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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一号房间的“孩子共和国”中，特莱津还留下了一个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莱津是依靠马车为运输工具的：运送货物、运送遣送者的行李，还有死难者的尸体。特莱津的运作一天也离不开马车。而陶希格的父亲，恰巧是特莱津囚徒之中唯一会打马掌的犹太人。他因此有一个小铁匠铺，后来，陶希格成为父亲的帮手，也赶马车，就搬到铁匠铺后面堆煤的小屋里，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是特莱津难得的一点私人居住空间。孩子们就把一期期的《先锋》杂志，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战争结束的时候，环顾四周，陶希格发现，原先的小同伴们，只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留在特莱津。他赶着两匹马，把属于他和父亲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还小心翼翼地，装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锋》杂志。回到布拉格后，陶希格到处寻找他的“孩子共和国”的同伴们。
最后，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国”的一员，这个幸存的孩子，正是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刚刚从奥斯威辛回来，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他在特莱津学成了管子工的手艺，纳粹需要留着他干活。回家以后，他得知父母早已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杀死了。他到处打听妹妹汉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个妹妹的同伴，把汉娜死在毒气室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一九四五年，陶希格把所有的杂志都移交给了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一直小心地藏着那些杂志。后来，他得到一个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前途未卜，旅途能够带的东西也有限，临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杂志转交给了创办《先锋》杂志的幸存者之一科特·库图克，他也曾经是“孩子共和国”的主席。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们才感到，也许可以认真考虑出版《先锋》杂志了。在那个时候，特莱津原来的学校楼，也在考虑建成一个“特莱津集中营博物馆”。可是，就在那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此后，历经种种曲折，介绍《先锋》杂志的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正式以几种文字出版。当年犹太孩子们的诗、画和文章，他们的恐惧和勇气，他们的苦难和梦想，终于又重见天日。
在出版的时候，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决定用当年他们的同伴在《先锋》杂志的文章上写的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在书的最后，是艾辛格教授带领的特莱津L417宿舍一号房间的孩子们的名单。一共是九十二个孩子，在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只有十五个孩子侥幸活下来。在特莱津，这个房间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孩，可以是劳动力了。
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战争结束以后，哈斯和死去的弗利塔收藏画作的铁皮箱，从土里被重新掘出，他们的画，都被保存下来了。那些被人们藏在板壁中、藏在阁楼里的画，都被陆续找出来了。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维利·格罗格，那个当年和女艺术家弗利德一起在阁楼里藏下孩子们画作的女管理员，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纳粹曾经夺去了孩子们的名字，只容许他们有一个编号。在特莱津，弗利德自己不再在画作上签名。却坚持要求孩子们，在画作上签上他们的真实姓名。这四千五百张画作，绝大多数，都有孩子们自己的签名。
多年以后，面对这些画作，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我不止一次地面对这些由特莱津孩子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的经历、渴望和梦想的证明。他们把我带回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被纳粹占领、世界在战争之中。我作为一个小男孩，遇到了恐惧、羞耻和挑战。这些画也在唤醒我，那些我或许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却使我确实感到羞愧：事实是，我的犹太人同学们被赶出了学校，他们被迫在外套上佩戴区别于他人的六角星，他们被遣送集中营，最后，我活了下来，而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们，却没有能够幸存。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津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津集中营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维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们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以后世界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津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尾声
我们终于在演出前，赶到了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
那些幸存的孩子，在离开集中营以后，把特莱津演出的歌剧《布伦迪巴》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直到今天，新一代犹太人的孩子们，还在一次次地演出着《布伦迪巴》。
