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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工会主义就是造反。
有些困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美国大陆，日后看来相当温和的劳工组织者，在夏威夷却吃了闭门羹。如果他们试图和种植园的劳工谈话，就会被人结结实实地扔出种植园。如果他们试图租借一个大厅当总部，谁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们被恐吓，被诽谤，被虐待，并以共产主义的罪名遭到骚扰。
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对社会变迁的解释，温和派一旦遭到驱逐，极端分子便乘势而起。从1944年开始，一群死硬的种植园劳工偷偷潜入群岛——其中有不少人是西方共党分子，他们隔岸观火，发现夏威夷的局面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大肆宣传的温床。这群西方领袖中有一个身材壮实、面貌丑陋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纽约的罗德?波克，此人在1927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平步青云，终于爬到今天的显赫地位，人们对其委以攻克夏威夷的重任。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娶了一位巴尔的摩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这个日本女孩儿本身就是共产党人，事后证明，她在占领群岛的宏伟蓝图中对他帮助巨大。
例如说，罗德?波克在指导日本劳工运动之后返回夏威夷的途中遇到了酒川五郎，他立即发现这位能干的中尉军官正是自己开展建立工会，进而在夏威夷推行共产主义事业而求之不得的人选。于是波克对他的日本太太说：“去跟那位年轻的酒川先生套套近乎。”日本姑娘不遗余力，她的目的并不是将五郎拉入共产党，而是诱使其成为劳工组织者。波克还通过五郎招募了其他日本和菲律宾工人，却不曾向他们透露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靠着这种方法，一场有着坚强核心组织的劳工运动便得以开展起来，并于1947年站稳了脚跟，可以与堡垒集团相抗衡，并斗争到底，直至将岛屿推入分崩离析的险境。
在未来的几年中，酒川五郎常常与当律师的弟弟茂雄谈起这件事的缘由，弟弟茂雄已经以优等生的身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位。五郎让茂雄去探求自己在1947年初时的动机和对形势的估计。
“你那时候就知道罗德?波克是个共产党分子吗？”茂雄问道。
“这个，我也一直拿不准，可我猜就是这样。”五郎说，“他从来不会给我留下任何证据。”
“如果你有这种怀疑，五郎，你为什么愿意跟他混在一起呢？”
“我从实践中发现，用老办法永远也无法瓦解堡垒集团。我们循规蹈矩地尝试过，可一无所成。波克知道如何排兵布阵。堡垒集团只会这个。”
“波克有没有试图把你拉进共产党？”
“没有，他觉得他能利用我，然后再把我丢到一边。”五郎解释说。
“他们和你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茂雄问道。
“我的想法跟波克差不多，”五郎说，“我觉得自己也不笨，我利用了他，然后把他一脚踢开。”
“这段时间一定精彩得不得了。”茂雄狡猾地说。
“双方都不抱有任何幻想，”五郎承认，“有趣的是，我妻子明美第一次看见波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她在日本碰到过不少共党分子，一眼就认出了波克太太。我认为波克太太也认出了她，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不会受骗了。”五郎让弟弟放心。
“波克有没有拉拢哪个正经人加入共产党？”茂雄问。
“这个，大部分被他拉进去的日本人都是头脑简单的老实人，但罗德?波克是个很能干的人，属于咱们群岛上最能干的。”
“回顾这段历史，五郎，你认为真有必要组成工会联盟吗？”
五郎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自从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团队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温和派成员过从甚密之后，于是他总结：“如果你还记得堡垒集团的立场，如果还记得连谈论劳工问题都算是共产主义，见鬼，茂雄，我告诉过你那次我去见休利特?詹德思的事情。他让我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儿，像个庄稼汉似的。他虐待我，嘲笑我。茂雄，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他的弟弟问。
