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比如办什么“千叟宴”之类）并不是特别热衷，而更加注重对“老而孤独贫困”人口的实质性与制度性救济。
可以说，宋王朝的养老系统是多层次的（并不是只有家庭养老一种模式），第一个层次是主流的家庭养老；第二个层次是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第三个层次是民间的慈善养老与互助养老；第四个层次是国家的福利养老。今日中国面对的养老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严峻，更加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院、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体型养老体系。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
美国社交网站“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喜得千金，为庆祝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发布了一封“写给我们女儿的信”，宣布他们将在有生之年，捐出家庭所持有“脸书”股份的99%（市值约为450亿美元），用于发展公益与慈善事业。这条信息，立即让我想起一位生活在千年前的中国先贤——范仲淹。对，就是那位让我们记住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的范文正公。
大约在北宋皇祐元年（1049）前后，时任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宣布捐出他一生的全部积蓄，在祖籍地苏州购置了一千余亩良田，建立一个宗族福利基金，叫作“范氏义庄”。按范氏义庄章程，凡苏州范氏宗族的族人，均可从基金中获得如下收益：
一、口粮：五岁以上的族人，不分男女，每口每月给白米三斗。
二、衣料：成年族人每人每年给冬衣衣料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儿童各给半匹。
三、婚姻补助：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女儿若改嫁，给钱二十贯；族人娶媳妇，给钱二十贯，二婚不给钱。
四、丧葬费：族人身亡，按其辈份大小，给予二贯至二十五贯的安葬费。
五、路费：族人参加科举，或者外出赴任，给予路费补助。
这个范氏义庄后来运行了900年左右，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NGO。
当然，说范氏义庄是NGO，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同意，因为义庄具有封闭性，其福利只能为同族之人分享，一般情况下外人无权染指。不过，范氏义庄的章程又规定：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可知范氏义庄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惠及范氏宗族之外的乡亲与亲戚。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范仲淹这样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及像扎克伯格这样的当代美国富豪都能够“裸捐”家庭财产，用于发展公益与慈善？
许多人可能会说，富豪捐献没那么高尚，只是为了逃税，作秀。这种被“成功学”与“厚黑学”塑造过的思维，恐怕已失去了理解“善”的心智。其实善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对子女的怜爱、对家人的爱护，都是善端，扩展开来，便是慈善。就扎克伯格而言，按他在“写给我们女儿的信”中的说法，是希望女儿可以“成长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比我们今天的还要好”，“为实现此目标，我们要有所付出，不仅仅因为我们爱你，还因为我们对于所有下一代孩子有着道义上的责任”。这段话，其实也可以作为儒家理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注脚。这也是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个反映。
范仲淹创办范氏义庄，也是为了让族人生活在“更好的世界”。范仲淹幼时生活艰难，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深知贫穷、无依无靠的滋味。他“未贵显”之时，见族人贫富有差，贫者难摆脱“寒馁之忧”，已“有志于”设立一个基金赈济族人，只是身无余财，“力未逮者二十年”。直至晚年，才得以积下一大笔钱，建成范氏义庄。
当时范仲淹也写了一封“给我们儿女的信”（《告诸子书》），说了他创建范氏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对血缘共同体的道义责任，往往是古人行善的起点（其实扎克伯格捐献财产的初衷也是为了祝福女儿），但这个“善的起点”可以扩展，从“幼吾幼”扩展到“及人之幼”，正如范氏义庄成立后，也会“量行济助”乡亲。
再举个例子，范仲淹在苏州南园曾有一块宅地，堪舆家（风水先生）相之曰：“此当世出卿相。”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会世世代代出卿相。范仲淹听后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随即将这块宅地捐出来，建为学舍，成了苏州子弟上学读书的府学。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从范氏义庄到苏州府学，可为此话作一生动注脚。
然而，范仲淹、扎克伯格之所以能够将一生财产都捐献出来，肯定不仅仅因为他们心有善端，有崇高的道义担当。我一直认为，只有当一个人（不管是范仲淹，还是扎克伯格）捐资行善之后，他仍然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社会能回馈他们荣誉的时候，才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人将他们内心的善端落实为慈善，将他们对家人的爱怜扩展为对一般人的善行。
范仲淹决定成立范氏义庄之时，曾有子弟劝他：将财产都捐出来，不大好吧？不如到洛阳修建园林，作为您养老享福之所（“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怎么回答？他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毋以为虑。”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一句，体现了范仲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而更追求道义之乐的旷达性格与高贵精神。而“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这一句，则显示出在当时的宋朝社会，即便范仲淹无力修建一座私家园林，但洛阳的园林是对他开放的，他仍然可以过上悠哉游哉的舒适生活，受到人们的尊敬。事实上，范仲淹建范氏义庄，流芳百世，不论朝野都回馈以极高的评价，也因此，范仲淹之后，士大夫纷纷效仿，建义庄造福族人、乡人，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
