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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芋头田。玉珍把粗粝的果实卖给当地人，把叶子卖出去当蔬菜，自己留着苗秆腌咸菜配鱼干吃。芋头全身都是宝，玉珍从中赚了三道好处。可她并不满足，她听从了基莫和阿皮科拉的劝告，先把芋头煮软再做成芋粉酱。这一次，每一步都堪称完美。做出来的芋粉酱呈现出一种油亮软糯的紫色，夏威夷人见了都馋得要流口水，这种伯爷芋粉酱——当地人就是这么叫的——立刻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但是没有几个夏威夷人能买得到这些芋粉酱。肥胖的阿皮科拉，还有比她更胖的基莫为了收获芋头拼命地工作，两个人饿得要命，玉珍只吃了几口冷饭团，可能还有一点腌芋头秆，便目瞪口呆地坐着看她那两个体型庞大的室友吃掉了那么多芋粉酱。现在，基莫的体重快要达到三百五十磅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芋粉酱桶旁边，给自己舀出至少一夸脱来，然后给阿皮科拉也舀上同样多的一份。他们风卷残云地吃掉六七条鱼、一些冷猪肉、烤面包果，还有剩下的一罐俄勒冈鲑鱼，然后勾起两根手指头，像鱼钩似的插进芋粉酱，拔出一大团芋粉酱，娴熟地甩进自己嘴里。他们吸进营养丰富的芋粉酱，发出美滋滋的声音，一脸幸福的模样，互相看着对方。
玉珍沮丧地意识到，她做的芋粉酱没法卖了。但她并不抱怨，在自己跟麻风病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两个好人为她抚养孩子。即使是今天，玉珍也感觉自己没了他们不行。他们照顾孩子，洗衣服，从弹子房带来各种小道消息，还照管着芋粉酱。出于谨慎，玉珍觉得她得保护自己，因此她对基莫说：“我想把高地的那片田买下来。”
“买？”基莫惊奇地问道，“那本来就是你的。”
“也许我买下来更好，这样更合规矩。”
“那些田地是你的。”阿皮科拉坚持说。
“咱们去土地交易所把文件签了吧。”玉珍说，“我给你们钱。”
大个子阿皮科拉抱起她的中国朋友，放在自己膝头上，说：“基莫和我要那些地没有用。我们没有孩子。”
“你们有四个儿子。”玉珍纠正道。
“好主意！”基莫喊起来，“我们把那些地给儿子。”于是三个人来到下面的土地交易所登了记，把高地上的土地卖给了姬家儿子。那白人通过翻译官问道：“转手的费用是多少？”两个大个子夏威夷人看上去迷惑不解，于是那官员解释说：“得确定一个两边都同意的数额，否则交易就不合法。”
玉珍开口说，她有一袋子美国毛票和雷亚尔，还有澳大利亚金币，是存着给儿子们读书用的，她现在愿意……但是基莫打断了她，他做着夸张的手势说：“我们把这地卖给伯爷，只要供给我们吃芋粉酱就行了。”这跟玉珍预想的一样，于是交易就这样写在纸上了。
玉珍现在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然而十分典型的夏威夷式的生活。四个儿子主要说夏威夷语和英语，而她跟孩子们则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语交流。家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们说，远在中国的那个影子似的女人才是他们的母亲，但孩子们却总觉得阿皮科拉是母亲，正如她也觉得他们是她的儿子一样。家里没有人知道玉珍的名字，夏威夷人总是管她叫伯爷，孩子们管她叫姨娘。大家吃的食物、说的语言和开的玩笑主要都是夏威夷式的。而学校的课本、生意和宗教，就是美国式的了。但是母慈子孝，尊崇教育，则一切都按照中国的规矩来。玉珍的生活多年来几乎成了神圣的仪式，雷打不动。三月初，她来到土地办公室，为她的两块地产交税。她最宝贵的有形财产是一个装着收据的盒子。对于她来说，这代表着公民的身份，证明她有权利在檀香木之国继续生活下去。
六月和九月，玉珍会将唯一的一套衣服特别仔细地清洗干净，用一块新布包好发髻，带着四个儿子去跟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讨论儿子们的教育。老师很愿意跟她用中国话聊天，告诉她四个儿子的成绩都很好。玉珍对学习成绩的要求几近苛刻，只要跟布雷克谈话，她总是重复问这一个问题：“我的四个儿子里，哪个头脑最好使？”严厉的大个子男人会想想答道：“美洲。”玉珍听说儿子们在学校里成绩好总是很开心，因为她喜欢想象某个儿子启程到美国继续深造的场景，剩下的兄弟都在供养着他。
