二斗八升，九十以上给三斗。”光绪年间，苏州陆氏宗族的《赡族规条》：“凡贫老无依不能自养者，无论男女，五十一岁为始，每月给米一斗二升，六十以上每月给米一斗五升，七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四升，九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升，百岁建坊，贺仪七十串制钱一百两，以申敬老之意。”
不过，宗族共同体的救济毕竟是基于血缘，族外人无法获得义庄的福利。那么宋代有没有超越血缘关系的养老机制呢？有的。《夷坚志》中有一则“刘厢使妻”的故事，透露了一个信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了民间慈善人士创办的公益性孤老院：“金国兴中，府有刘厢使者，汉儿也。与妻年俱四十余，男女二人，奴婢数辈。一日尽散其奴婢从良，竭家赀建孤老院。缘事未就。”尽管这个孤老院因故未能建立起来，但当时的社会应当有类似的孤老院存在，否则刘厢使不可能平白无故想到筹办孤老院。
在徽州新安，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民间结社。南宋《新安志》载，新安“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新安这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风俗：当地居民不愿意多生育儿子，只想将钱积起来，觉得儿子多了会分掉他们的财产。有一个苏姓知县顺应新安“民嗜储积”的习惯，鼓励人们成立一个养老基金会，平日将余钱存入基金会，年老时再取出。大家都觉得这法子好，解决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可惜这个基金会后来管理不善，“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钱被挪用来招待官员，丧失了养老储蓄与保险的意义。
不过，民办孤老院与新安结社的例子足以表明，南宋时期已经有了社会化养老机构。只是可能并不普遍。其具体运作方式，由于史料的匮乏，也很难一探究竟。
而在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社会化养老覆盖不到的地方，还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后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60岁以上。
宋政府设立的福利院，包括京城的福田院、遍设于各州县的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贫困或孤寡老人当然也在政府的救济范围之内。南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修建了“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是专门收养孤寡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如创设于淳熙八年（1181）的严州淳安县安老坊，有屋二十四楹，“瓴植坚致，窗户明洁，垣墙庖湢，床几器用，咸备罔缺”。设立于嘉泰四年（1204）的江阴军安济院，“食老而无归者若干人，月给常平、军资库钱米，冬夏各有支犒”。
这些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是宋王朝的一大德政，宋人自己评价说：“（以前）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跟其他王朝相比，宋王朝对象征性的尊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