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希特勒赞赏吹捧的那些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占领奥地利。当时的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都站在了纳粹一边。一九三九年初，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这个夜晚，大规模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满地都是闪亮的碎玻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经逃亡到伦敦，来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〇年，住在伦敦的美术经纪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到伦敦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严苛。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倚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这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而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走。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弗利德和巴维尔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非常清楚遣送的意义，但弗利德和她的丈夫，由于亲人的厄运，对自己的命运更少抱有幻想。可是她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对她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做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她未来的学生带了足够的纸和笔。
“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抵达特莱津，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犹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弗利德住进了汉娜所在的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汉娜和那里的孩子们，成了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遭遇，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曾经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弗利德也去男孩的宿舍，悄悄地给他们上课。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头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阁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观察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完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都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
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参与了组织他们排演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坚持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这远非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六
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莱津集中营的纳粹管理人是冲锋队的上校卡尔·雷姆（Karl Rahm），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是特莱津历任管理者中，最热衷于“宣传”的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夏日，雷姆把一名担任过导演的荷兰籍犹太囚徒库特·吉隆（Kurt Gerron）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为特莱津拍一部宣传片《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
许多被纳粹划为犹太人的特莱津囚徒，其实只是有一点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从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没有区别，他们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雷姆规定，这些犹太人都不准在电影中出现，只拍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犹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摄伪造的场景，在所谓的邮局，犹太人一个个捧着假包裹从里面出来。还命令拍摄一些犹太人在特莱津城外的河里“游泳比赛”，当然，这在现实的特莱津生活中，是绝不容许发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摄现场，在“游泳”镜头之外的护城河岸边，一大批冲锋队员荷枪实弹，对着游泳的囚徒，以防他们趁此机会逃跑。
雷姆还安排一辆列车，带来一群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在虚假的欢迎仪式上，雷姆等冲锋队高层官员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还从车上亲自抱下一个孩子来。影片一结束，一切恢复常态，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个被雷姆从车上抱下来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车、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
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墙被粉刷了，运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甚至运来鲜花抢种。在红十字会到来之前，他亲自参与对囚徒的“甄别”。挑选那些看上去还比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爱的犹太女孩，让他们出现在参观团要走过的地方。甄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残。在红十字会预定要来参观的六月，就在他们到达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选下来”的囚徒，送往东方的死亡营“解决”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红十字会如期来临，其中还有丹麦红十字会的主席。他们被纳粹引导着，走过一条被粉饰过的线路，遇到被挑选过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他们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胁之下微笑，回答说，他们对特莱津的生活“太满意了”。他们还看到，犹太人是“自治”的，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是受到纳粹的“充分尊重”的。他们看到，犹太人委员会的赫尔·埃普斯坦博士（Herr Eppstein）衣冠楚楚，从汽车里下来，冲锋队的军官还去为他开门。为了这一幕，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些冲锋队员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位广泛受到犹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红十字会离开的一个月之后，被雷姆下令枪杀了。
雷姆志得意满，“宣传”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挡人们知晓一些事实，而夸大另一些事实，甚至制造假象，这个世界的舆论就被你操纵了。不仅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被轻易蒙骗了，而且，在将来，人们看到由“犹太人导演拍摄”的特莱津纪录片，不是就真的会以为特莱津是纳粹“送给犹太人的一个礼物”了吗？按照纳粹的宣传：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艰苦战斗，我们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却特地安排他们集中居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纳粹对这些“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是何等的慷慨。
宣传最怕的是真相的败露。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