只有到了后世，人们才会将传统士大夫建设义庄的善举视为是“封建大家族为加强宗法统治秩序”，并加以批判。而这个时候，延续千年的义庄慈善组织，已荡然无存矣。
重新发现理学家
让我们先来看几场发生在宋代的社会重建运动——
宋朝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过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路人”。对于主要依靠宗法伦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代儒家才发起一场旨在“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宗族重建运动。宋代及之后的宗族组织，基本上都是以朱熹的《家礼》为范本重新构造的。
北宋熙宁年间，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地建构出来的村社自治组织。按照吕大钧设计的制度，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的（入约的乡亲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这套乡约制度经过朱熹的整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南宋末年，朱熹再传弟子阳枋的家乡遭受蒙古军队洗劫和屠杀，满目疮痍，乡治败坏，阳枋不但“悉所有以给困乏”，还和当地乡绅“发举蓝田吕氏乡约”，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效果很不错：“一乡化焉”。
南宋乾道四年（1168），朱熹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这是宋朝士绅创设的农村低息小额扶贫贷款组织。按照朱子的设计，社仓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淳熙八年（1181），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
北宋末、南宋初，官学溃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教育的朱熹想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在理学家的推动下，书院获得空前的繁荣。宋代的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
不管是宗族的复兴、乡约的创建，还是社仓的推广、书院的建设，无一项不是由理学家发起、组织、建立、主持。从张载、程颐、吕大钧，到朱熹、阳枋，均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宋代的民间慈善，主导权也逐渐从宗教团体转移到理学家群体身上，如南宋理学家刘宰曾经三度“纠合同志”，开办“粥局”，为无家可归、无粮糊口的饥民施粥，并以寺院收留流浪饥民。第一次“粥局”从嘉定二年（1209）十月持续至次年三月，日救饥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从嘉定十六年（1223）冬持续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达一万五千人；第三次“粥局”从绍定元年（1228）二月持续至四月。活人无算。
今日的人们多以为理学是心性之学。说起理学家，也容易联想到“袖手空谈心性”的呆板形象。但实际上，从宋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重建运动，都有理学家热诚参与，或者由理学家倡导之，领导之。理学并不是单纯的“内圣”之学，理学的归宿点依然是“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即建立优良的人间治理秩序。受理学影响的宋代士绅，相信重建人间秩序的道路并不是只有“治国”一途，投身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宋人称之为“仁里”——更加可行、可靠。
所以，北宋大儒张载计划在关中买一些田地来试验“井田制”，认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朱熹弟子度正提出，“仁之为道，用之一乡不为不足，用之一国不为有余，所施益博，则济益众，雇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则为仁政，在下而行之，则为仁里，里仁之所以为美者，非以其有无相赒，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故耶。”姚勉说，“士君子之生斯世也，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能仁其乡里，苟达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
这些观念都指向地方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不用奇怪，为什么自宋至明，理学家成为了领导社会重建运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功学派的态度，让我们来引用与朱熹论战的陈亮的一段自白：“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预，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有分毫干涉。”可见陈亮对地方社会的自治事务毫无兴趣，也许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的政治大事与制度构造。
今日社会不但需要重新发现理学，更需要再造理学家。
第四辑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网上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这不是梦，这事就发生在中国，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调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代的富庶——这当然是胡扯，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底层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评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账目，并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