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们不过是炉子上的一块牛排。不用等到晚上,我就会在餐桌上坐下,我会倒上红酒,打开留声机,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白光唱的《假正经》,如此低沉的歌喉最适合我们此刻跟他们的欢聚。看看我们多特别。”
我很快发现,这个人几乎每封信都会写上一句,“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当他们走近时,我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我驻足而立,用全身心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好比你,当他们靠近时,他们怎会知道你身体的变化?那些积聚在你嘴里的唾液,尖厉的牙齿,还有你的右手,他们还会在特殊的时候给你带来快感吗?我跟你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走在最吵闹的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总在想,我们有多特别,我们跟他们都不一样。那些血肉之躯,那些曾经看着我的眼睛,那些用来听废话的耳朵,那些浸过肥皂水的手,所有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会不会为此而歉疚,但至少现在我是快乐的。我们的快乐是如此不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特别的事,何必追究是否正确。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徐志摩。他死的时候一定会想,看我有多特别,我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我跟他不同,这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我相信她进入了某种时空的轮回。她不断出现,又不断离去。”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人只有变成恶人,才会变得强大。我深信这一点。因此当你害怕时,不妨去作恶,你会发现生命之门为你打开,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出这些的。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关于两人的相识,他也在信里提到了一些。
“……那时候,我在离家不远的垃圾桶附近“捡”到了你。当时是深夜,你躺在垃圾桶后面,手腕已经被划开了一条口子,血流了一地。我本想转身离去的,对于想自杀的人,我认为做什么都是白费,但我弯腰时,发现你手里有一小块东西。于是我把你带回了家,替你缝合了伤口,而你告诉了我,你的故事。你很痛苦,因为你有欲望,又担心被抓住。当然了,我跟你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比你懂得排解,我知道对于欲望最好的办法,就是满足它,喂饱它,仅此而已……”
看来他们是偶遇的。当时王宝国想自杀,被苏湛所救,后来,因为同样的“情况”两人走到一起。我真想知道,苏湛当时在王宝国手里看到的是什么。
关于女人,他在信里特别提到了一个。
“有个女人,她13岁时被邻居强奸,因此还怀孕了,但她不敢说,只能偷偷来找我。她最初是想求我替她堕胎,因为没钱,她说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让她杀了那个强奸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可以免费为她做手术。几天之后,那个男人的尸体出现在我面前。把他送来的人告诉我,他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她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我对她说,别人的爱情是卿卿我我,我们的爱情是信任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守住秘密,直到生命终结。她是个特别的女人,13岁那年我就看出来了。我对她无比感恩,因为她对我的爱如此纯真,她不在乎我把她带到地狱的第几层。只要能跟我在一起,她愿意终生跟我为伴。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除了回报她我最真实的一面,除了这样,我不知道我还能否有别的选择。”
这个人在某封信里还提到了董晟。而且整封信里只有一句话,
“董晟今天死了。”
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也没有多余的话。七个字用钢笔写成,字很漂亮,像蝇头小楷。
另一封信里则谈到了他对董晟的看法。
“我确实对他很熟悉。我们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去了英国。我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自己,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他,可悲。他这辈子都被道德之绳所束缚,这注定他终身都是囚徒。多年前,在我们都15岁那年,他爱上了父亲新买来的小妾。我对他说,他应该开口对父亲说,他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后来,那女人却变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洁身自好,但对我来说,他就是个懦夫。”
“我知道他早晚会死。他努力想让生活变得简单。可简单的人最容易被毁灭。我跟他的战争,早在多年前就胜负已分。我知道他会死。只不过,谁也猜不到他会跳江。事情太突然了,他还没准备好。”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董晟童年时的朋友,还跟他一起出过国。
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岳父。电话恰好是他的接的。我让他回忆一下,他师父董晟有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朋友。
“难道是苏湛?”岳父脱口而出。
苏湛就是苏云清的父亲。
如果信真的是苏湛写,那他会不会参与了徐家灭门案?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如果把苏湛归为杀人嫌犯也说得通。
首先,他是外科医生,虽然他的医术如何没人知道,但至少他具备外科手术的技能,其次,苏云清自称在案发当晚遇见过苏湛——尽管岳母有怀疑,但也可能她碰到的就是苏湛!虽然她没说相遇的地点,但如果她就在西田巷这一带行窃,那她应该就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碰到苏湛的。第三,苏云清跟苏湛约好见面,随后她就死在约定地点附近。这件事上我跟莫兰的意见相同,我也认为苏云清一案的嫌疑人,应该是知道她那天要去电影院的人。苏湛当然知道,因为就是他约她去的。
另外,岳母说过,那天晚上,当徐海红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惨祸时,苏云清显得目光呆滞,神情异常。如果当时,她意识到凶手可能是她父亲,那她的奇怪表现就解释得通了。
还有就是,根据案卷,凶手应该是两个。他跟王宝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如果王宝国是凶手之一,那这个写信人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了。况且他们两人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看看我们有多特别”,他们一定是共同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此人才会不断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什么比杀人更不平常的事?