“没有。夏威夷永远没机会进入20世纪，除非堡垒集团的力量被瓦解。单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靠我在日本认识的那些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也做不到。只有像罗德?波克那样的亡命徒才能做到。”
因此，当休利特?詹德思对《火奴鲁鲁邮报》宣布，美国大陆的共产党分子正在不遗余力地企图攫取群岛的时候，他并没有说错。他指控日本人加入罗德?波克领导下的共产党，这话也没说错。但是，当他说在罢工运动中担任种植园方面领袖的酒川五郎也是共产党的时候，这话就不符合事实了。但在那些令人神经紧张的岁月里，人们对劳工组织恨之入骨，那样一个相对微小的错误算不了什么。
罢工行动残酷无情、蛮横无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夏威夷带来的恐慌超过了以往任何事件，就连空袭珍珠港事件也望尘莫及。罗德?波克巧妙地和码头工人联起手来，使得H&H公司没有一艘轮船能开进港来，夏威夷陷入了长达五个半月的饥饿困苦之中。堡垒集团的报复方法是降低信贷，岛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酒川五郎领着种植园劳工走上街头罢工。堡垒集团便暂停了所有福利，于是很快不仅工人感觉到社会斗争的残酷，他们的家人也深受其苦。
罗德?波克不许蔗糖或凤梨出去，也不允许游客进来。堡垒集团的对策是关掉了两家自己经营的旅馆，这样一来女仆和侍者们就失业了，他们比旅馆老板更无法抵抗罢工。
酒川五郎发动凤梨种植园的劳工也参加了罢工。堡垒集团不顾人们死活，宣布供应食物的仓库就要见底儿，没法继续为酒川龟次郎这样的店铺供货，于是一个又一个小店主面临着破产的境地。
不了解这次大罢工事件就等于不了解夏威夷。罢工严重影响了群岛生活，使其陷入绝境。报纸发行量少得可怜，仅剩的几家报社也挣扎在破产边缘。食物锐减，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很多家庭只好饿肚子。甘蔗种植园主眼看着收成在灼热的阳光下腐烂。凤梨田没人管，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损失眼看就要打水漂儿。银行日常业务陷入停顿，束手无策。大型商铺进不到新货，老顾客也没了。医生挣不到钱，牙科医生连一个病人也见不着。几家大旅馆只能提供一点点食物。夏威夷的日常生活眼看着陷于停顿。
这一切都是因为，夏威夷的罢工行动与佛罗里达的罢工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与美国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可比性。在佛罗里达，如果港口封死了，食物还可以靠火车运进来。如果火车停运，人们还可以使用卡车。卡车没了，饥饿的家庭还可以组织汽车商队。就算那也不行，绝望的人们还可以步行。然而在夏威夷，码头一关闭，人们便陷入了绝境，群岛资源几乎消耗殆尽。在不同产业之间无法互助共存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愚蠢行径几乎毁灭了夏威夷群岛。
到了第六个月初，酒川五郎带着四个助手来到堡垒集团的董事会议室，等待各位大种植园主，接下来，五郎就坐在他曾经许诺休利特?詹德思的那张椅子上，在那标志性的时刻，五郎身上的某种倔强斗志突然无影无踪。神奇的是，仅仅是坐在那张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椅子上，就会影响一个人，好像有什么秘密通道从他的屁股底下直通到他的脑子里，然而那样的情形的确出现了。五郎稳稳地坐在他的椅子里，用讲和的语气说：“我们认为罢工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我们肯定你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结束罢工呢？”
“我不会让日本庄稼汉跺着脚走进我的办公室。”休利特?詹德思开口说，但霍克斯沃斯?黑尔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六个月来苦不堪言的罪都白遭了，詹德思用的还是罢工刚刚开始时的老一套说辞。
五郎不动声色，不理睬他，而是转向黑尔这个更加强硬的谈判对手：“黑尔先生，你们的谈判伙伴休利特?詹德思先生攻击我们的日裔身份，这是事实，但我们委员会一方不会拿这一点说事，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兄弟马克?惠普尔中校为了让我们成为自由的公民而献出了生命。我们现在——以自由公民的身份——认为你也会承认这个事实。”
对惠普尔中校的吹捧软化了剑拔弩张的气氛，大家都回忆起，就在本该将马克?惠普尔的遗体从孚日山区运回国的时候，这位前上尉酒川五郎曾经说过一句话：“让他们把我的兄弟们送回国，但是惠普尔上校应该长眠在这世界的腹地，这个他为之捐躯的地方。没有哪座岛屿足够辽阔，装得下他伟大的灵魂。”
