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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陈大夫也是这么主张的。
按有些地方的婆婆的说法，坐月子有着五花八门的饮食禁忌，鸡鸭鱼肉都是“发物”，不能吃。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这回事儿，“一腊之后，恐吃物无味，可烂煮羊肉或雌鸡汁，略用滋味，做粥饮之。或吃烂煮猪蹄肉，不可过多。今江浙间产妇多吃熟鸡子，亦补益，亦风俗也”。鸡鸭鱼肉都可以放心吃，只是不可饮食过量，因为“凡吃物过多，恐成积滞”。
有些地方的婆婆们还会要求坐月子的媳妇不可下床，要躺一个月。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只是不宜“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做针线，用力工巧”。适宜的活动是可以的。婆婆们又说了，坐月子不能洗澡、洗头，甚至不能刷牙。宋朝医生确实反对产妇“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但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的生活背景，古时候没有淋浴的花洒，没有消毒的自来水，没有供暖设施，没有电吹风，古人又都是长发及腰（这一头湿漉漉的秀发该如何弄干它，想想头都大），如果不避风寒洗澡洗头，极容易受冷着凉、感染病菌。这种情况下，提倡产妇尽量不要“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无疑是对的。错的是今日的一些婆婆，不识变通，不知与时俱进。
西方人其实也很重视产褥期护理，并特别强调要注意产妇的产后抑郁症。这方面宋朝医生也关注到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产后抑郁症”的说法，不过，陈大夫说，产妇“产后气血大伤，心神易浮，不耐惊恐忧悲，宜多加防护，静心休养”，“若未盈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又不得夜间独处，缘去血心虚，恐有惊悸”。换言之，陈大夫提醒产妇的家人要密切留意新妈妈情绪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与关怀她们，帮助她们放松心情，舒缓焦虑。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宋朝医生对于产褥期护理的建议，比今天许多婆婆坚持的那一套都要靠谱得多。有些婆婆的那一套确实需要改改了，而反对坐月子习俗的科普派，也不要因为民间的一些陋俗而将古人与传统想象的那么不堪。
（本文的写作从微博网友“就不胖”先生的文章《聊聊坐月子》获得启迪。在此致以谢意。）
为培养子女的才艺，宋朝人也是蛮拼的
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家长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人其实也一样。比如说宋朝吧，即使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开支中挪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有北宋大学者富弼的话为证：“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京城有的人家，孩子才几岁大，父母就教他曲艺。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听到音乐响起，便能捻手指按节拍，不管多难的曲子，从未出错，“都市观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称其妙”。这孩子既有音乐天分，家长又因材施教，便熟能生巧，“盖宿习也”。
也不要以为宋朝只有男孩子才有权利入学读书，很多人家也很重视对女儿的培养。宋人魏泰说：“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女子能吟诗作词，当然表明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里头最著名的就是“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父亲是北宋名臣李格非，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为宰相王珪之女，可谓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从小就接受优越的艺术熏陶与文化教育，难怪她博学多才，不但诗词写得好，对金石书画也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位茶艺高手。
南宋前期还有一位才女，自号“惠斋居士”，人们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是尚书胡元功的女儿，名唤胡惠斋，自幼“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弈写竹等艺尤精”。总而言之，琴棋书画，样样皆精。后胡小姐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
从这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宋朝女子接受的教育，除了一般的品德与文化课程之外，琴棋书画等才艺教育也很重要，此外还有茶艺、厨艺等技术教育。宋朝人之所以比较注意对女儿的培养，是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女孩子也应当知书识礼，有文化教养，不要粗鄙无文。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要到明朝时才出现，宋朝人还没有这样的偏见。
一般人家也相信，将女儿培养好了，女儿长大了也容易找到一个好夫婿。宋朝才女王琼奴，常山人，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童氏带着琼奴改嫁富翁沈必贵。沈必贵膝下无子，对琼奴视同己出，宠爱有加，给女儿聘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予她最好的教育。琼奴十四岁时，“雅善歌词，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备，近远争求纳聘焉”。不用上“非诚勿扰”节目，远近好人家都争着托媒人上门求亲。
琼奴的继父毕竟是富翁，有经济条件培养女儿。宋朝还有一个小名叫作英奴的女子，出身卑贱，出生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后来父亲去世，随母流落于潭州（今长沙）。才八岁大，母亲又撒手而去，寄养在竹器匠张文家。一日，官妓丁婉卿路过张家，见英奴貌美而聪慧，便想收养为女儿，好好培养她，日后就是一位大明星了。——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宋朝的官妓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妓女，而是歌伎，相当于今天的女歌星。
丁婉卿便请张文吃饭，也不谈收养英奴的事，几日后又送来一笔钱给张家。张文跟丁婉卿说：“我是穷苦人家，市井小工，受您大礼，无以为报。您有什么事，请直说。愿尽愚图报，少答厚意。”丁婉卿说：“我爱英奴容色，如果你愿意让我领养她，不但今日有重酬，异日亦获厚利。”就这样，丁婉卿将英奴领走了。
此时英奴十岁，已经懂事，知道丁婉卿想培养她当歌星，但她心里十万个不愿意，因为宋朝的歌伎虽非后世妓女，但社会地位并不高，这点不像今日的女明星。所以成天大哭：“我孤苦一身，流落万里，势力微弱，年龄幼小。无人怜救，不得从良人。”不过丁婉卿对她很好，“若慈母之待婴儿”，不但给她锦衣玉食，还教她音律、书画、诗词诸般才艺。