这时,我想到了凶器。
于是,我马上让刚刚空闲下来的郑铎跟我一起搜索这套屋子里所有的刀具。
结果,在王宝国跟邻居共同使用的公共厨房里。我们在属于他的那个小碗柜的抽屉里找了三把一模一样的小刀。我记得案件资料上曾经提到,凶器应该是一把小弯刀,刀锋下有弯钩。这些小刀符合这样的特征。
“确实跟凶器有相似之处。不过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郑铎神色凝重地说,他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正站在灭门案凶嫌的家里。他将那几把小刀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袋子。我看见他又拿出了手机,“我需要几个人马上过来。”他拨通电话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挂上了。
而我关心的是,他死的时候,用什么来刮胡子。
结果当地派出所很快送来了一把带血的小刀。
“我们只是怀疑他用它来刮胡子。”送刀来的民警似乎也对此存疑。
我看了看那把刀,跟之前被我们找到的小刀一模一样。鬼才相信,他会用这玩意儿刮胡子。不过我觉得这也怨不得那位民警,谁会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想用刀割自己的耳朵?
一个人得有多变态才会干这种事?
郑铎默不作声地将那把刀收了起来,随后,他面无表情地将那位民警送出了门。我听见那个民警不断在向他提问,而郑铎最后只是语带讥讽地回答了一句。
“我猜他是因为刮胡刀太贵,舍不得买,才会出此下策。”
当天下午两点,我们才离开王宝国家出门吃午饭。我们打算在离王宝国家不远的一家快餐店随便吃点什么。刚到快餐店,莫兰就来了个电话。听说我们有重大发现,她马上表示她也要来看看。
我跟郑铎刚叫好各自的套餐,她就到了。我看见车窗外,一辆奥迪朝街对面开去,我知道肯定是董纪光载她来的。
“其实他也想进来,但他有点怕你。你是市局的人。他过去在市局吃过苦头。”莫兰笑着对郑铎说。
郑铎仰头看着她,半天没回复。场面有点尴尬。莫兰马上决定把他丢在一边。
“到底有什么重大发现?”她把脸转向我。
我把我们的发现说了一遍。
“这么说连凶器都找到了?”她大惊。她回头看了一眼郑铎,但马上又朝我看过来,“哈,你们效率好高!”她高兴地说。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样子看起来像凶器,得经过验证才能确认。”我说。
这时候郑铎的套餐送来了。
“马上给我打包。”他命令服务员。
服务员把他的套餐拿走了。
“你不在这里吃,准备去哪里吃?回办公室?”我问他。
“你别管了。”他站了起来。
服务员很快替他打包完毕,他拿着他的午餐,付完钱匆匆离去。
“他是不是很讨厌我?”莫兰问我。
“不知道,他是个怪人。你不必理他。”
“我当然不会理他。——你刚说找到了一些信?”
