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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1959年。当时徐子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院保卫科干事，而董纪贤则刚刚进入医院，还是个实习医生。当时，董纪贤的一个亲戚因车祸身亡，尸体被放在太平间。家属第二天来取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的手指少了两根，耳朵也少了一只。由于当时负责保安的徐子健曾经离开过岗位，所以董纪贤找他发难，最后徐子健被扣了三个月奖金。
他提到的事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徐家灭门案的法医报告。同样是尸体有缺损，同样是耳朵和手指被割。难道只是巧合吗？
“那这件事最后查出是谁干的吗？”我禁不住问。
老先生告诉我，当时的医院保卫科曾经怀疑过医院三个员工，因为那天晚上只有他们进过太平间所在的那层楼，但因为当时的院长董越怕事情闹大影响医院的声誉，就没再查下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曾经怀疑过谁。令我意外的是，他居然都还记得。他说他自己因为参与过调查，所以记得比较清楚。他给了我三个人名，一个是后勤科的牛力申，一个是人事科的王宝国，另一个是医院食堂的王小林。
老先生告诉我，这三人都分别被叫到保卫科问过话，但三人都否认自己干过这件事。牛力申说他去太平间，是查看准备更换的玻璃窗和门，后勤科那阵子准备把太平间一些破损的物件更换一下。王宝国则说他是去太平间查看新去世的一个病人是不是他的同学，他说他们已经好久没联系了，但之前在病房外面看见这个同学的父亲在哭。至于医院食堂的王小林，她的解释是去太平间找人，她说她收到同院某男医生的一封信，对方让她去太平间外面等着，有话要跟她说。
“王小林那时才23岁，正是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男医生比她大3岁，他们在医院工会组织的舞会上见过面，还跳过舞。她说她当时以为是对方找她谈个人问题呢。就是奇怪为什么会选在那里。结果她没等到人，她说她觉得那里有鬼，心里害怕，五分钟没到就走了。我们也问过那男医生，他说他没写过这封信。后来这事我们没查下去，但当时，让他们三人都写了检查。”
老先生为我提供了那三人当年写的检查，并把王小林当年收到的那封信也给了我。
没想到这封信保存得很好。通篇不过两行字，只有时间地点和一个署名。我猜想那个王小林当年一定对那位男医生很倾心，要不然怎么会傻傻地去太平间门口等着？
老先生又把我带到医院人事科，那里的工作人员跟老先生都很熟，他们为我查到了那三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不过牛力申已经在三年前去世，而王小林则得了老年痴呆症，目前由她的儿子媳妇照料。
“她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了，还能记得那么多年前的事？”她儿子在电话里反问我。
最后，老先生把我一直送到马路上。临别时，他又告诉了我两件事。
一件事是徐子健认为有人去他家偷了他的酒。
“这是出事前一个月的事了，实际上也不是他的酒，是原来住在那里的人留下的酒。据说是药酒。可他说有天他回家，发现不见了，到处都没找到。他怀疑是医院的人干的，但我查过，他怀疑的人那天没人离开过医院。他后来也怀疑过那个医生的徒弟，但我也找人打听过，那天没有陌生人靠近过他那栋宅子。”
第二件事跟恐吓信有关。
“徐子健常收到恐吓他。他认为是医院恨他的人干的，他让我偷偷地查。但因为这事波及面广，如果真的查起来，可能很多人都要遭殃。后来他既然人都死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查了，也没跟警察提起。”他交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张不同笔迹的纸条，上面写着，“徐子健你不得好死！”“徐子健你断子绝孙！”“徐子健你今晚就得死！”“徐子健今晚必死！”
老先生指指“徐子健今晚必死”的条子，“那是他在大年夜中午交给我的。他说有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在脚边捡到的。我后来就偷偷查了同一层楼里，那个时段不在岗位的人，结果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指指王宝国的检查。
“王宝国？”
老先生点了点头，“徐子健出事后，我曾经想过是否要把这事告诉警察。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说。”
“为什么？”
“因为王宝国是靠拍徐子健的马屁混上去的，平时他跟在徐子健旁边，点头哈腰的，可不像是会威胁徐子健的人，我担心自己搞错了，再说后来时间久了，也查不清了。”老先生笑道，“新院长来了之后，他马上开始拍新院长的马屁，把徐子健说得一文不值的。过了几年，他还当上了副院长。这事我当然是更没法查了。”
离开医院后，我就直接去见郑铎了。
他的办公室在市局大楼后面的一幢尖顶的灰色大厂房里。有工作人员刷卡带我从一个仅一人才能通行的小门进入。
那里足有几百平方那么大，里面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和各种材质的设备，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
