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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实会激发与强化人们的节育观念。南宋民间生育控制行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加速有关联。
总而言之，对于很多宋朝女性来说，她们并不愿意无节制地生育孩子，民间社会对“多子多福”的认同，未必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我觉得，或许正因为民间对“多子多福”的认同并不高，传统的主流社会才会刻意宣扬“多子多福”，以补救时弊。
胎养令
今天的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当然，宋王朝也不会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月经警察”。宋政府的对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婴，“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溺婴的陋俗也必须严厉禁止；二、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激励她们将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这便是南宋政府的“胎养令”。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获得生育补贴呢？政府补贴的标准又如何呢？绍兴八年的一道法令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朝政府按居民财产多寡，将乡村户划为五等，坊郭户划为十等。乡村第五等户，是“家业钱”只有三四十贯（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以下的农村下户，家境贫寒，“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城市第七等户以下，家产通常不足十几贯钱，也是贫乏之家。因此他们都被纳入国家救济的范围。
救济的标准是生下孩子后，政府给每户每胎补贴4贯“奶粉钱”，大约值1200元人民币。这笔支出来自“免役宽剩钱”，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并留存备用的一项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宋朝贫民生育补贴，是由地方财政负担的。
“胎养令”施行三年后，即绍兴十一年（1141），由于地方政府的“免役宽剩钱”有限，入不敷出，一位叫王洋的地方官上书皇帝：“近蒙恩诏，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人与免役宽剩钱内支四千，可谓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宽剩，州县所收甚微，势不可久。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以下给义仓米一斛。……盖义仓米本不出籴，今州郡尚有红腐（指储粮）去处，二郡岁发万斛，可活万人。通数路计之，不知所活其几何也。……又义仓之米若有不继，逐年随苗量添升斗，积以活民，民自乐从。再三审度，实可经久。”
王洋建议朝廷，将给予产妇之家的货币补贴调整为粮食补贴（每户每胎给米一斛），并将救济的对象扩大到乡村第三等户以下。因为靠“免役宽剩钱”难以长久维持，而各州县的义仓储粮甚多，而且仓粮用尽了也比较容易征收、补充，“实可经久”。同时，王洋还建议，对妻子有身孕的农民免除一年杂色差役。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批准了免除孕妇丈夫徭役的提议，又批示说：“愚民无知，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官给钱物，使之有以育，则不忍杀矣。朕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岂惜小费也？”“乃诏户部措置”，让中央财政拨款发放生育补贴，即由中央政府负担起国民胎养的财政支出。绍兴十三年，又下诏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税。
到了绍兴十五年（1145），胎养补贴又改为由常平仓、义仓联合发粮：“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之后，又改为同时发送钱米：“诏，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余路州军依此施行。”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朝廷又重申旧令：“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
总之，按南宋政府“胎养令”的精神，凡乡村与城市的贫困家庭，在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到所在州县政府登记，申请政府救济。政府的救济包括：免除孕妇丈夫一年的徭役，有点像“陪产假”；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以及发放生育补贴。现代政府也是这么鼓励国民生育的。
举子仓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均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为吏治腐败，“胎养令”的实际执行难免打了一个折扣，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
为救“胎养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又发起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作“举子仓”或“举子钱库”。
许多研究者认为，南宋“举子仓”是淳熙年间赵汝愚在福建率先创立的。赵汝愚的墓志铭记录道：“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但实际上，“举子仓”非赵汝愚首创，早在绍兴五年（1135），由于福建路的建、剑、汀、邵四州“细民生子多不举”，地方当局遂“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此为南宋“举子仓”的先声。
后来赵汝愚就任福建安抚使时，又上书朝廷，请求推广“举子仓”之制：“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客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获得朝廷批准。自此，“举子仓”广布于福建路，如建安县有举子仓十所，瓯宁县有举子仓二十六所，浦城县有举子仓十二所，政和县有举子仓十一所。福建路之外，当然也有举子仓，如赵善誉在潼川路诸州设举子庄：“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俱给米”。
依福建模式，“举子仓”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为没官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捐献。赈济标准一般是：每户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一些设“举子钱库”的地方（如武平县）则发钱若干。