特莱津孩子们的诗歌也被幸存的犹太艺术家们，谱成了歌曲，配合朗诵，成了今天的合唱组歌“我再也没有见到另一只蝴蝶”。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一流的演出场所。可是，剧场的经营者，在里面布置了两个小剧场。小剧场几乎每天都有免费演出。今天的儿童合唱团就是这样的免费演出。十一月底了，华盛顿已经转冷，外面还刮着大风。可是，小剧场里坐得满满的，有一多半是犹太裔的老人。在“二战”期间，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一部自己和家庭的苦难历史。演出中，老人们的眼中，一个个泪光闪闪。
在演唱的最后，孩子们一起，用希伯来语唱起一首传唱久远的宗教歌曲。合唱团的音乐指导说，这是当年在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们都会唱的一首歌。在艰难的岁月里，这首歌总是给他们带来内心的平静。许多孩子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后唱着的也总是这首歌。我们想到，从某一种角度来说，这些孩子仍然是幸运的。他们的父辈，把他们千年的信仰没有间断地传承下来，传给了他们。他们始终是有一种精神支撑的。这些孩子们是有信仰的，他们相信善和恶不是站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今天的犹太民族把自己的历史记载下来，把集中营犹太孩子们的诗和歌一代代地唱下去，也让孩子们的画一代代地传下去。他们要告诉自己的后代，也告诉我们什么？我又想起汉娜和他哥哥乔治后来的故事，在二〇〇一年，由于一个日本女子的努力，也通过曾经担任“孩子共和国”主席的科特·库图克的帮助，乔治·布兰迪在五十多年以后，在日本的浩劫教育博物馆，又看到了自己妹妹汉娜留下的珍贵遗物——在那个黑夜里，她最后留在奥斯威辛站台上的那个手提箱。箱子上还清晰地留着汉娜·布兰迪的名字。乔治·布兰迪对日本的孩子们说，他相信，汉娜的遭遇带给孩子们的，是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尊重和同情。
因为，那些手执屠刀的纳粹暴徒们，作恶而不知卑劣，他们的外貌是凶残的，他们的灵魂却是可卑而可怜的。而这些集中营里的孩子们，画着花朵和蝴蝶的孩子们，他们的精神所站立的位置，远远高于那些纳粹冲锋队员。
孩子们纯净的歌声响起来。
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吗？
1．《奉献日》伊莱娜·卡尔佩莱索娃
1．《奉献日》（Hanukkah，pastel on paper）伊莱娜·卡尔佩莱索娃Irena Karpelesova
伊莱娜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距离她十二岁生日还有八天的时候，伊莱娜被遣送到了特莱津。在特莱津她住在十三号房，分在A组。她留下了二十八张画。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不满十四岁的伊莱娜，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这里，伊莱娜画了犹太民族重要节日“奉献日”点亮的九支烛台。那是纪念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对古希腊人的反抗，因为古希腊人强迫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改信希腊人的宗教。在胜利之后，犹太人来到自己的圣殿，举行对神奉献的仪式。他们点上犹太人传统的九盏大油灯，可却只有仅够点上一天的灯油。但神奇的是，那一点点油却坚持整整亮了八天，直到他们找来新的灯油。此后的两千年来，每到年底的奉献日，犹太人就会连着八天整夜都点亮着九支烛台以纪念那九盏油灯。
伊莱娜住在集中营里，在过奉献日的时候，她只能在自己的画里，点燃那燃烧了两千年的九支烛台。
烛火，并没有熄灭。
2．《特莱津的旧营房》松娅·瓦尔德斯特诺娃
2．《特莱津的旧营房》（Terezin Barracks）松娅·瓦尔德斯特诺娃Sonja Waldsteinova
松娅是个女孩，她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她十六岁半的时候，被遣送到特莱津。在特莱津少年儿童的画作收藏中，至少有四张画是她的作品。她的画很有特色，也非常成熟，和其他孩子的画风格很不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具有很高的艺术天分。非常幸运的是，松娅活到了被解救出来的那一天。她最终回到了布拉格。
这是她画的特莱津旧日的兵营建筑。这房子后来被纳粹用做关押孩子们的地方，兼有宿舍和囚室的意味。纳粹的集中营分做两种。一种更像监狱，就是在集中营内部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另一种是像特莱津这样的集中居住区。它是利用一些旧日的城镇，封锁而成。在居住区内部，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可是，这样有限的“自由”，完全掌握在纳粹手里。例如，在特莱津刚刚建立的时候，孩子们除了去食堂，就不准走出这栋房子。后来，虽然活动的时间被放宽，但仍然是有限的。在不准离开房子的时间，孩子们就被囚禁在里面。
一个叫做特奇（Teddy）的孩子，一九四三年被关在特莱津的时候，她写了这样一首诗：
在特莱津
一个新的孩子来到这里，一切对他都是那么陌生。什么，晚上就躺在地板上？吃发黑的土豆？不啊，我不愿意！我非住这儿不可？那么脏的地方！这地板——你看，多脏啊，我好害怕！就让我这么睡在地板上？我身上就都得弄脏啦！身边都是尖叫声，还有哭泣，还有，那么多的苍蝇。谁都知道苍蝇传染疾病。啊，什么东西在咬我！这是臭虫？特莱津，生活就像地狱，可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至今也不知道。
这个孩子把诗写在一张纸上，笔迹稚嫩，却没有语法错误。她在角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Teddy，L410，1943。人们不知道她的故事，也不知道她是多大的一个孩子。只知道，一九四三年，她是特莱津的囚徒，住在这样一个旧兵营改建的女孩宿舍里。他们把那栋房子，叫做L410。
3．《院子》巴维尔·松嫩申
3．《院子》（The Courtyard）巴维尔·松嫩申Pavel Sonnenschein
巴维尔是个男孩，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他从捷克的布尔诺（Brno）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是他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死在那里。
他在特莱津用墨水和水彩颜料，在一张用过的纸上，画了这幅画。这不仅是一张特莱津现实场景的描绘，他也画出了自己对特莱津封闭、压抑的感觉。
曾经有个特莱津的孩子，用诗写出了同样的感觉，那首诗的名字是“闭封之镇”。
一切都倾斜了，像一个蹒跚、佝偻的老妇人。每个人目光闪闪，都盯着唯一的期待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这里没有很多士兵，只有被击落的鸟儿在报告战争消息。你会相信自己听到的任何一点传闻。屋子更挤了，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
诗留下来了，作者却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