我被工作人员带到郑铎的办公桌前时，他正对着镜子在刮胡子。我注意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是个睡袋。难道这家伙晚上就睡在这里？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
“对，我就住在这里。偶尔会去开个房。”他冷漠地回答我，“我不想买房，因为那等于把钱交给了劫匪。”
“有什么发现？”我问道。
他用毛巾擦去唇边的白色泡沫，走到办公桌前，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张递给了我。
那是一张图表，专业数据我完全不懂，我只看懂最后的数字是99％。
“什么意思？”
“我从LV包上提取了指纹，又在徐家门口的墙缝里找到两滴血迹，我把这些东西跟董纪光的血迹作了对比，证实徐家门口的血迹拥有者跟董纪光有99％的可能是同胞兄弟。——也就是董纪贤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去徐海红家门口作了一次实地堪查。
“如果证实是董纪贤的样本，就可以找周霖了。”我说，“只要为他们两个做一下亲子鉴定，就能一清二楚了。”
“我找你来，就为了这件事。你现在要去哪儿？”他梳洗完毕，正在穿鞋——原来他之前光脚穿了双拖鞋。我看见他把一包用于DNA测试的棉签放到了口袋里，看起来，他并不想给周霖考虑的时间和权利。
我把从医院拿来的三封检查，一封信，以及十几张恐吓条子一起交给了他。
“帮我作一下笔迹鉴定。看看它们当中，有没有同一个人写的东西。”
郑铎立刻把那包东西放进一个文件袋，随后丢给了不远处的一个女同事。
“喂，找人鉴定一下。”
女同事答应了一声，接了文件袋就走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他问我。
“我现在要去一趟王宝国那里。”我向他说明了必须去见王宝国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先去见那个女人。”他道。
我发现他比更急。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背着包走了出去。
我不得不快步跟上他，要不然，我可能找不到出去的大门。
“你干吗那么急？！”上了他的车后，我问他。
“因为有的人比我们更急。”
“谁？”
“当然是我老师了。”郑铎发动了汽车，“他得了胰腺癌，活不了多久了。”
我大吃一惊。从外表可看不出陈键得了这么重的病。
“既然他得了重病，他怎么没在医院治疗？”
“我劝过他了，他说与其在医院插管子，不如在家听相声。胰腺癌的治愈率本来就很低，总之，他说服我了。”他口气平淡地说。
他把车开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周霖家。
周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也很想知道我父亲是谁。不过别误会，我对他没什么期待，毕竟他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既然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想知道他是谁。”她说。
一如郑铎的沉默和迅速，我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
接着，郑铎答应送我到王宝国的家。
在途中他问我：“听说你失去了记忆？”
“是部分记忆。”
“这么说是真的？”
“没错。”
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我，“酷啊……”
没想到还有人是这种反应。更古怪的是，他好像还挺羡慕我。
“如果你经历了，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说。
他咧嘴一笑，“人总得经历点坏事，才会显得不一样，不是吗？——你现在就很不一样。”接着他又露出略微遗憾的表情，“本来我应该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特别的。但现在好像输给你了。——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不知所措。有时候觉得灵魂和身体不在同一个地方。”
他羡慕地打量我，随后点头，“COOL！”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的感叹。我觉得他是个怪胎。
根据案卷资料，王宝国没结过婚，1927年出生的他，现年82岁，是个孤老。不知道年事已高的他，能否记得当年的事。目前他仍住在原先他跟他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
郑铎把我送到弄堂口。
“要多久。要我等你吗？”自从知道我是个失忆者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
我可不想浪费这种好意。
我让他等我一刻钟，到时候再打电话告诉他是否需要他接我走。
“好吧。”他下车替我打开了车门，“我会在巷子里找个地方停车，你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临别时，他甚至还朝我笑了笑。
我快步走进那条年代久远的老式弄堂，很快找到了王宝国所住的门牌号。底楼的门开着，走进去是个公用厨房，再往里是楼梯，因为没有灯，我摸索着上了二楼。
王宝国家的门关着。我敲了一会儿门。这时，楼梯上有人经过。
“你找老王？”问我的是邻居大妈，大约五十多岁。
“是啊。”
“你是他家亲戚？”