“你现在还有什么新条件，酒川先生？”黑尔问道。
“我们绝对不会停止罢工，除非工会得到全面承认。”五郎回答，休利特?詹德思一听，霎时瘫倒在椅子上。他早知道有这一天：其他人都愿意举手投降。共党分子就要胜利了。休利特还没来得及开口，五郎便又马上加了一句：“只要工会得到承认，为了回应你们的妥协，我们的时薪可以减少十美分。”
“先生们，”霍克斯沃斯?黑尔生出了新的希望，“我认为酒川先生的建议让我们有的讨论了。”仿佛那曾为这些日裔青年牺牲生命的马克?惠普尔上校的灵魂悄悄潜入了房间，黑尔轻轻地问道：“五郎，你能在三个小时之内让你的人撤回去吗？”
“我能，黑尔先生。”这位工会领袖向他保证。人们刚开始走出房间，休利特?詹德思突然厉声问道：“我们怎么知道那位罗德?波克会让我们解除码头封锁？”
“我们一直以来商量的就是这件事，詹德思先生。”五郎答道，“我跟你们达成协议之后，码头就开放了。这就是谈判。”
工会代表——三名日本人、一个豪类，还有两个菲律宾人——离开后，休利特?詹德思从桌子旁边自己的座位上走开，说：“我不想参与下面的谈话。”
“我尊重你的立场。”黑尔冷冷地说，“但是你能否接受我们的决定？”听到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转过头去瞪着詹德思。如果他以J&W公司——岛上主要种植园的经营者们——的名义拒绝接受，天知道这事将会如何收场。再说，休伊的势力很可能大得足以与工会分庭抗礼，同时与自己的合伙人划清界限。他仍然困兽犹斗，执意要如诸神黄昏神话一样闹个鱼死网破，然而，那个曾在二十年前从休伊手里夺走了堡垒集团控制权的人一番深思熟虑过的发言阻止了休伊的行动。霍克斯沃斯?黑尔一字一顿地说：“休伊，你的家族和我的家族一向热爱这座岛屿。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苦受难。”
大个子休伊失魂落魄地看着他的老板，他正要拒绝对方的提议时，黑尔分析道：“如果我们不得不与劳工们共存——目前看来正是这样——那么就做得像模像样。我要把酒川叫回来，尽量去……”
“我不想在场。”詹德思突然说，他起身从后门离开房间，但是中途停下来告诫几位合伙人，“你们要把这座群岛交给共党分子。我绝不能看着那日本庄稼汉跺着脚走进我的办公室，放下……”
“可你会考虑遵守我们的决定，对吗？”黑尔打断了他。
“是的。”詹德思不情愿地说，五郎回来签署双方的妥协决议时，休利特?詹德思并不在场。
大罢工结束时，黑尔手下有三个比他本人年长的种植园经理辞职，并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向来按照老规矩办事，现在无法接受那些细眼睛的日本佬教我们怎么种甘蔗。”随即，年轻人取而代之——黑尔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顶替上来的人，他感到极为懊恼。到了那年年底，新任管理者如此报告：“我们能适应新制度。我们的蔗糖产量似乎比以往更高。”休伊?詹德思嗤之以鼻：“要是年轻人忙不迭地要跟魔鬼共舞，那就说明美国精神遭到了侵蚀。”
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休伊有他的道理。堡垒集团有一次开会时，休伊冲进来报告说，有个已经跟罗德?波克闹翻了的人愿意指认波克夫妇是共产党内部的正式成员。这消息引起人们一阵兴奋，一串火上浇油的电话又将这种情绪推向白热化。
“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是！”休伊胜利地嚷嚷着，“想想我们还让酒川五郎跺着脚，走进这间办公室……”
“我不相信他也受指控了。”黑尔谨慎地说，“至少我给杰斯帕打电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
“他们全都是日本共产党，”休伊警告说，“我去年就告诉过你们，罗德?波克是共党，果真被我说中了。我现在再告诉你，酒川五郎是共党。他一定是。”
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冷冰冰地说：“等到他们被指控的时候再说吧，到时候咱们使上浑身解数，直到他们被定罪的那一天。”
“有没有谁给州长打过电话？”詹德思问道。
“还没有。”约翰?惠普尔答道。
“我愿意打这个电话！”詹德思幸灾乐祸地说，“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说……”
“谁也不准打电话给任何人。”黑尔打断他说，“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利，谁也不许搞砸了。”堡垒集团的成员们研究着如何在这些新进展中捞到好处。
但那一天的胜利多少被打了折扣。一位助手报告说，当大家都只顾盯着日本共党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出了一桩怪事，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