四月和十月，玉珍会风雨无阻地走上好长一段路，来到原住民店铺。她拿出一大笔钱，给姬满基在低地村的家里寄去。她总是带着四个儿子，尽管这样做他们就没法去上学。玉珍总是对儿子们谆谆教导：“比念书更重要的是尽孝，你们是四兄弟，对父亲和父亲的家族要格外尽孝。”玉珍让四个孩子用指头摸摸交出去的钱，每个孩子还要摸摸那封写好的信。“现在你们回去上学。”她说。有时候，玉珍觉得这古老的祖训不能用铿锵有力的客家话来说，而是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混合土语说出来，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道理无需言语，儿子们都能明白。
这就是伯爷柯苦艾，也就是姨娘玉珍一年的生活。她自己只有一件袍子，一条裤子，一顶斗笠，没有鞋子。她有一根竹竿，两只竹筐，一家赚不到钱的芋粉酱作坊，还有两块日后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的土地。但是这个身材细瘦的中国女人一年四季的生活主要是围着一件事：她有四个在伊奥拉尼读书的聪明儿子，他们接受着乌里雅苏台?布雷克的启发和姨娘朴素常识的教育，一旦他们长大成人，融入到火奴鲁鲁的经济生活，到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
1879年的一天，玉珍正领着儿子们去圣公会教堂，突然看见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夏威夷家庭，其中一个孩子看上去很像华人。她开始仔细打量那孩子，觉得他差不多有八岁大小，正是自己失散的儿子的年龄。她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华人，因为他与周围的夏威夷兄弟姐妹们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礼拜结束后，玉珍让十三岁的亚洲带着儿子们回家，自己偷偷跟着那家夏威夷人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她发现那是幢又大又乱的房子，坐落在布列塔尼亚大街，在离钻石山那边很远的地方。八岁的男孩完全拿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了。她试着问过路人那户人家姓甚名谁，但是她说的话人家听不明白。
玉珍改变了兜售蔬菜的路线，离开通常的路线有几英里远，就为了观察那座巨大的夏威夷式房屋。最后她发现，那华人小男孩去上学，看上去挺机灵，人家只用一个夏威夷名字称呼他。有一次，她直接拖着凤梨来到那座房子的游廊上，试着跟那家的女主人攀谈，但人家并不想买凤梨。玉珍试过了所有的法子，最后只得决定开诚布公地与阿皮科拉谈谈，可她刚要付诸行动，却本能地觉得这位大个子夏威夷女人会同情那位一直养活着那孩子的同胞，而不是同情孩子的亲妈。再往深里说，玉珍觉得基莫倒是愿意帮忙，基莫总觉得自己除了打听消息之外什么也干不来。于是玉珍把光着膀子的大个子男人拉到一边说：“打听打听那些是什么人。”
“用不着打听，”基莫简单地说，“那是克罗罗?卡纳克阿总督的房子。”
“打听那个伯爷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好吧。”基莫嘟囔着，他往弹子房走去，没过多久就回来说：“有一天，总督在码头上，一艘船开过来，上面有个男婴，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孩子，于是总督说：‘我带走好了。’于是他就这么做了。”基莫耸耸肩，好像在说“简单吧？”说完，他突然明白了玉珍意欲何为，“那孩子是克罗罗家的！”他警告说，“他喂他吃喝，他把他养大。”
“可他是伯爷，”玉珍反驳道，“他是我的。”
“当然没错！”基莫赞同，“他是你生的儿子，但是他属于总督。”
玉珍耐心地分析着，试图动之以情：“我并没有把孩子送给总督。我把那孩子送给你，帮我抚养，直到我回家。”
“但是谁来养孩子有什么区别？”基莫回敬道，“那孩子有家，有爱他的父母。还有人陪他玩，吃的也足够。有什么区别？”
“我想让他长大后成个华人。”玉珍争辩道，由于紧张而吼了起来。
“我不明白。”基莫懒懒地说，“我小时候，我父亲总是收留两三个从船上逃下来的水手，藏在我们家的田地里。瑞典人、美国人、西班牙人，哪儿来的都一样。有时候，他们跟我的姐妹有了孩子，现在那些孩子都在哪儿？我不知道，我的姐妹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夏威夷人？谁在乎这个？”
玉珍觉得自己跟基莫说不清楚，明知不妥，还是把阿皮科拉也拉了进来，正如她怀疑的一样，大个子夏威夷女人本能地站在了男孩的夏威夷母亲那边。
“你必须想想总督的妻子现在有多爱那孩子。”阿皮科拉说。
“但是她自己有六个孩子！”玉珍绝望地吼道。
“他们不全是她自己的！”阿皮科拉得胜似的说，“有些是人家扔在大街上的，有一个我知道是从茂宜岛捡来的。”
“我要把我儿子要回来。”玉珍固执地说。
“伯爷！”阿皮科拉警告她，“他不再是你的儿子了。”