她这么问，我马上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拿出了警察证。
大妈一看，立刻就对我说：“老王昨天死了。”
我大吃一惊，“死了？昨天？”
“其实应该是死了好几天了。但是昨天才被发现，因为楼道里有味道了，”大妈皱皱鼻子，“而且他好几天没露面了，我们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所以就找了居委会，他们撞开门，结果发现他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死了。”
大妈在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拿出了手机。我需要郑铎帮忙。
没过多久，郑铎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邻居大妈的帮助下，找到了居委会。一名居委会干事为我们打开了王宝国家的门。
就跟很多老式里弄的房子一样，这里只有两间房，一间是25平方左右的主屋，另一间是狭长形的卫生间。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个白色粉笔划的人形，这应该就是当时王宝国被发现的地方。
“他们说是脑溢血。”居委会干事以知情者的口吻对我们说，“他之前中风过一次，手抖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本来我们想给他找个护工的，但他坚决不要。他说他一个人习惯了。你们看，结果呢！警察说，他本来可能是想刮胡子，可是手不利索，割到自己的耳朵了，后来大概是受了惊吓，一不留神就跌倒了，这以后就没能再站起来。所以我也跟我们这里的老年人说，干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逞能，该找人照顾的时候，就得找！”
我发现在卫生间的洗手盆里有不少血迹，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场景，一个老头用颤抖的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刀，也许他是想刮胡子，但那把刀却移向他的耳朵……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灭门案的部分细节。只是巧合吗？
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怀疑王宝国的。
他是偷切尸体的嫌疑人，他是恐吓徐子健的嫌疑人，他又是个孤身男子，他有条件单独外出去干点什么，而不被人发现，另外他跟徐子健很熟，他了解徐家的情况，也许他能很容易弄到一把徐家的钥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第六感。
自从患上了这个所谓的“突发性记忆力缺损综合征”之后，我就开始相信我的第六感了。因为我遇到的医生差不多都会告诉我，要“跟着感觉走”，感觉是最真实的记忆。
举个例子来说，我发现当我努力回想起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时，我的情绪就会异常低落，有时候甚至还想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或者就是我没有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家里得到过我想要的东西，爱、理解和呵护。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查过自己的档案，也问过莫兰。结果谜底揭开了。
“高竞，你父亲去世后，你母亲想再婚，而你不同意。你们两个因此经常吵架。”她用异常平静的语调对我说。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想到母亲都会如此难受。可见“第六感”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当然了，我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只是要求郑铎把王宝国的尸体弄回来。
他打了两通电话，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尸体目前在附近一家医院的太平间。他请他的上司搞了一份授权书，随后又让市局的对外联络人跟当地的派出所和那家医院协调，最终，对方同意将尸体送往市局的法医部进行尸体解剖。
在郑铎联系尸体去向的时候，我搜查了王宝国的房间。结果我在他床底下找到一叠信。这些信被用红色丝带扎着，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竹箱子里。
我稍稍翻了翻，这些信虽然都没有署名，信的最末往往都是四个字——知名不具，但看笔迹，我就知道信都是一个人写来的。信的内容，多半不知所云，也就是说没写什么具体的内容，好像写信的意图仅仅只是为了交流思想。但从信的风格看，对方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并且此人似乎跟王宝国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我们最初走向地狱的时候，没人理我们，然而现在，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些人，不管是高高在上，还是低贱如狗屎，过水之后，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