到英奴及笄之年，已是大美人一个，“肌清骨秀，发绀眸长，荑手纤纤，宫腰搦搦，独步于一时”。她又生性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所以潭州的社会名流举办宴会，都要派人用宝马香车来请她过去唱歌。酬劳之丰厚，自不待言。
英奴因生父姓谭，便取艺名“谭意歌”，看这名字，就可以想见其才情。一次意歌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字，一见倾心，私定终身。其间经历过一番悲欢离合，最后两人又重逢于潭州，有情人终成眷属。张正字纳彩问名，礼聘意歌，婚后带着她赴任京师，公主与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意歌“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后意歌“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妇偕老，子孙繁茂”。
谭意歌有幸福的人生归宿，应感谢养母丁婉卿对她的悉心栽培。若无丁婉卿教她才艺，带她进入社会名流的社交圈，她便没有机会结识夫君张正字。
也有一些人家，之所以尽心要将女儿培养成才，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帮着养家。南宋时浙江一带，有一种比较奇特的风气：寻常市民若生了男孩子，都不怎么高兴；要是生了女孩子，则视为掌上明珠，倍加呵护，“随其姿质教以艺业”，如棋道、琴艺、歌舞、茶道、书画、服装设计、厨艺。女儿长大后，便可以凭着一身出色的才艺，有机会被官宦之家或大户人家雇佣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这些名目，都是当时比较风光的职业，收入很高。其中厨娘排在下等，但尽管如此，厨娘雍容华贵的气势，也绝非寻常人家可比。
曾有一位太守，休假在家，想起京都厨娘“调羹极可口”，便托朋友在京城物色一名厨娘。未几，朋友找到一厨娘，“其人年可二十余，近回自府第，有容艺，能书算”。几天后，这厨娘到了，但在距城五里的地方停下来，遣脚夫送来一封告帖，“乃其亲笔也，字画端楷，历序‘庆幸，即日伏侍左右’，末‘乞以四轿接取，庶成体面’。辞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太守不敢怠慢，派了一顶轿子前往迎接，“及入门，容止循雅，翠袄红裙，参视左右，乃退。”这样的厨娘，连太守都深深折服。难怪江浙人家都想生个女儿好好培养。
宋朝社会涌现了很多出色的女词人、女画家、女医师、女茶艺师、厨娘，还有一些女童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这跟宋朝人家比较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与文化知识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
宋朝的节育习俗与社会抚养费
节育
可能许多人都会认为，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热衷于生育。
抛开这种逆向种族歧视不提，即便将“中国人热衷于生育”当成一个不含价值偏见的事实性判断，这也是一个误判。因为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方社会。目前所有的华人社会——包括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仅有0.9至1.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生育率也都非常低。
历史学家对古代人口与生育的研究，也可以驳正人们一直以为中国人热爱生育的错判。近代之前，在西方社会，一名已婚妇女平均会生育10个孩子。而根据程民生先生的评估，在中国宋代，北方家庭平均每户约生养6.20个子女，南方家庭的子女数目还要更少一些，平均只有5.38人。显然，宋代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
因为宋朝人的生育能力不如中世纪西方人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育龄夫妇已经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自觉使用了节育手段。研究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提出，宋元明清时期，生育控制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普及，成为这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江浙地区，民间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节育意识与多样化的节育技术。节育方法的广泛应用，导致南宋以降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速发生“明显下降”：江南的八府一州，“7世纪中叶约有10.3万户，12世纪末叶则有102.1万户，5个世纪内增加了9倍；而13世纪初，江南人口约有800万，到19世纪中叶，则为3600万，即6个世纪中只增加3倍。”（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按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宋人使用的节育方法包括利用药物或其他手段避孕、人工流产与实现绝育。宋代的医生已经明白多种药物可以致使孕妇流产，北宋末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录了五六十种堕胎药，其中多种经现代药理实验，已证实确实具有致流产的药效。南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还专门列出“断产方”，并称：“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个记载显示，宋朝人不但掌握了流产的药方，对民间的人工流产需求也能够给予正视，尽管“人流”被认为不合“天地大德”。
《妇人良方大全》还记载了一个避孕药方：“四物汤，每服五钱，加芸苔子二撮，于经行后，空心温服。”此外，宋代有一些医书也收录有一些“断子方”，称服用后“月经即行，终身绝子”“永断孕，不伤人”云云。成书于南宋的《针灸资生经》则介绍了运用针灸“绝孕”“绝子”的方法。
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这些药方与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我们不应该高估。但是，从节育方法在宋代医书广泛记载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确信，宋朝平民显然已经在有意识地尝试控制生育，至少有一部分宋人并不愿意自然地生儿育女。
由于当时的避孕与“人流”技术毕竟滞后于民间高涨的节育意识，宋代社会还存在一种非常残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婴。如江南东路，“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溺婴之风尤盛，“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宋人用“不举子”的概念来陈述溺婴、杀婴的野蛮陋俗。
许多人都以为，溺婴是因为贫穷。但宋代的“不举子”现象却表明，贫穷并不是民间生子不举的唯一原因（当然贫困确实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东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溺婴之风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不过二子一女”而已。今天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