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乌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
斯特拉斯并没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画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画中，有十来张画描绘了特莱津的生活，其中几张他还设法托人偷运出去，带给了他在布拉格的亲戚。替斯特拉斯带画出去的，是担任警卫的两兄弟，是捷克人。也许，就是这几张画惹了祸？他当然紧张，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都很紧张，也很发愁。
弗利塔（Bedrich Fritta）是最初来到特莱津的艺术家们之一。他和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婴孩托马斯，一起来到这里。托马斯生下来不久就进了特莱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弗利塔就给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年轻的弗利塔在集中营里，仍然充满热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画，把牙牙学语的孩子，尽量和这个集中营环境隔离开来。
哈斯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在集中营里，他总是尽量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他在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到处贴了各种注意事项，都是艺术化的招贴，让孩子们看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暖意。
纳粹曾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设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个更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莱津非常紧缺的纸张。他们确实是有意识地在用画笔作记录，他们经常相互说着“暗语”：把这个“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课后都很小心地把孩子们的画藏起来，他们也很小心地随时把画藏在夹壁墙的间壁之中。弗利塔还弄了一个铁皮箱，在里面藏他们的画。在装满以后，他们把铁皮箱埋进了土里。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失败的审讯终于使得冲锋队官员失去了耐性。在一声大吼之后，是突然的冷场。多年以后，哈斯回忆说，“他们突然撇下我们离开，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来了满卡车的冲锋队员，在卡车上，他们看到了特劳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们才五岁的女儿、弗利塔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托马斯、还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乌加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们都明白，他们前面就是死亡。
在艺术家们被押上车的时候，有一个囚徒恰巧看见，当她知道他们是因为绘画而被抓的时候，她赶紧回去，消息传开了。只要是有画的人，都在紧张地把自己手头的画用各种方式藏起来。
装着艺术家和他们的家属的车子，开始发动了。不知是谁，轻声说，“假如往左开，是带我们去布拉格。假如往右，就是去克莱·费斯屯了。”大家都知道，与特莱津一河之隔的集中营的监狱克莱·费斯屯，那是一个炼狱。在特莱津，人们都说，“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从克莱·费斯屯出来的”。
车子在往前开，然后，向右转去。
他们总共是十三个人。在进入克莱·费斯屯之后，他们被命令站了几个小时，然后，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分在不同的监房。一个从克莱·费斯屯幸存的清教徒牧师后来回忆说，在监狱里，处境最可怕的就是犹太人了。他看到犹太人“有时甚至被强令相互殴打，直到其中一人倒下死去。”只要走出囚室，他们就暴露在冲锋队员面前，随时可能被殴打，“只有被锁在小小的囚室里的时候，才感到更‘安全’一点”。他目睹了这些艺术家囚徒和他们的家属进来。他记得，布洛克在进来几天之后，就死于冲锋队员的酷刑之下。
为了逼供，冲锋队每天对他们酷刑折磨。斯特拉斯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克莱·费斯屯，他被殴打得很厉害。几个月后，他和妻子都被送进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在这个案子中，特劳勒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审讯对象，他在三个月后，被送往奥斯威辛。
哈斯一边受审，一边还在服劳役，在做苦工的时候，他的腿受伤后严重感染，最后，他的腿部感染是被一把生锈的剪子“处理”的。最后，哈斯、弗利塔和乌加，都被送往奥斯威辛。在他们被送走的时候，哈斯每次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扶着他去。弗利塔比哈斯小八岁，当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几乎不能自己行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到达奥斯威辛的八天之后，弗利塔就死了，在最后的时刻，只听到他喃喃地说，“我累……，我累了……。”为了绘画，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哈斯却非常侥幸地活下来。原因是纳粹突然需要有高超技艺的绘画人才，为他们制作伪币。他突然被运到奥地利，被勒令参与画制假英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那里被盟军解救。
在此期间，艺术家的妻子和孩子一直被关在克莱·费斯屯。哈斯的妻子和弗利塔的妻子、小儿子托马斯关在一起。弗利塔死在奥斯威辛之后不久，他的妻子汉希·弗利塔（Hansi Fritta）也死去了。哈斯的妻子活到了盟军解放特莱津，他们夫妇收养了当时只有五岁、已经成为孤儿的托马斯。
可以想象，假如不是战争突然结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乌加也被送往奥斯威辛，在他被送走之前，纳粹在刑讯中用皮靴猛踩乌加的右手，以惩罚他“违法绘画”。他的右手严重致残。一九四五年，在盟军接近奥斯威辛的时候，纳粹逼迫奥斯威辛的一批囚徒转移。那是著名的“死亡之旅”，大批的囚徒死在这次转移之中。幸存的囚徒抵达布痕瓦得集中营（Buchenwald），在最后三个月中，有一万三千名囚徒在那里死去。有幸存的难友回忆说，乌加在布痕瓦得集中营的最后一个月里，周围到处都是死尸，可是，他看到乌加残疾的手里，勉强地捏着一小块煤，仍然试着在一张破纸上画画。
乌加顽强地活到了解放的一天，几乎是一个奇迹。可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他被解救的短短三个月后，也是他因绘画受到审讯的差不多刚好一年之后，乌加也死去了。
七
当然，国际红十字会要来视察的消息，曾经给特莱津的囚徒们带来希望。但他们却亲眼看到，纳粹的铁幕，可以轻易遮挡住事实真相。宣传是有效的。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就更肆无忌惮了。
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女艺术教师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得到消息，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就像艾辛格教授的妻子一样，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久远以来的生活态度，是合为一体的。对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对弗利德，那是人的本能，她们爱自己的丈夫，她们要赶去和亲人同生共死。
弗利德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维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藏在阁楼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她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活下来，可是，她们相信，终有一日，这些孩子们的画会重见天日，会向人们讲述，那个从人类开始他们的历史，就没有中止过的，善和恶的故事。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特莱津的大多数艺术家们，不是像弗利德那样专职照顾孩子。他们白天要干自己的一份劳务。可是他们还是抽空轮流给孩子们上课。其中一个是弗莱绪曼博士（Karrel Fleischmann）。他是个医生，尤其是皮肤科方面的专家，可是同时，他又是一个绘画技巧很高的艺术家。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和妻子一起被逮捕，后来，就被送到特莱津。他不仅教孩子们画画，还和妻子一起，教孩子们如何“重新会唱歌”，如何写字、做加减法。他曾经写道：“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会幸存下来。”一九四四年十月，弗莱绪曼博士和他的妻子，被杀死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那么，他教过的孩子们呢？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如弗莱绪曼博士所希望的那样，幸存下来。
汉娜的哥哥乔治也被送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因此开始加速将集中营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在她身边，只有一只从家里带出来的手提箱，成了她和家的最后一点联系。
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集中营里同宿舍的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爬上了遣送的闷罐车。
就在弗利德被杀害的十四天之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牵着吠叫的大狼狗，大声对她们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布兰迪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可是，特莱津犹太人在默默坚守的他们民族的文化，在坚守的一种精神，纳粹却没有力量扼杀。
在最后的岁月里，一号宿舍的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那些《先锋》杂志的编辑、记者、作者和读者们，都被陆续遣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出版的一期期《先锋》杂志，都被小心地保存下来了。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