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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那么现在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48]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目标
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丰富多彩的，他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49]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这一思想进而发展成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
1990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50]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51]
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权力暂时还在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机关手中，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52]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53]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54]梅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55]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56]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57]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四）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