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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共同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改行总统制，使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的福利服务，但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其目标并未实现，这一结果与苏共党内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58]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回应。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5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0]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