因为郑铎走的匆忙,信件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把信给了她。正好,这时候我的那份午餐送来了。我喜欢的滑蛋牛肉饭。我吃饭的时候,莫兰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嫌犯的书信。
“似有若无的文风,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莫兰说,“——‘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说明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是别人没有的,或者一起干过什么,别人不可能会干的事。”
“如果他们一起杀了人,那的确是蛮‘特别’的。一般人不会干这个。”我说。
莫兰又把信看了一遍。
“我看他指的好像不是这个,他似乎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件事,而是指个特点,一件他们经常会干的事——杀人不是特点,他把他和王宝国跟其他人完全分开了,他把除了他们以外的人,都称为——他们。”她盯着那几张泛黄的信纸看了一会儿,忽然她身体的挺得笔直。
“怎么了。”我问道。
她看看我面前吃了一半的套餐,欲言又止,“你在吃东西呢。以后再说吧。”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信封里是张黑白照片。
而照片似乎没什么主题,中间是大片的天空,一边是树叶,右上角上是一个教堂式样的尖顶,没有人物,也没有特意要拍的东西,背面则用蓝色钢笔写了几个字:“我的喜悦岛。”
“这是哪儿来的?”我问莫兰。
“这也是在云清阿姨包里找到的。我妈说昨天忘记拿给你了。这照片原先是夹在一本《毛选》里的。听说是她有一次去苏湛家里拿走的,因为那是苏湛很喜欢的照片,他还给它加了个相框。”莫兰指指照片背面的字,“你看这几个字跟你那些信的笔迹是不是有点像。”
经她提醒,我马上对比了一下,果然一模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人写的。——真的是苏湛。”
“虽然没经过验证,不过我看八成就是他了。就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徐子健一家,还有那个王宝国,他们两个跟徐子健有什么冤仇?”
这可问住我了。
“看来这有可能会是个谜了。”我说,“苏湛如果跟你爸的师父一样大,现在得有九十多了吧,我估计他……”我忍不住摇头。
“确实啊,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莫兰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让乔纳查了苏湛的档案,结果发现他那个时代的人,档案都好模糊,照片都没一张。而且,解放前的人事档案都已经没了,人事局只有一份简单的婚姻记录。说他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叫薛尤1933年病逝,但我们还没查到薛尤的档案。乔纳答应我,会找市文献局的朋友在旧档案里再查一遍,不过听她的口气就知道有点悬。接着,苏湛1939年跟纺织女工薛英结婚的,1946年,薛英生下女儿苏云清。然后,1959年,他跟薛英离婚,1962年,他第三次结婚,对方是个21岁的理发师。——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前两次婚姻都是在解放前,都无从查考。”
“时间太久了,很多东西都说不清。不过,他跟薛英的结婚应该是事实,要不然怎么会有苏云清?”
“乔纳查过薛英,证实她是1946年跟他结婚的。可他们的结婚证是1950年补办的,两人的档案里都有一张补办结婚证的证明,证明人是董越,难道补办这类证明不需要街道的盖章?”
我觉得她提到的事很好解释,“当时有战乱,证件丢失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要不要街道的证明,我猜想当时刚刚成立新中国,大概这种手续还不够完善吧。”
“你说的也对。不过……”她似乎陷入了某种思绪,过了会儿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我想多了。”
那天下午,我吃完午餐,跟莫兰又回了一次王宝国的家。她坚持要去看看。我也正想去瞧瞧郑铎的人有什么进展。
我们走到王宝国家门口,就发现那里已经拉上了一条黄色隔离带,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了。门口有几个邻居在好奇地向里张望。郑铎看见了我们,他朝我们走来。
“怎么样?”我问他。
“小弯刀跟凶器的轮廓和外形相同,已经通过电子扫描比对过了。我另外还找到两把新刀。”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副鞋套,显然,他是不想让莫兰进屋。
“我等你吧。”莫兰退到了走廊上。
过了会儿,我听见她在跟邻居说话。
“他一个人过,也没想到找个伴?他肯定性格很内向吧?”
邻居大妈开始嘀嘀咕咕地跟她说了起来。
我知道莫兰总有办法打发自己的时间,便专心搜查起王宝国的抽屉来。结果,我在最上面的那层找到一本通讯录。我想,如果小刀是新的,那说明他定期会去某个固定的地点买刀,或者定期会从制作刀具的人那里拿货。所以,他的通讯录里很可能有对方的电话。很快,我发现通讯录里,有个电话号码的后面加了个小括弧,里面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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