玉珍不明智地说：“那，另外四个儿子也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阿皮科拉柔声说：“不是啦，伯爷，他们不光是你的儿子，他们也是我的儿子。”她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讲清楚夏威夷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多么松散，儿子不是由血缘决定，而是由爱来决定的。从来不曾有哪个孩子被人遗弃。有些最感人的夏威夷故事，讲的就是些农妇听到被阿里义扔在海边的女婴的哭泣声，便救了那孩子，并视如己出，战争来临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其他大事，女婴长成了绝世美人。这种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发生。阿皮科拉没有能力把这些都讲给伯爷朋友，但是她补充道：“在你所见过的所有夏威夷家庭里，总有一个孩子是哪里捡来的。一位朋友把孩子送给了那户人家，就是这样。”
顽固的玉珍还是重复着她的问题：“那我的儿子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不光是你的儿子。”大个子阿皮科拉也重复道。在小个子中国女人的心目中，客家人的家庭观念根深蒂固，而她的大个子夏威夷朋友是在一种更加柔和的亲情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玉珍瞪着阿皮科拉，两个女人都将自己族群的标准视为唯一，谁也不肯让步，但像往常一样，大个子夏威夷女人首先提出和解：“当然，伯爷，咱们两个当妈的，有四个儿子也够了。”大个子女人很有说服力，连玉珍也放弃了刚才提出的想法。她觉得正是因为如此，夏威夷族群才慢慢濒临绝种，华人才人丁兴旺。她没法不承认，自己儿子那四张快乐的脸庞就是爱的明证。即使儿子们游离在夏威夷的亲情和华人家庭责任的中间地带，他们毕竟也在茁壮成长着。于是玉珍由着阿皮科拉把她拉进怀里，由着她珍爱，仿佛自己是对方的女儿，而不是平辈的朋友。接着，大个子女人说：“既然咱们已经心平气和了，就一起去见见总督的妻子吧。”
阿皮科拉、基莫和伯爷镇定地沿着努乌阿努大街，向着布列塔尼亚大街走去，然后转向钻石头山，来到总督的大房子跟前。阿皮科拉柔声说：“我来说话。”接着，她仿佛是努乌阿努的芋头地派到布列塔尼亚大街法庭的特使一样，对总督的妻子解释道：“伯爷觉得你的老七是她的儿子。”
“可能是，”克罗罗总督的妻子很容易就相信了，“我丈夫是在船上找到他的。”
“伯爷想把他带回去。”阿皮科拉柔声说。
总督的妻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哭了起来，最后她静静地说：“我们把那孩子当作自己的。”
“看吧。”阿皮科拉说，结束了对话，因为已经无须再说。
但是玉珍才刚开始说：“我感激你为那孩子做的一切。他看上去很干净，很聪明。但他是我儿子，我想……”
“他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总督妻子说。
“他是我儿子。”玉珍还在挣扎。她感觉自己被卷入了一团乱七八糟的泡沫。她可以把它推到一边去，但是那堆泡沫总是回来，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三个大个子夏威夷人压在她身上，用爱扼住了她的脖子。
总督妻子又在说：“但是我们拿他当自己的儿子看。”
“如果我上法院，法官会怎么说？”玉珍威胁。
现在总督的妻子和阿皮科拉都哭了起来，总督妻子说：“没有必要弄到法官面前。阿皮科拉说你有四个儿子在身边。为什么不把第五个留给我？我们非常爱他。”
“他是我儿子。”玉珍固执地抗拒着，但是这句话对三个夏威夷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显然，这个人见人爱的男孩是什么人的儿子，这件事的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这个瘦小的中国女人的理解能力。
这时候，总督本人走了进来，他是个身材高大，面目英俊，年近五十的男人。他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十分慷慨，先是听阿皮科拉，然后是自己的妻子，最后是玉珍说完了来龙去脉。
他开口说道：“你就是那位伯爷柯苦艾？”
“是我。”玉珍回答。
“夏威夷人人都欠着你的情，柯苦艾。”他郑重其事地伸手过去。然后他回忆道：“那是八年前。我因某件公务去了码头。那时我还不是总督，刚从茂宜岛过来。这艘船开进来，下来个水手，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他说：‘