跟宋政府“胎养令”的财政补贴属性不同，“举子仓”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绅办性质的公益基金。虽然“举子仓”的普及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倡导、扶持与资助，但在“举子仓”的建设过程中，更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与参与。主持“举子仓”日常运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绅：“举子仓亦仓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及乡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举子仓”的监管者。
如荆湖南路桂阳军的“举子仓”，其管理制度是这样的：“军委司法，县委丞、簿充提督官；军请寄居（指致仕居乡的士大夫）一员，每乡请诚悫、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员，充收支官；军令本学保明士两员，每都（疑为县）请谨审不欺士人两员，充附籍官。妇人有孕五月，供报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请米七斗，周岁再支三斗。……军据提督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
翻译过来，就是说，桂阳军（军为州一级政府）委派一员司法官担任整个州郡“举子仓”的监管官，下面每个县则委派县丞或主簿担任该县“举子仓”的监管官；同时，州郡政府与各乡“举子仓”又分别聘请一位居乡士绅任收支官，负责仓粮的收存与发放；州郡政府与县政府再分别聘请两名士绅任附籍官，负责审核和批准居民生育资助的申请与登记。怀孕妇女之家，在胎儿五个月大之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记，申请补助；到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着登记凭证到收支官那里领米。请注意，“举子仓”生育补助的申请与发放是分离的，由相互独立的两组人员负责。监管官按月检查全郡“举子仓”的申请与收支情况，并报告知军。每隔半年，知军再报荆湖南路的提举司备案。应该说，南宋“举子仓”的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
这一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绅办官督”。这也是宋代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常见管理模式，如史浩设立的乡曲义庄（济贫机构）、朱熹创立的社仓（农村小额低息贷款），均采取“绅办官督”的方式。尽管南宋后期，“举子仓”因管理不善、日久生弊而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举子仓”制度的推行，让无数婴儿在降生之后得以免被溺毙、遗弃，称得上“功德无量”。
贫民生子而无力抚养，政府与社会运用国家财政与公益基金助其养育，这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抚养费”。
宋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为什么不严重？
“留守儿童”显然是社会有了频繁的流动性之后才可能会出现的产物。如果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口流动、人们安土重迁的静态社会，肯定不会有“留守儿童”的问题。朱元璋时代堪称是静态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纪的两宋时期则是流动性十分活跃的时代，士农工商全都卷入到社会流动中，士人“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工匠从五湖四海涌入城市，在街巷“罗立会聚，候人请唤”；商人不远千里，“舟舡往来兴贩”。很多富人亦“皆侨居寄处，至或假赁舍宇”。那时候人口流动的规模虽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经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儿童”。
然而，古代社会包括宋朝社会的“留守儿童”问题，其实都不严重，并没有发展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国家“十一五”青年专项课题《西部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研究》有一篇论文提出，“据研究发现，古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不突出的关键原因在于并非父母双方外出，而往往是母亲和孩子一起留守”，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古人外出经商也好，当佣工也好，很多时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极少出现父母都离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保护与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现在留守儿童中是最好的”。
这是古今留守家庭结构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宽，从基层社会的构造来看，还会发现古今差别更大。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对留守儿童最大的伤害，不是来自贫困，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离不开共同体的扶持、保护、救济、安顿、慰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久为异类食矣。”因此，人需要结成共同体，告别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体当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扩展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体得以重新构建的时代。赵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有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无疑是宗族共同体建构的典范。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凡苏州范氏族人，均可从义庄获得救济。
就这样，苏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体的庇护网络之中，不但可以从中获得物质的资助与救济，还能在共同体中体会到人情的温暖，养成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过，宗族救济通常是封闭的，外族人无法分享，但范氏义庄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范氏诸房共同核实后，也可以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其实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缘性的宗族共同体中，同时也生活在地缘性的村社共同体之内。北宋士大夫吕大钧在陕西蓝田创立的吕氏乡约，南宋士大夫沈焕、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设立的乡曲义庄，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缘的村社共同体。当过宰相的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